我国的丝毛麻纺织均历史悠久，棉纺织则产生较晚。南宋，棉花始由中亚移植陕西何由海道移植闽广，但并未形成棉纺织中心。元代元贞（1295—1297）中，黄道婆自海南岛回到江苏松江的乌泥泾传授黎族的棉纺技术，汉族的棉纺织业才发展起来。
棉纺织有扎花,纺纱，织布三个主要工序。扎花即除去棉籽，黄道婆之前，松江是用手工剥去棉籽，别地也有用辗轴赶出子粒，都很吃力。黄道婆教人们做成搅车，单架，高1.5尺，上下装两个木滚轴，相对而转，将棉籽挤出。要用两人各摇一轴，又一人喂棉，效率比辗轴高数倍。明代的搅车仍如元式，只是改为一人操作。清代改称扎车，用三脚架，高3尺，有径3寸和1.5寸滚轴一对，水平放置：大轴木制，用手摇，外旋：小轴铁制，用脚踏，内旋。利用两轴摩擦力，转速和旋向不同，将棉与子分开，子落于内，棉出于外。这种扎车一人操作“日可扎百十斤，得净花三之一”，尤以太仓式扎车出名，一人可当四人。只是这种扎车好像应用不广，只限于松江，太仓，上海一带。
轧去棉籽的棉花，古代称为净棉，现代称为皮棉或原棉。净棉在用于手工纺纱或作絮棉之前，需经过弹松，称为弹棉。弹棉过程中也能去除一些杂质。弹棉的实质是利用振荡原理进行开棉和清棉。弹弓和弹椎是弹棉的工具。最初的弹弓是小弓，不用弹椎。这种小弓是线弦竹弧的小竹弓，弹力轻微，用手指拨弹。14世纪初，出现了4尺长的大弓，是竹弧绳弦，这种大弓弓身长，需用弹椎击弦，弹椎一般用质地坚硬而沉重的檀木制成，两头隆起如哑铃状，弹棉时两头轮流击弦。用弹椎击弦代替以手拨弦，加大了冲量，增强了弹弓对原棉的振荡作用,提高了开松效率,是弹棉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到了明代弹弓又有改进。《农政全书》绘出了“以木为弓,蜡丝为弦”的木弓。这种弹弓弓背宽，弓首伸展，当弓弦振荡时，接触棉花的空间增大，弹棉效率更高。但此时的弹法，仍是左手持弓，右手用弹椎击弦，很费力气。《天工开物》中介绍了悬弓弹花法，用一根竹竿把弹弓悬挂起来，以减轻弹花者左手持弓的负担,仍用右手击弦。到了清代,弹花者把小竹杆系于背上,使弹弓跟随弹花者移动，操作较方便，但增加了弹花者的负担。古代利用弹弓开松原棉并清除其中的一部分杂质，较近代上采用的角钉、刺辊、打手等剧烈的开清棉方法有优越之处，现代探索中的振荡开棉技术，正是这一古老技术的新发展。
元时纺棉除沿习使用手摇单锭纺车外，已开始改用脚踏3锭纺车纺棉纱。脚踏纺车始创于东汉前,供并拈丝麻之用。脚踏纺车轮径影响锭速，并拈合线时轮径尽可增大，而纺棉时锭速受纤维充分条件的限制，故轮径必须适应纺棉纱工艺的要求。改革脚踏纺车使适于纺棉,就是从改小轮径着手的。元时单人纺3根纱，必须先卷制棉条。用棉条纺纱是纺纱工艺发展中的又一大贡献,它使纺纱前的棉纤维排列较为整齐,有利于成纱的匀细。用无节细竹或高粱杆等作，把弹松的棉絮平铺桌面上,用手将棉絮卷于上,制成8～9寸长的中空棉条明时又改用擦板制条,《天工开物》称之为擦条。
纺车的革新，是由手摇改为脚踏，可以解放右手，加多锭数。宋时，有脚踏5锭麻纺车，又有人蓄力传动的32锭大纺车和水力传动的大纺车，代表了宋代的水平。但是由于棉麻纤维的不同，这些纺车并不适用于棉纺。棉纺用的，还是手摇单锭小纺车。
明清以来，农家小户还多是手摇单锭小纺车，棉纺发达地区单人纺车仍以“三锭为常”，只有技艺高超的松江府纺妇“进为四锭”，而当时欧洲纺纱工人最多只能纺两根纱。清末，在拈麻用“大纺车”的基础上,创制出多锭纺纱车。3人同操一台40锭双面纺纱车，日产纱10余斤，成为中国手工机器纺纱技术的最高峰。多锭纺纱车的纺纱方法是模拟手工纺纱，先将一引纱头端粘贴棉卷边，引纱尾部通过加拈钩而绕于纱盘上，绳轮带动杯装棉卷旋转，引纱则向上拉，依靠引纱本身的张力和拈度，引纱头端在摩擦力作用下，把棉卷纤维徐徐引出，并加上拈回而成纱。
棉布分本色棉布和色织布(包括提花布)两大类，在各种型式的织机上织造的本色棉布，是中国棉织物的最初形式。宋元之际,中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松江一带的“乌泥泾被”传遍大江南北各地。宋元时期的棉布仍以本色平纹为主，幅阔1市尺左右,质量相当于今天的白细布。
织的主要工具织机，因为我国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丝绸制造技术，用于织棉布的投梭机，绰绰有余。只是一直在明清都没有改革，到了20世纪初，才有手拉机和铁轮机引进。
明代是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最兴盛的时期。当时棉布已十分普及，中国衣着原料舍丝麻而取给于棉。历年出土的明代棉织物十分丰富，其品种、规格则与元代相仿。可见长期以来棉布生产仍是沿习在脚踏斜织机上以双手投梭织成,故布幅均约尺余,未有改变。明代棉布产量较多,除自足之外尚可出口。清代后期“松江大布”,“南京紫花布”等名噪一时，成为棉布中的精品。但是，明清时代的棉纺织业主要还是以农户分散生产为主，比较大的工场——机房，大多出在丝织业。
再来看看棉纺织的劳动生产率。先看纺纱，单锭纺车抽绪只一条，每人每日可以纺五六两纱。三锭脚踏纺车每人每日可以纺十余两。而织布则大约一日可出一匹，布幅面有宽狭，但多在0.90--1.15尺之间，长度在16--32尺之间，大体上每匹长2丈左右。据史料记载，大约每匹重17--18两（1.1斤多一点，每斤16两），接近近代上海的标准土布，宽1.2尺，长20尺，重一斤四两，即20两。也就是说，为供应一日织布，需要3.5到4日来纺纱。加上扎花弹棉等工序，一个劳力织一匹布，共需七天，光绪年间，可以赚钱大约100文。
当时的投梭织机的效率大约只有后来拉梭织机的一半，只有我国近代纱厂所用动力机的十六分之一。而纺纱的效率就更低了，只有近代纱厂所用的英式纺纱机的八十分之一。在一些商品布的集中产区，如苏松地区，差不多每一户农家有织机一至三架，纺车人手一具，一般人家年织布100——200匹。一个五口之家，每年自用布不过10余匹，显然是商品化生产。按户产销100匹以上算，年收入约万文以上，折合白银总在10两以上。
康熙年间，棉价大约是每斤0.027两，而布价是每匹0.2~0.3两大约三斤棉可得一匹布。1840年，全国产棉量大约800~1000万担，其中用于织布和絮棉的大约各占一半，棉布消费量大约6亿匹（折合标准土布，每匹重20两，宽1.2海尺，长20海尺）。乾隆末年，每匹价格大约200~400文，大约合银三两左右。全国年人均面部消费量为1.6匹。出口外销布由广州出口，大约合每匹0.49两。而在明代，每匹布价大约是一钱五六分（0.1两）。
当时的物价是：1840年之前，江南米价大约是每石2两银子，谷价大约是米价的一半，麦价是米价的七成。这里的每石应按150斤计算。而在明末，每石米价不过1两银子。乾隆年间，雇工的工钱大约是每月3000~4000文，2~3两银子。明末则雇工合盘费工钱吃米柴酒每月大约一两。
也就是说，不管是明末还是清初，雇工的月收入约等于1石米。折合现价，大米每斤1.2元，月收入当在150元到200元人民币之间，还是挺困苦的。明末户均纺织收入10两左右，也就是18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也就建立在农户自己有米粮收成的前提下才可以勉强度日。所谓的松江富庶，也就是个古代极低生活标准下的相对概念，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向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