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苏轼和苏澈的官途之路并没有眼下这么顺利。

嘉佑二年，苏轼和苏澈登科及第之后，并没有留在京城等候吏部的派官，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眉州，因为他们的母亲程氏去世了。

有宋一朝，凡是父母去世，官员一般都是要丁忧三年，苏轼和苏澈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却遭遇此事，不得不说也是天意难为啊！

等到嘉佑四年九月，苏轼和苏澈守孝之期满后，二人方才离开眉州老家，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城。三月，经过吏部筛选，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授予河南府渑（mian）池县主簿。

但是苏家两兄弟没有前去赴任，当然不是因为嫌弃官职小，而是因为朝廷在明年要举行一届制举，欧阳修知道后，便同天章阁侍制杨畋，一同举荐了苏家两兄弟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

与贡举不同，制举大约起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的特殊考试。

唐朝门阀势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有唐一朝制举非常兴盛，但到了宋朝，由于科举制的不断规划，作为补充的机制，制举的规模就越来越小了。

同贡举相比，其一，制举的举办时间不固定，贡举在宋仁宗登基以后，基本上是两年一届，而制举需要皇帝下诏才可进行。

其二，对应试者有身份限制，制举面向全天下的士子，而贡举仅限官员报名，而且必须有至少两位大臣的推荐才行，就好比现在的保送在职研究生。

其三，录取的比例很低，宋朝的科举考试，动辄录取上千人，而反观制举呢？可是说完全是另一个极端。终两宋之世，只举行过22次制举，而录取的人数只有区区41人。

不过既然是为了选拔特殊人才，那么自然还是物以稀为贵的好。

宋朝的官员很多，所以参加制举的也很多，为了确保极高的淘汰率，制举的流程可以说是能够虐死人。

考生需要过三关，第一关称为“进卷，”考生需要上交五十篇策论，没错是五十篇，不是一篇两篇，而后交由两制官员包括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负责评分。

一篇写的好不行，两篇三篇也不行，而是要五十篇写的全都好，文辞足够优美，逻辑够清晰，能够拿到“次优”及以上的分数，方可进入第二关。

第二关称为“阁试”，因为考试地点设在秘阁而得名，属于制举的初试环节，考试内容是写六篇试论，每篇五百字以上，要求一天之内完成。

主题考察经史的内容，重点考察考生的涉猎是否广泛，当时的士子普遍认为这一关是难度最高的，因为进卷的五十篇策论可以提前写，反复修改。唯独阁试及其难，经史浩如烟海，鬼知道题目从哪一本书里面出，而且一天之内要写六篇，所以这不是考试，简直就是炼狱。

本届制举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顾名思义，就是想选拔有见识有胆魄的饱学之士。

苏轼和苏澈对这方面恰恰是极为擅长的，所以两兄弟顺利的通过了前两关，上百名官员参加考试，最终通过第二关的只有四人。

嘉佑六年八月，第三场考试“御试”在崇政殿如期举行。

宋仁宗亲自出了一道题目，即“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弊政尚多”简而言之，说来说去还是三冗问题。

苏轼认为其根源在于辽和西夏，再者就是后宫。

辽国和西夏兵锋正强，宋朝干不过人家，所以这方面没有作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宫是可以加以控制的。

宋仁宗后期为了生儿子，后宫的开支很大，苏轼认为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先拿后宫开刀。

还有就是“军冗而未练”，苏轼认为冗兵的根源在于“将不足恃”，能力不够，就拿人数来凑，长此以往岂能不冗。

至于冗官，苏轼认为朝廷应该改革考察官员的方式，使得“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

苏轼的解答恰到好处，说到了仁宗的心坎里面。

但这次科举最大的看点不是苏轼反而是寡言鲜语，素有敬心的苏辙。

一样的策问，血气方刚的苏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开篇就说宋仁宗这些话是“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就是说宋仁宗你这话说得一点诚意都没有。

紧接着，苏澈将宋仁宗给狠狠的批了一顿，指责他“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并劝谏宋仁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自欺欺人，除此之外，苏辙还连带着把宰臣、三司使也骂了个遍，正所谓雨露均沾，一个也没落下。

当苏辙把这份六千字的答卷交上去的时候，感觉很是酣畅淋漓，但随即又心生一丝悔意，爽是爽了，可自己的仕途只怕也就此止步了。

俗话说得好，冲动是魔鬼，不容你后悔。

就连苏辙本人也没有想到，围绕他的这一篇答卷，下至阅卷官，上至朝堂重臣，甚至宋仁宗本人也参与到了其中，竟然争执，纠结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争论的焦点倒不是如何治这位考生的罪，毕竟因言路获罪并非大宋朝的惯常作风。

负责初评的是清谨忠实，内刚外和的胡宿，既有渊博的知识，又不乏刚毅的性格，他认为苏辙应该直接罢黜，为什么呢？因为苏辙跑题了。

苏澈说宋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事实上，宋仁宗在宫闺生活上面是比较自律的。

苏辙后来自己也承认，当年之所以这么写都是听信了道听途说之言。

一个官员如果将道听途说的事情信以为真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其直接黜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另一位阅卷的官员也是同胡宿一样的看法，但是到了复试的时候，司马光认为这位考生“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取”。司马光认为不仅要将他录取，而且要列为头名。

范镇认为头名有些过，还是以最常见的四等录取最为妥善，司马光最终做出了让步，同意范镇的意见，但是一根筋的胡宿却是依然不同意，同司马光和范镇争执不休。

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苏轼的这篇文章很快就被传到朝堂上去，一时间朝堂也是议论纷纷。

鉴于双方分歧太大，朝廷决定打破常规，重新安排考官进行评叛，最终采纳了胡宿的建议，将这名考生黜落，并且交由宋仁宗最终定夺。

宋仁宗拿到后也很是为难，但好在司马光说了一番肺腑之言，宋仁宗于是对群臣说道：“尽管这篇文章里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辞，但瑕不掩瑜，不应该求全责备，再者说，朕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朕，进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

最终宋仁宗一锤定音，结束了这场持续半月之久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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