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出现的年代要比《史记》早，人物描述比更早的《春秋》贴近人性，所记载的上古时期的很多事情与甲骨文铭刻的相符，很多人认为《竹书》更贴近真实的历史事实。

部落的政权交接，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是暴动,是一个部落推翻另一个部落的暴烈的行动。相信上古政权交接是禅让的，只能说太傻太天真，于是从古至今儒家制造出一大批的腐儒和书呆子。

那么为什么儒家要美化上古时期血腥的宫斗呢？那是因为儒家提倡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所以需要一个范本，于是上古时期和西周王朝就是榜样。其实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那个时候都是部落联盟，部落首长有权利分配部落的土地，部落之间为水草争夺都是血淋淋的，哪里来的温良恭俭让？就是你愿意你的族群也不愿意啊。后世的那些村落为争夺水源都是整个村庄的人械斗，每次不得打死几个？

大家可以看看部族战争的历史，部落盟主交替的时候哪次不是杀得血流成河？像后世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大军，这种种族灭绝事件都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锡安便不禁凄然泪下。

在河边的柳树上，我们把竖琴挂了起来。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喂，给我们唱首锡安歌吧！”

但我们身处外乡异域，怎能唱耶he华的歌呢？

……

这是收录在《旧约圣经》里的一首诗，这诗很像民歌民谣，像一首低沉的小调，一群背井离乡的人，忧郁悲怆而低沉的声音，把一种心底里的痛苦、凄凉和着泪水低泣哭诉，勾画出那些被掳漂泊他乡的心，诉说那寄人篱下的悲怆，这是一首被掳后的部族的作品。

公元前588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攻入犹太王国，围困耶路撒冷18个月之后，攻陷该城，夷平城墙，劫掠、焚毁所罗门圣殿，昔日繁荣的耶路撒冷变成一片废墟，成千上万名犹太王国的王室成员、祭司、贵族、工匠被俘虏到巴比伦。史称这一历史事件为“巴比伦之囚”。

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身为奴隶，处境悲惨，他们渴望着有一天大卫王的后裔中出现一位弥赛亚（救世主），帮助他们摆脱苦难，复兴故国，将耶路撒冷重新赐给以色列的子孙，并重建圣殿。

公元前586年，奴役者命令流放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一起唱歌。但此时此刻犹太人哪有心情唱歌，因为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已被敌人占领，要唱的话，也只能是大声唱出自己的心声——自由。国王命令乐师为其演奏，乐师们宁死不屈。国王大怒，把这些人的双手都砍了。他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彻夜哭泣……

后来前联邦德国的波尼姆把这首诗改编，谱上曲子，于是有了风靡世界的歌曲《巴比伦河》。歌曲的演唱者是波尼姆 (Boney M)演唱组，是七八十年代十分受人瞩目的一个演唱组，乐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西印度群岛，有的来自牙买加。这首歌引领了1970年代末中国青年一代的“时尚旋风”，启蒙了那个时代的“喇叭裤舞会文化”。大约在79年10月3日，《巴比伦河》的原唱组合BONEYM在上海大剧院举办演唱会，大获成功。

这首音乐的旋律极其优美流畅，节

奏明快奔放。但是当我们随着那轻松、恬静、安祥、流水般的乐曲，想象和回味着背井离乡的犹太囚徒正身处逆境、漂泊异国他乡的滋味，仿佛看到一幅残忍凄凉的景像：正处于生不如死、水深火热之中的犹太人，仍在苦苦的思恋着自己家乡的小溪、绿野、田埂和稻香……

音乐作者运用天堂、理想国和离乡的人们作比较，与人们的悲伤形成鲜明的对比。坐在巴比伦河畔，伤心的人们似乎在泣诉：巴比伦河啊，你静静地流淌，夜色是多么安祥，可是你哪里知道，就在你的身旁，我们被迫害的异乡人有多么的凄凉，愿主也能知道我们的心声，我们的祈祷和冥想……

当我们想起了家乡。

来到巴比伦河边，

我们坐在你身旁。

我们哭泣又悲伤，

当我们想起了家乡。

邪恶的敌人把我们虏掠到这里，

还强迫我们把歌唱，

我们怎能唱得出圣歌来，

在陌生的异国他乡……

悠悠数千载，人生长恨水长东。无数的民族已悄然湮灭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谁记起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他们曾经唱起的那首古老的歌谣。而犹太人，如果不是《圣经》，如果不是他们顽强地把自己的文明传承保留至今，有谁会知道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些被掠至巴比伦河畔的犹太人的无助的哭泣和悲伤?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了战乱的重创与炮火的洗礼，浴火重生，绵延至今，屹立不倒，依靠的是什么？“仁义而已矣”？如果没有历代仁人志士,愤然而起于陇亩之间，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我们民族的血脉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也许早就断绝，成为“巴比伦之囚”。

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从什么时候开始丢失了？北宋！于是北宋的两个皇帝有幸成为坐井观天的“巴比伦之囚”。

汉唐时期尚武精神浓厚，军人地位颇高，汉代封狼居胥是每个男儿毕生向往的目标，游侠生活成为少年的梦想，到了唐朝重武轻文达到顶峰，唐朝杨炯诗曰：“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很直白，书生地位低，还不如军中的百夫长。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可是他为提防手下武将像他那样“来一下，创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国策，文臣和武将的待遇差距很大大，直接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则高高在上。实行的军事领导体制往往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而为了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以免去武将专权对大宋根基的影响，于是朝廷将军队定期更换驻地，以让兵不知将。

这种以文制武的国策，全社会重文轻武，使得军人社会地位极度低下。唐朝实行的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府兵制兵役制度，而宋朝主要实行募兵制，招募对象多为灾荒饥民，宋朝政府对此法十分推崇，认为“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潜在的反抗者变为拱卫朝廷的士兵，可谓一举两得。个人一经应募，终身为伍。

北宋规定新兵入伍，即在脸部或手臂 刺字，以标明军号，还可以防止士兵逃逸,因为官府可凭刺字逮人。虽然罪犯文刺与士兵文刺不同，目的是区别罪犯及士兵和一般人不同。但是古人极重

孝字，所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损伤。”有谁愿意在自己肌肤上刺字？难怪“有不肖子弟从军，父老亲族而不齿之。而现在骂人的话“赤佬”即脸上刻有赤字的士兵。所以一般人耻于从军，从军者大都是出身低贱的人，在当时的人看来士兵的地位和罪犯相差无几。真不知这么自卑的军队还怎么发挥战斗力，自卑导致的直接后果“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

北宋名将狄青为兄顶罪充军，所以他脸上刺有黥文，他是从普通一兵干起，凭自己血战沙场积战功成为枢密使（大宋最高军事长官）。从狄青的遭遇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多么地鄙视从军的。

一次，狄青赴枢密院同僚韩琦的宴会，席间为狄青斟酒的陪酒妓*女竟然当场出言不逊，“劝斑儿一杯”，狄青脸上有刺字，故轻浮地叫狄青斑儿。还有一次，狄青宴客的时候，邀请了一位文臣刘易，宴会上“优人以儒为戏”，刘易认为这是狄青授意的，勃然而起，摔碎了盘子，破口大骂，“黥卒敢尔？”闹到狄青还要给他陪不是的田地。

狄青武将出身做了枢密使，这回不是皇帝反对武将专权，反而是手下的文臣一个个排着对反对，文臣如欧阳修等人轮番上书，一定要罢免狄青。爱才的宋仁宗说狄青是个忠臣，替狄青说话，文臣文彦博淡淡地说道“本朝太祖也是周世宗的忠臣”，把宋仁宗说得哑口无言。最终宋仁宗没有抵住一帮文臣的逼迫，在狄青担任了四年枢密使之后，将狄青外放陈州。

宋朝长期实行文官政治，不遗余力地打压武官，宋人称“近时文士鄙薄武人过甚，指其僚属，无贤不肖，谓之‘从军’。”神宗朝时期枢密使文彦博和神宗有一段对话很精彩：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意这里的士大夫不包括武将，也就是说治理国家武将没有份，武官只是文官的跟班而已。

尚武精神的缺失的结果就是金军攻入东京，宋徽宗、宋钦宗、赵氏皇族、后宫宾妃等三千多人被俘虏。

宋徽宗、宋钦宗等人被金军俘虏后，一路北上。历经一年半后到达上京会宁府。宋徽宗、宋钦宗等人原以为着金国对待俘虏的方式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宋朝是就是以不错的待遇对待俘虏的，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迎接他们的却是“牵羊之礼”。虽说“牵羊之礼”在当时的金国中只是一种受降仪式，但是对于宋徽宗、宋钦宗等人却是莫大的侮辱。

“牵羊之礼”要求俘虏脱掉上衣，赤裸着上身，再披上羊皮，脖子上系上绳子，像羊一样被人牵着走，寓意着俘虏像羊一样任人宰割。宋徽宗、宋钦宗等人不论男女老少，全部要求脱掉上衣，袒露着上身，然后再把羊裘系在腰间，用布条拴住双手。一个接着一个用绳子串联着绑在一起。由人牵着，御林军在前面，俘虏们在后面跟着，从南城南门一路牵到北城北门。

女真人骑着马，宋徽宗、宋钦宗等人就像羊一样被牵着。到了祖庙后，先由金国皇帝、皇后*进祖庙跪拜祖先。然后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在帷幕外行降礼，其他的宗亲在庙门之外行跪拜之礼。行礼结束后，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跪拜着接受金国皇帝的发落。最后金国皇帝宣布诏赦，降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候。

在“牵羊之礼”中，宋钦宗皇后忍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而亡。直到1130年金太宗封其为贞洁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