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宣命令按照之前的约定，派遣卫兵将道士许迈等五人送到白马寺削发为僧。另外，焚伪经十五部，天师道观、田产全部没收，境内黎民不准信奉天师道，禁止炼制和贩卖五石散和长生丹药，天师道的道士可以改修内丹法。成立宗教局，境内所有的人没有经过政府的同意不能出家做道士，不能成立任何宗教团体。

佛道之争落下帷幕，法和带来法常等人的请求，要求在南阳和荆州等地建立寺院。对于这个问题刘丹和襄阳几个大佬一起讨论佛教的问题，法和作为有关方列席会议。因为刘丹印了不少佛经，大家对于佛教也算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佛理是说得不错，不过佛教徒不事生产，乞讨为生，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可不是好事。

习嘏道：“道士说佛教徒不蚕而衣，不田而食，不娶妻养子，长此以往，国灭人绝。佛教花费巨大，却对国计民生无丝毫益处，比任何灾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话也不全是谬误啊。现在很多人落发为僧不是为了修行，也不好好作功课，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还有一些作奸犯科之辈为了躲避朝廷的刑法，逃进庙里，让寺院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这可不是好事啊。”

对于佛教传播带来的社会问题，法和也都知道。天师道说僧徒不蚕而衣，不田而食；兴造佛寺，苦剋百姓，使得国空民穷，是谓“破国”。这种看法，应该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乃是寺院过度发展、僧徒冗多秽杂的一种反映。东晋以来，类似的指斥屡见不鲜。

刘丹知道后世的东晋权臣桓玄就曾斥责僧徒狠杂，骄奢自悠，寺庙、佛像竞为奢侈，“天府以之倾匾，名*器为之秽默。”甚至寺庙成为避役者和不逞之徒的通逃数。故下令沙汰僧众。即便慧远，也不能不承认“佛教陵迟，秽杂日甚，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刘宋、萧齐时，朝廷都曾下令沙汰僧人或禁止出家、禁止造寺铸像。即使僧佑，也曾于永明年间奉救人吴料简僧尼。所谓“料简”，即淘汰其冗杂之意。此种寺庙、僧尼畸形发展以至妨碍经济、甚至蠢害政治的现象，适足以成为道教人士攻击佛教的口实。

历史上出现过灭佛的事情。他们分别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太武宗灭佛，北周武帝灭佛，跟后来的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由于其中三位帝王的谥号或者庙号都带有武字，所以史上称之为“三武一宗灭佛”。

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教的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另外，由于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时，导致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中国佛教史上所谓

“三武一宗”之难，也就是这种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灭佛两年后，如日中天的太武帝，竟被宦官杀死，年仅44岁。他两个儿子也相继死于宦官之手。452年文成帝继位后，即挽回祖父的错误，再兴佛法，云冈石窟就是他下诏建造的。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不过灭佛的报应也来了。次年六月北伐突厥，大军齐至，武帝暴病而亡，年仅35岁。北周灭佛，祸不止此！19岁太子宇文赟继位，残暴荒淫，次年就让位给6岁的儿子，自己专于后宫纵欲，22岁病死。幼子继位，大权落于其外祖父杨坚之手。581年杨坚废北周，建隋朝。不到两年，就灭绝了宇文皇族子孙43个家族，其余宇文宗室基本被遍杀无遗。

唐朝后期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会昌五年三月，唐武宗敕令不

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大唐盛世，也是佛法的盛世，唐朝后期衰落，佛法依然深入人心。武宗灭佛大失民心，有的藩镇节度使根本不执行，竟说：“天子自来毁拆焚烧”。政乱中初有安定，社会稍有好转的“会昌中兴”，在四起的民怨中日渐消退。次年民间即传出武宗灭佛折寿10年、阴曹索命之说。不久武宗突然病死，年仅32岁。

后周世宗柴荣继位的第二年，955年五月，下诏大毁佛寺。境内佛法寺庙，除了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它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

佛法兴盛的年代，许多人不敢毁佛像，柴荣开释说：“佛是佛，像是像。佛连身上的肉、眼都能施舍，砸佛像铸钱，佛也会同意的”。镇州（今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大悲寺有一尊铜制大观音菩萨极为灵验，去砸佛像的人都折断手腕而死，无人敢再动。柴荣亲自用大斧子砍毁菩萨胸部。禁军统帅28岁的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和他弟弟16岁的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正在一旁，见证了这段历史。柴荣当晚发病，胸生恶疮。

柴荣以前曾梦神人送给他大金伞加《道经》一卷，之后才得天下。发病当晚他又梦见那个神人索走了金伞和《道经》，他惊醒后说：“吾梦不详，岂非天命将去耶！”不久，胸疮溃烂而死。时人传为毁佛砍像之报。

刘丹对于这些历史非常熟悉，当然不会重蹈覆辙，遂对法和道：“佛理博大精深，不容易学进去。一般人敬佛烧香只是求个平安，所以僧人太多，鱼龙混杂，很多人只是混日子，长期下去对于佛教也不是好事。我们这样规定吧，一个县只能建1-2座寺院，按照县的大小僧人的数量在30-50之间。州郡里的寺院可以有3-5座，人数可以多一些。僧人不能随意出家，政府给僧人发放度牒，没有度牒的一律视为违法。

在城镇里的寺院政府可以给你们每月发放口粮，帮助你们修行。在深山里修行，化缘困难的，每个人可以给你们一定的田地，你们可以自己耕种，自给自足。这样人家就不会说你们不劳而获。

佛法博大精深，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学习佛经，而且需要师父带着才能学好。你们可以在襄阳办一所佛学院，专门培养法师人才，将来毕业出来可以给各个寺院作主持，要不然主持自己都不通佛理，如何能统理大众修行？今后的寺院管理制度，都按照《百丈清规》来执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