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玲上任后第一次作报告，就让她碰上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准确地说，是碰上一对贼溜溜的目光，起码在她看来是这样。
那天会议室一派肃然，社科院的夫子们在台下正襟危坐，表情木讷而恭敬。社科院已经很久没开这样的会了，老书记长期卧病，不理朝政，上级派这位副书记来加强领导，大家都有点新鲜感，何况这位副书记是个只有三十几岁的女性。
老实说，对于官员们的讲话，这些夫子们向来不是太感兴趣。他们都是某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平日只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但偶尔开一次这样的会，他们也不讨厌，就算换换脑筋，轻松一下。听这样的报告，他们注重的不是讲什么，而是怎样讲。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官员讲话内容都是一样的，无非是一些官话套话废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但从这些官话里你仍能分辨出官员们水平的高下。就像当年听样板戏，同一出《沙家浜》，一样的词，不同的演员唱，差别就大了。当官的自然要讲官话，对这一点夫子们是很宽容的，你不能要求他们讲一些专业水平很高的话，这没道理。他们就是用听样板戏的心情来听韩玲讲话的。
应当说，那天韩玲的报告还是叫大家赞赏的。韩玲的讲话多是从文件上和报纸上来的，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她讲起来没有拼凑之感，而且口齿清楚，用语严密。夫子们便在心里喝一声彩：“熟练！”其实他们不知道，韩玲是很能讲的，当初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讲台上讲了五年哲学，后来调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时常给省委领导开办理论讲座，再后来调省委组织部当办公室主任。几年的官场生涯使她更加沉稳，只是讲话的语调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是清纯的学院气，现在增加了一些官声官气。这种转变是自然完成的，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夫子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别扭，只是吃惊她这么年轻就已这么老成。她的老成从穿衣裳也可以看出来。韩玲穿一套浅灰色西装裙，西装的样式也有点老旧，这样的颜色和式样，五十多岁的女性也可以穿。对她的讲话和打扮，社科院的夫子们没有任何挑剔，她当然只能这样。可是他们的神态只能是恭敬的，尽管没有任何亲切感。
对夫子们恭敬的目光，韩玲也同样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在组织部几年，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目光。平日到组织部来的干部，大多牵扯到升迁调动，即使正常的工作来往，他们的神态举止也都是恭敬的甚至是拘谨的。他们有不少是厅局级干部，但即使看到组织部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同样表现得十分谦恭。现在韩玲把夫子们恭敬的目光，看成是学者的教养。当然是教养，到底是些有学问的人。讲话时，她几次看到有些老夫子轻咳时都赶紧掏出手帕捂住嘴，把痰咳在手帕上仔细包好放在裤袋里。这不仅让韩玲满意而且让她有些感动了。
但这时韩玲发现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那是个男人，可他的头发比女人的还长。他随随便便地坐在最后，一只胳膊搭在另外的椅子上。韩玲开始以为他是个杂务人员，但后来发现不是，他一直坐在那里听她讲话。一对眼睛直直地看住她，带点轻视和漫不经心，还带点儿新奇和欣赏。她实在无法准确形容和判断他的目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决没有那些上了岁数的学者们的恭敬。他的坐姿和目光让韩玲很不舒服，她老觉得那目光有点贼溜溜的邪气，这样的目光在社科院的会议室里显得十分不协调。社科院怎么会有这种人？
那天散会后，长头发的年轻人走到韩玲身边，看着她的衣服说：“现在是夏日了。”然后吹着口哨走了。
韩玲一时气得脸煞白，这家伙太过分了！现在是夏日了，什么意思？嫌我穿得太严实？关你什么事！她真想喊住他训他一顿，可她张张嘴又闭上了。这人简直像个小痞子，真喊住他不知他会怎样让她难堪。
韩玲懂得如何保持尊严。
事后韩玲向老院长打听，才知道他叫杨川，是搞当代文学评论的。她知道这个人，报纸上常见他的名字，时常为一些文学观点和人争论，一直是文坛上的热点人物，也是社科院最年轻的学者。院长在介绍杨川的情况时，半是赞赏半是无奈，苦笑道，这人是我调进来的，古典文学功底很好，原打算带他搞六朝文学研究的，可他不感兴趣，就热衷于搞当代文学评论，凑热闹。
据老院长说，杨川是社科院唯一搞当代文学评论的。
韩玲决定先看看他的文章，就让秘书去索要。没想到杨川不给。杨川说我的文章没看头，不让韩书记费心。韩玲碰了个钉子。老院长听说了，就给她找来一些，说这小子狂得很，你看看吧。韩玲接过一堆报刊杂志，逐一翻过去。对文学上的事，她不太懂，但也不是一无所知。她发现杨川的文章内容很杂，有作家论，有作品评论，有思潮反思，有随笔，都是围绕当代文学，笔锋锐利，很富挑战性。韩玲不能不承认，杨川的文学观点虽然有不少让她不能接受，但他每一篇文章都有闪光点。他的破绽和闪光点几乎一样多，那么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评论家就是很自然的了。实在说，韩玲不太喜欢这样的文章，她是学哲学的，喜欢严谨，做人也是如此。
看了杨川的文章，韩玲已大体了解他是怎样一种思维方式了。她决定和他谈谈。她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人。
谈话是在韩玲的办公室进行的。确切地说，差不多是韩玲一个人在说话。韩玲先说了一些客气话，比如是到社科院来学习的，希望大家支持等等。然后谈到他的一些文章，表示了对他才气的赞赏和对某些观点的不同看法。后来又谈到如何做人，比如坐姿、口哨、头发什么的。末了很婉转地说：“你看你有什么想法？”杨川一直斜坐在椅子上乜着眼看她，似听非听，一言不发。这时站起来，说我没什么想法，有想法那天都说了，就是觉得你衣服穿得不合适，大夏天了，别捂得像个修女似的。韩玲也站起来，生气地说：“这么说我今天的话你一句也没听进去？”杨川愤愤地：“我的话你也没听进去，你看你穿的还是这套灰西服。”
“我穿什么衣服和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和季节有关。”
“个人爱好，这种事你以后少管！”
“我头发长短、坐姿如何，也是个人爱好，你也要少管。”
“小杨同志！”
“你比我至多大三岁。”
韩玲已气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杨川走到门口，又回转头，笑嘻嘻说：“韩书记，我并无恶意。你的身材还是很好看的，真的！”说完走了，头发一飘一飘的。
等他走远了，韩玲长出一口气，她觉得自己有些不冷静。也许他确实并无恶意，就是有点怪。要在社科院做好工作，应当有容人之量。她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衣裳，的确是有些老旧。这小子说我身材不错，该不是见我生气恭维我吧，看来要和他接近并不那么容易。
当天下班回家，韩玲没顾上做饭就拉开衣橱找衣服，找来找去没什么合适的，不是颜色太暗，就是式样陈旧。她这么多年的确没在穿戴上用过工夫，找来找去找出一件白衬衫，换上照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身材的确还可以。特别是把衬衫束进裙子以后，腰很细，胸很挺，整个人爽爽的。韩玲原地绕了一圈，似乎找回一些少女时代的感觉，暗叫一声惭愧，这么多年几乎忘了自己是个女人，连丈夫似乎也不曾留意。丈夫和她是同学，也是学哲学的，仍在大学任教，虽才三十多岁，可背已有些驼了，一副深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很有些夫子模样了。平日两人说话极少，丈夫的心思在做学问上，她的心思在工作上，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没什么生活乐趣，家中死气沉沉。好在谁也不抱怨谁，大家相安无事。
第二天上班，在社科院内迎面碰上杨川，韩玲很大度地招呼：“早！”
杨川站住了，从头到尾打量着韩玲，笑道：“韩书记到底换装啦？”
韩玲说：“还能不换衣服？”她出门时没敢把衬衫束进去，那样胸脯太招摇。
杨川摇摇头，说：“你应当把衬衣束在裙子里，效果会好些。再说，你只换了半截装，裙子换成黑色的或白色的，你皮肤很白，适合这两种颜色。”
韩玲随口说：“是吗？”就走了过去，不再理他。心想这家伙怎么啦，老盯住我的衣裳。
这一整天，韩玲都心神不宁，就是心里不愉快。堂堂一个副书记，被人挑三挑四。如果是工作，大家可以商量。偏偏是个很私人化的事，让她发火不是，不发火也不是，只觉得这人真是讨厌，看来他没把我这个书记看在眼里，他只把我看成一个女人。可是说不愉快吧，心里又有些痒痒的，什么身材不错啦，皮肤很白啦，作为一个女人，这些话其实又是入耳的。但这样入耳的话又叫韩玲感到那么遥远和生疏，以至觉得很不习惯。她已经是一个副厅级的职业女性，被人这么称赞尤其是被一个年轻男人称赞，就有一点暧昧的感觉，甚至有点被调戏的感觉。
韩玲七天没换裙子。
就是不换。
你算个什么人？你说让我换我就换？偏不换。其实她从第三天就想换了。这条裙子已穿了十多天，都有味了。往常从来没隔这么久不换洗衣裳的，韩玲虽说一向朴素随意，但总是干干净净。可是换了裙子，杨川又该认为是听了他的意见。韩玲心里别扭极了，好多天都是寒着脸，看见杨川也不理他。奇怪的是杨川也不说什么，他明明看见韩玲还穿着那条浅灰裙子，却装作没看见，低了头走开。这叫韩玲有了胜利的感觉，你小子到底闭嘴了。
那天晚上，韩玲在家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洗了很长时间，连丈夫都有些纳闷了，丢下书敲敲卫生间的门，大声喊：“没事吧？”这时韩玲已经洗好了，正擦去镜子上的雾气欣赏自己的胴体，她发现自己的皮肤仍然细腻而富有弹性，心里就很高兴，真是不错。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看着自己的身子，这么多年好像都把它忘了。这时丈夫一阵敲门，把她吓一跳，生气说：“这就好了，你嚷什么！”赶紧穿好衣服打开门，一脸湿漉漉的光鲜，只是有点慌张。
晚上睡到床上，韩玲一直在想明天穿什么衣服。平心而论，杨川说得有道理，皮肤白的人黑白裙子都合适，俏丽而端庄。可她对杨川有一种逆反心理，按他说的穿了，又让他得意。想一阵子心里又烦，这算个什么事，穿衣吃饭，随随便便，心思还是应当放在工作上。社科院的夫子们是宝贝，有的还是国宝级的宝贝人物，事前领导就交代，做好后勤，做好服务工作，让他们多出成果。明天要和老院长商量商量，如何把气氛搞得活跃一点。
天明上班，韩玲随便穿一条浅咖啡色长裤，一件黑底白碎花衬衫，走进大院就有些后悔，怕碰上杨川又让他说什么，幸好没见杨川的影子，便快步走进办公室。关上门稳定一下情绪，心里仍有些忐忑，好像做了什么错事。
后来韩玲到了老院长办公室，两人商量决定先把两室搞起来，一是棋牌室，一是乒乓球室，休息时间可以打打牌下下棋，也可以打打乒乓球。乒乓球属中等运动量，不大不小。大家工作时间原也不定的，累了就可以娱乐一下。院里有几大间空房，说办就办，仅两天时间就一切筹备齐了。
这两天忙碌，韩玲几次见到杨川。是杨川看到搞两室主动来帮忙的，乒乓球台就是他跟着亲自去买的，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对韩玲的衣服也没再说什么。韩玲就很高兴，心想这家伙也是个有口无心的人。安好乒乓球台，杨川自然是第一个来打球的，和一个中年学者对阵，围了一大群人看，大家都很开心，说院里办了一件大好事。此后每到休息时间，就有不少人来两室活动，老夫子们似乎都年轻了几岁。
这天是发工资的日子，院里人到得特别齐。平时夫子们并不要求坐班，可以坐班，也可以不坐班，在家做学问也是一样的。但发工资这天一般都来。大家领过工资，不少人进了两室，打牌下棋打乒乓球，都玩得非常开心。韩玲也上阵陪着打了一阵子球，虽有空调，还是有些汗津津的。就回到办公室，关好房门洗擦了一下。这时有人敲门，韩玲走过去打开，见是杨川，就一愣，说：“你有什么事？”杨川手里提个袋子，神神秘秘掩上门，说：“给你买了几件衣服，看看合适不？”
韩玲脸一红，说：“谁让你买衣服的？你怎么这样！”就很生气。韩玲当干部也多年了，确实没收过人家礼物的，何况一个年轻男人给买的什么衣服。
杨川径自往里走，说：“你穿的衣服叫人看了难受，不能穿好一点吗？”
韩玲说：“你出去！送礼是要挨批评的。”
杨川把一袋衣服往韩玲办公桌上一放，笑嘻嘻说：“我不是给你送礼，我从小到大就没给人送过礼。”
韩玲一脸生气：“那好，就赶快拿走吧！”
杨川说：“我是替你代买的，你要付钱。”
韩玲说：“我又没让你代买，衣服我不要，也不会付钱给你！”
杨川说：“不付钱不行。”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往韩玲桌上一放。韩玲不明白，很严厉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快把衣服和钱拿走！”
杨川仍是笑嘻嘻的，说：“韩书记，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脸上红扑扑的。女人嘛，就得脸红。从来不脸红的女人不可爱。”说着就往外走。
韩玲气极，冲出去拉住他，压低了声音却有些发抖：“你太不像话！快……把这些东西拿走！”
杨川转回身，仍笑着，说：“韩书记，别拉拉扯扯的，让人看见了不好。”韩玲火烫似的赶紧松手，却想扇他一个耳光，转身抱起衣袋抓起钱就往他怀里塞，气得话也说不出来。
杨川推拒着，说：“韩书记你误会了。实话说吧，这些衣服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些钱是你的工资，我刚才替你领的，已经把买衣服的钱扣下了，十块钱的跑腿费也扣下了，我不能白跑路是不是？这剩下的工资你点点，够不够数。别生那么大气，改变一下你的形象，会更可爱。”说完挣开韩玲的手，拉开门走了。
韩玲怕人看见她的狼狈相，赶紧过去把门踹上，抱着衣袋和钱往桌子上一摔，泪水就流出来了。这人简直和街上的痞子没两样，硬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这么多年遇到的事情多啦，却没碰到过这样叫她窝火叫她委屈叫她难堪的事，这算个什么事啊？再去追上送还他，显然不可能，他不会要的。自己干脆留下穿？这更不可能。我怎么能穿他买的衣服呢？虽然他已经扣了钱。他居然自作主张扣了我的工资！这不仅是个自信的家伙，而且的确是个狂妄的家伙。
这时有人敲门，韩玲赶紧把衣服和钱藏进柜子里，顺手拿起湿毛巾擦擦脸，她知道眼角挂着泪水。走过去打开门，又是杨川！
韩玲想重新关门已来不及，杨川却没有要进来的意思，只把头伸进来，说：“韩玲，你很讨厌我是不是？我明天就打请调报告，不过你会后悔的。”
他叫我什么？韩玲！再发展下去，说不定要叫玲玲了。韩玲脸涨得绯红，张嘴想说点什么，杨川已经走了。
后半天，韩玲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烦躁不安，像屋里放了*，想去给老院长说说，又觉不妥，别人当然更不好说。她盯着放衣服的柜子，觉得恶心透顶。看来这件事只能缓下来处理了。
没想到第二天杨川真的打了请调报告，是给老院长的。老院长觉得突兀，来找韩玲。韩玲也觉不可思议，说走就走，就是因为买衣服的事吗？老院长不知底里，叹口气说，他以前也说过要走的，省里一家文学杂志社要他，我没放，觉得是个人才，放了可惜。看来他不安心，要走就让他走吧。韩玲不便多说什么，就是觉得这事别扭。杨川能调走当然好，再往后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就点头同意了，心里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隔些日子，杨川真的调走了。
韩玲渐渐有些不安。那天杨川来辞行，仍然笑嘻嘻的，说韩书记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要嘱咐的，这次保证洗耳恭听。杨川这么说，倒让韩玲有些不好意思了，红着脸一笑，说你别客气，你看我刚来你就走了，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那天也怪我不冷静，应当谢谢你才对的。杨川摇摇手苦笑了一下，说我这个人的确不好，主观意识太强，看到不顺眼的事就想去改变它。你别疑心，这次咱们不说衣服的事了，那些衣服你要实在看不中，再退还我。咱不说衣服的事了。我所以要求调走，完全是工作的原因。你知道社科院的夫子们没人搞当代文学。韩玲插嘴说你干吗不搞古典文学研究呢？听说你功底很好的。你看夫子们出了那么多书，都是成果呢。杨川说那些成果我宁愿不要。搞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容易出成果，可我认为那是一潭死水，大多是有定论的东西，研究来研究去，不过是修修补补，没意思。而当代文学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是活水，虽然泥沙俱下，却正是需要识别的眼光，在千百件作品中，你发现了一部好作品，在成千上万作者中，你发现了一个作家，那才真正有意思，那才真叫成果。而在这之前，那部作品没人注意，那个作者只是个无名小卒，沙里淘金，快活不快活？快活得发抖啊！夫子们看不上这样的工作，也不大看得起当代文学，这没道理的。说重一点，是懒惰，是胆小，是不思进取，是平庸乃至庸俗！《诗经》、司马迁、李白、辛弃疾、李后主、曹雪芹、鲁迅、茅盾，还需要你再去发现一次吗？杨川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得激动起来。韩玲几乎是大吃一惊，这样的观点在她是闻所未闻的，原来以为这是个没有思想只知瞎凑热闹的家弹，想去给老院长说说，又觉不妥，别人当然更不好说。她盯着放衣服的柜子，觉得恶心透顶。看来这件事只能缓下来处理了。
没想到第二天杨川真的打了请调报告，是给老院长的。老院长觉得突兀，来找韩玲。韩玲也觉不可思议，说走就走，就是因为买衣服的事吗？老院长不知底里，叹口气说，他以前也说过要走的，省里一家文学杂志社要他，我没放，觉得是个人才，放了可惜。看来他不安心，要走就让他走吧。韩玲不便多说什么，就是觉得这事别扭。杨川能调走当然好，再往后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就点头同意了，心里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隔些日子，杨川真的调走了。
韩玲渐渐有些不安。那天杨川来辞行，仍然笑嘻嘻的，说韩书记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要嘱咐的，这次保证洗耳恭听。杨川这么说，倒让韩玲有些不好意思了，红着脸一笑，说你别客气，你看我刚来你就走了，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那天也怪我不冷静，应当谢谢你才对的。杨川摇摇手苦笑了一下，说我这个人的确不好，主观意识太强，看到不顺眼的事就想去改变它。你别疑心，这次咱们不说衣服的事了，那些衣服你要实在看不中，再退还我。咱不说衣服的事了。我所以要求调走，完全是工作的原因。你知道社科院的夫子们没人搞当代文学。韩玲插嘴说你干吗不搞古典文学研究呢？听说你功底很好的。你看夫子们出了那么多书，都是成果呢。杨川说那些成果我宁愿不要。搞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容易出成果，可我认为那是一潭死水，大多是有定论的东西，研究来研究去，不过是修修补补，没意思。而当代文学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是活水，虽然泥沙俱下，却正是需要识别的眼光，在千百件作品中，你发现了一部好作品，在成千上万作者中，你发现了一个作家，那才真正有意思，那才真叫成果。而在这之前，那部作品没人注意，那个作者只是个无名小卒，沙里淘金，快活不快活？快活得发抖啊！夫子们看不上这样的工作，也不大看得起当代文学，这没道理的。说重一点，是懒惰，是胆小，是不思进取，是平庸乃至庸俗！《诗经》、司马迁、李白、辛弃疾、李后主、曹雪芹、鲁迅、茅盾，还需要你再去发现一次吗？杨川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得激动起来。韩玲几乎是大吃一惊，这样的观点在她是闻所未闻的，原来以为这是个没有思想只知瞎凑热闹的家伙，甚至认为他是个小痞子，却没想到他有这么深刻的见解，起码在她看来是这样的。他哪里是在文坛上凑热闹啊，分明是一位极有头脑极有抱负的青年理论家！
韩玲也激动了，握住他的手说：“杨川，你别走了，还留在社科院！我给你提供最好的研究条件，好吗？”她的目光是那么恳切。
杨川慢慢抽回手，摇摇头，说我还是走吧。社科院太沉闷，我有些透不过气来。好不容易来个年轻人，又是个漂亮的女性，我真高兴啊。可惜她是个领导，官声官气暮气沉沉。我原希望看到一些亮色的，可是人家就是不领情。
韩玲看他越说越阴阳怪气，笑起来，说我明天就换你买的衣裙还不行吗？
真的？
真的。
不生气啦？
不生气啦！
夏日多好啊，夏日是女人的季节。杨川哲人似的感叹，幽幽地看着韩玲。
韩玲的脸红了，透出女性的柔媚，说杨川你别酸了好不好？
杨川站起身，笑道：“我真有点后悔调走了。”
第二天，韩玲果然换了那套衣裙，感觉好极了。上身是一件丝绸的衬衫，下身是一件白色的百褶长裙，走起来飘飘荡荡，似在乘风走路。她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可是当她兴冲冲走进社科院时，却没看到杨川的影子。问老院长，老院长说杨川到那家杂志社报到去了。
杨川还是调走了。
《时代文学》1998年4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