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麦雅棠似乎感觉杜冷定在自己的手心里不停地点着。

这是……摩斯密码，麦雅棠顿时反应过来，马上就明白了杜冷定的意思，他们现在极有可能身处被监视的境地，所有有一些交流只能够通过秘密的方式来进行。

这一套隐蔽的交流方式，是曾经四个人在一起商议过之后得出的，所以没过一会，这个约定就很默契地在四个人之间传达开了。

“沙沙沙……”

突然，门缝里被塞进了一张纸条。

“小心一点。”杜冷定看着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对队友说道，然后蹲下来观察了一下，这才把纸条拿起来打开了。

“请准备一个推理故事，明天早上八点，我将会随机选取一个或者几个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推理故事……”杜冷定看着纸条，倒是对准备故事这个事没有太大兴趣，更加让他感兴趣的是这张纸条是手写体，也就是说把他们弄到这里来的神秘人暴露了他的字迹。

故意的还是疏忽？杜冷定暂时还不能确定，但是他能够确定的是，如果能够看到身处别墅其他人的字体，就能够排除掉很多东西。

“这个？”石柴拿着纸条对杜冷定问道。

杜冷定明白他的意思，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的交流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只用一个眼神就可以了。

“大家好好想一想，如果是按照号码来讲，就让我来。如果是抽人的，就需要你们自己讲。”杜冷定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还是那句话，少说。”

这番话说完，就连平常话唠的林海峰也很听话地没有多嘴，大家都知道目前身处的环境有多凶险。

四个分化了睡觉的地方之后，就各自躺着休息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伴随着潮起潮落的海浪声，四个人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林海峰就惊叫了一声从沙发上蹦跶了起来，“吓死宝宝了！我做噩梦了！”

这一声喊，让房间里的其他三个人也惊醒了过来，三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麦雅棠白了林海峰一眼说道，“我也做噩梦了，有什么好怕的。”

杜冷定晃了晃脑袋看了一下时间说道，“大家轮番洗漱，准备出去了，时间要到了。陌生的环境下，容易做噩梦，应该很正常吧。”

石柴也是很赞同地点点头，想想大家应该是太紧张了。

四个人洗漱完之后，就下楼来到了大厅，桌子上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秦光端着牛奶从厨房里走出来对众人说道，“大家随意，厨房里吃的东西不少，今后就由我来为大家做饭。”

“谢谢秦老师。”林稼轩笑眯眯地说完，就拿起面包开始啃。

白婉柔也开始一边用餐一边说道，“秦老师年轻时候一定是个暖男呢。”

杜冷定等人也开始吃吃喝喝起来，没有多说什么话。

而黄翔打着哈欠，一边抱怨一边猛吃，他的女朋友李可瑜好像还没有太缓过劲来，看上去比较内敛一点。

反倒是何远强，一直盯着几个人吃吃喝喝好一阵了，最后才拿起桌子上的东西开始吃喝，心里很显然是揣着防备的念头。

白婉柔瞟了何远强一眼，不屑地笑了笑，并没有多说话。

这顿早餐着实丰盛，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椅子可以坐，所以黄翔一边吃一边还不停地抱怨。

用餐完毕之后，林稼轩帮着秦光收拾了桌子，两人又回到了圆桌旁边，而这个时候广播开始响了起来。

“看来大家很适应得很好，也很懂规矩，我非常满意。对了，昨天晚上的纸条你们应该都收到了吧。”

几个人看了看彼此，并没有人去接茬。

“既然大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么现在……让我想想，在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数字是……三号！”

声音刚一落，众人赶紧拿起自己的号码看了看，虽然都记得，但是似乎为了安心似的，还是进行了再次的确认。

“是我！”秦光拿着手里的号码向众人展示了一下，努力让自己的有些紧张的神情显得更加自然一些。

当秦光亮出自己的号码的时候，杜冷定能够觉察得到周围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而他更加发现一件蹊跷的事，黄翔跟李可瑜是情侣，但是却拿着不同的号码牌，李可瑜是七号，黄翔是一号。

为什么我们四个人共用一个号码，杜冷定觉得有些不解。

“原来是秦老师，我真的是很期待，你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声音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劲说道，随后又补上了一句，“秦老师，在讲故事之前，我可得提醒你一句。你这个故事的好坏，是会决定生死的。不过别紧张，不一定是你自己的生死。”

“变态。”何远强咬着牙低声骂了一句。

其他所有人心里都拂过了一丝凉意。

“所有的人都请保持安静，让我们共同期待秦老师的精彩推理故事！”

这个声音说完之后，在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秦光深呼吸了一下，缓缓地开始讲了起来，“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秋天的晚上，六十二岁的放债者，在家里被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敲扁了脑壳致死。凶手偷了一只银箱逃掉了。银箱里有二十二张债据。凶手从中偷走五张后，把银箱丢在附近的池塘里。被谋杀的放债者住在京城西郊一幢房子里，当时那里几乎一半是农田。

嫌疑犯李光生被捕，他声称没钱请律师，于是年轻的王弘律师被指派为他免费辩护。王弘详细地阅读了本案的调查报告，了解到以下事实：被害者黄诚原先拥有大片农田，十年前卖给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用这笔收入，他造了一幢二层楼住宅，并做起小规模的金融事业。当他被谋杀时，妻子已去世三年，没有子女。他单身过日子，把二楼租给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及其妻子，房租不高。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贪婪的人，为什么会收低房租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教师是二级黑腰带柔道手，住进他家就既是房客又是保镖。

10月15日，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得知母亲病重垂危，偕妻子当天启程回故乡元洲。谋杀案发生在10月18日，黄诚的尸体于19日上午被一个来还债的邻居发现。

他报了警。

验尸官的报告里说，死因是脑部被人从后面敲扁，造成脑震荡并大量内出血。

致命的伤口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受害者倒地后用手脚爬行几步身亡。胃里剩余物化验结果显示，黄诚死于晚饭后三小时左右。习惯于自己做饭的黄诚一般在6点30分吃晚饭，这说明谋杀案发生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

房间里没有被搞乱的迹象。显然是黄诚自己为凶手开门的。门被一根相当粗的门闩闩住，不可能从外面打开。当尸体被发现时，门闩搁在门旁，只能是黄诚本人拿掉门闩的。肯定有一个黄诚认识的人来造访。

邻居都没有听到过敲门或喊叫开门声。卧室角落里有电话，凶手可能打电话说要来访，黄诚起床拿掉门闩等着他。他一定和来访者很熟悉，没想到这个人要来谋杀他。

存放债据的银箱被盗，与凶手也有关联。凶手肯定知道银箱存放在什么地方，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他的企图是为了偷去债据；而在一座佛像下面，警探发现有十五万元的现钞，却安然无恙，没有踪迹表明凶手曾经试图找到这笔巨款。

案发两天后，警方逮捕了李光生。在调查中，有位刘铁柱先生说那天晚上从家中浴室窗口，看到一个人走向黄诚家，这个人很像在火车站附近开面馆的李光生。

李光生三年前在火车站隔壁开了一家面馆。结果，生意并不红火，顾客越来越少，面馆亏本，背上一大笔债，他陷入了困境。

这个李光生，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时曾在市区一家旧书店当过营业员，做面馆生意完全外行。现在糟了，欠黄诚的利息已四倍于他借的钱。到谋杀案发生时，李光生共欠黄诚七百五十万元。黄诚讨债时冷酷无情，他知道李光生永远还不了债，打算把李光生抵押的地皮和店铺占为己有。李光生恨透了，曾经在一些人面前扬言说：“我要杀死这个老家伙！”

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屋里指纹很多，但已被抹得模糊不清。楼上有清晰的指纹，是两名房客的，他们在案发前三天回元洲了，足以证明不在现场。

余下的一些指纹也许是黄诚其他债务人的，都旧了。

凶手没有留下凶器。警方没找到可疑的脚印。门闩可能是凶器，可是与那致命的伤口相比较，既不够粗，也不够重。门闩上的指纹是黄诚本人的。黄诚几乎秃顶，伤口往外流血不多，门闩上没有头发或血迹。

但在房子后面屋檐下有一堆松木柴，是烧火用的。当时煤气管还没接到这个地区，有许多人家用液化煤气罐，但黄诚由于吝啬和习惯于农村生活，他仍用木柴烧炉子做饭菜。

松木柴堆成好几层，看来用这木柴作凶器要猛击好几下才能造成黄诚头上那样的伤口。木柴表面粗糙不平，很难找到指纹，而且也不可能留下头发或血迹。

了解了以上情况，王弘开始看李光生的供词：“大概两年前，我从黄诚处借到钱，利息可恶地高。从此我因欠债而受尽折磨。最近他威胁我说，要把我抵押的店铺和地皮拍卖掉。生意的失败和黄诚的逼债使我绝望。我决定与妻子和孩子一起自杀；但是，天哪！这岂不是便宜了那个老家伙吗？在我死以前，非先杀死他不可。这至少也算是为其他受他折磨而痛苦的人做件好事。”

“10月18日，我在离火车站约两百米的万园麻将馆，从傍晚约7点开始打麻将，同桌有三个朋友，何进、石三和徐龙。我们打了三圈，林德彪来看我们打牌。他也想打，我就说我有事要回家一趟，让他坐在我位子上打。他很高兴。我离开了麻将馆，时间也许是9点。”

“但是我没有回家，我在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黄诚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我已经弄到了两百万元，带在身边，马上到他家去。他听到我有这么多钱了，一口答应我到他家去，甚至用迫不及待的口气，说他先开好门等我。”

“果然是黄诚为我先开好门。我知道教师夫妻三四天前回元洲去了。教师到我店里吃面条时，曾亲自告诉过我。”

“在我进门前，我转到房子后面，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柴堆，就去拿了一根木柴，藏在背后。”

“黄诚引我到客厅，从墙角里一堆坐垫上面拿了两只，放在一张桌子旁。我坐下时赶紧把木柴藏到坐垫下面，我说我带两百万元来了，请他给我写收据。说着，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其实里面包的是废纸。他一看以为是钞票，高兴得跳起来，走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

“我想时机已到，也跳起来跟他进去，从背后用木柴猛击他的头部。他脸朝下倒在地上。我弯身再在他后脑打了三下，他没有动静了。为了让人认为是盗贼而不是来客作案，我把两只坐垫放回原处，然后在这间房里寻找银箱，在壁橱里找到了。我要撕掉我借他的债据，可是不懂得怎样打开那把数字锁，决定把银箱带走。出门以后，我到屋后把木柴放回柴堆上，不记得放在柴堆的什么地方了。整个经过大约半个小时。”

“月亮升起了，我走到路边草地里，找到一块石头，砸开了银箱。借着微弱的月光，我把有我名字的债据放到口袋里，然后把银箱丢进右面的池塘里。我走到不远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拿出口袋里所有债据，点了一根火柴就全把它们烧成了灰，随即用脚把地上的灰抹掉。”

“当警方告诉我说，银箱已被找到，我的债据仍在箱里，我真的感到很惊奇。在黄诚的账薄里有一个债务人的名字和我的很相似，警方以为我搞错了，在黑暗中误以为这个人的债据是我的。我烧掉了他的债据，因此他的债据不在警方找到的银箱里了。由于当时我很兴奋，很可能出这样的错。”

“回到麻将馆，四个朋友仍在打麻将。我在一旁看了十分钟，等林德彪‘胡’了，我换他的位子，打了一圈。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杀死了一个人。如果我说出来也会很镇静的，因为我杀死黄诚没有负罪感。”

“我那天夜里睡得很好，债据被我烧了。黄诚没有继承人，谁欠他的债全一笔勾销了。我感到快乐和轻松。”

王弘看完后，感到本案果然简单。他所要做的，只有请求对被告从轻发落；然而，又有一份材料使他大出意料。李光生在公诉人面前翻供了，说警方对他搞逼供，还进行诱供。

李光生对公诉人说：“我说我和何进、石三和徐龙在万园麻将馆打牌，打了三圈我让给林德彪打。我到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黄诚，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他说他起床等我去。以上我说的都是真话。至于其他我在警察局里说的则都不是真话。”

“我在电话里没有对黄诚说我已经弄到两百万元。我怎么也弄不到这么多钱；可是警方坚持说，如果我不说带钱去，黄诚不会起床等我。他们说，如果我只说要去见他，他一定会叫我明天去。他们说我把一包看起来像一捆钞票的纸包放在口袋里，然后到黄诚家去。我明白他们这样说的意思。的确，根据黄诚的为人，任何第三者都会同意警方的说法，因此我承认他们是对的。实际上，我对黄诚说我有办法还债，想跟他商量。他说他愿意听听我到底有什么办法，才同意我去，并先开好门等我去。”

“于是我走到他房子那里，但不能进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该死的办法。我真怕失去我的店铺和地皮，只想要求他耐心等待我还债。我知道这只会使他大发脾气。我不敢面对他，因此我没有进屋去，只在屋外徘徊了半小时左右就往回走了。”

“回到麻将馆接林德彪的位子打了一会儿。因为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所以我很镇定，我的朋友可以作证。我妻子说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我毕竟问心无愧。这就是发生在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

“再说说我伪供的事。一开始我就告诉警方，我没有谋杀黄诚。他们不信，说他们已经有了全部证据。照他们所说，被盗的银箱已经在一个池塘里找到，数字锁被砸坏了。他们在银箱里找到十七张被水浸湿的债据，包括我的，我共欠七百五十万元。天哪！他们说对照了黄诚的账本，有一个人的名字与我名字相似，他的借据不见了。说我偷了银箱后要拿出我的借据时，由于月光暗淡，我看不清楚，拿错了。”

“另一个警探走进来，很得意地说，在案发那天夜里大约9点5分时，刘铁柱从家里浴室窗口，看到我急急忙忙朝黄诚家的方向走去。他咧嘴笑我当时没有注意到刘铁柱在看着我，如今要否认已太晚了。现在他们有了看到我在现场附近的人证，有那只银箱作物证，又有我说过要杀死黄诚的明显动机，这可是铁证如山，无可动摇。”

“天啊！他们接着说，由于同情我，如果我招供，他们可以请公诉人同意释放我，从此结案。他们如此说，我当然愿意尽早回到家里做生意。我只好说，好吧！我承认是凶手。他们高兴得什么似的，点香烟给我抽，到附近饭馆买饭菜给我吃。他们要我画一张黄诚家的平面图，我画了。根据他们的指示，我开始写供词。”

“写着写着，问题来了。第一，我不知道该说我用什么当凶器。有个警探像猫头鹰似的看着我，拉开脸说会不会是烧炉灶用的东西。我说对了，我用一块煤砸死黄诚。这警探骂我笨蛋，说是从山上森林里面砍来的。他比划了长度。我说，噢！是木柴。他说这就对了，问我藏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呢？就说藏在厨房的角落里。”

“他气得叫喊着骂我，说是在下雨天雨水一滴一滴漏下来的地方。我问是屋檐吧？他叫道：‘对了！’警探把我带到黄诚房子的后面，问我拿哪一根木柴当凶器的。我根本没有杀过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有个警探从柴堆顶部第二层拿了一根长木柴，问我是不是这一根。我心想他已经认定了，我不承认也不行，就说是的。这就是被当作我进行谋杀的所谓物证。于是我问为什么这根木柴上没有头发和血迹。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黄诚是秃顶，伤口往外流血很少。我问为什么没有我的指纹。他说木柴表面很粗糙，找不到指纹。”

“他们接着问我怎么进屋谋杀黄诚的。我根本没进屋子去，只好胡编说黄诚听说我带了有两百万元现钞，邀我到他房里去，我从他背后用这根木柴野蛮地猛击他的脑壳。

”

“警探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说了他们的看法：既然我是客人，黄诚会拿两只坐垫来用。两人坐下后，我说要还两百万元，黄诚急忙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这是他们为了证明我从背后打中黄诚的头。他们还添油加醋，说我把两块坐垫放回原处，以造成凶手不是来客的假象。我也只好承认了。”

“跟着，他们问我打了黄诚几下。我说一下。他们说打一下不至于把黄诚打死，喝问我到底打几下。我说六七下。但这又太多了，因为真打这么多下，黄诚头部不会出那么少血。有一个警探说据他猜测是三下，并自言自语似的说打三下的伤口就会符合验尸官报告里所说的了。哄小孩似的问我是三下吗？我只好承认。”

“接着谈到银箱问题。什么砸开银箱、拿错了债据等等，都是警探们要我承认的。他们问我把银箱丢进哪个池塘。我说左面的一个。他们要我再想想。反正一共只有两个池塘，一左一右，我就说右面一个。再者，如果银箱上有真凶的指纹，我可就清白了；可是警探们说银箱上的指纹已被池塘里的泥巴涂掉了，还说我是为了涂掉我自己的指纹而故意把银箱丢到池塘里去的。”

“他们把我移交给拘留所，警告我不得翻供，否则将把我带回警察局重新开始讯问。后来我发现如果我照他们所说的招供，就能被释放回家等等，全是谎话，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真相。”

王弘比较了李光生的供词和翻供，两者的语气都很自然；但是，现在的警察局是有逼供和诱供的事，因此，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王弘倾向于相信李光生第二份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