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现在看寒浞属性给的还是很不错的，不单单是单纯的以家臣的身份或是以奸臣的身份篡夺后羿的权势，能力不会给这么高的，想来多少也是参考了另一种法的关系。Ｗｗ『Ｗ． ＸＳ⒉②２．ＣＯＭ

“我关注的问题是，这算历史人物吗？”鲍鸿疑惑道，“还是他的确是在史书上记载的人物？或者，接下来这种远古传中的人物也会不断出现？”

实事求是来，对于夏朝的性质，一般来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不存在于不存在的争议，即便是大夏是属于国家性质还是部落联盟形式也是难以定论的问题。

正如鲍鸿所，追溯到大夏这边，这些事情实在是不清楚到底算是历史还是传。

大夏再往前，都能够开始三皇五帝时期了，这简直就是越来越神话了。

“以史书而言，对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人物认定，基本上系统资料库也是以周朝的几本史书为主，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史记》了。”系统介绍道，“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不过，《晋史乘》、《楚史檮杌》等属于本国内部的歌功颂德，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这玩意据可能仅仅是后人根据《左传》、《国语》、《苑》、《新序》及诸子书汇而次之，其伪不待辨。”系统继续道，“相对来，参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春秋》、《左传》、《战国策》、《竹书纪年》等。”

《春秋》最初原文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左传》记述的历史跨度很长。其包括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涉及了从古史传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对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义非凡。

《左传》佐证了不少重要的考古现。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大鼎长篇铭文记有：“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再就是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一件铜钟，其上铭文残缺，记有“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学者都讲不懂。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则不是历史学著作，乃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和优势所在。

与之相反的是，《左传》是信史。晋武帝咸宁五年，杜预看到了汲冢竹书新现，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人们认为“杜预从他的研究出，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

而在这里，就提到了《竹书纪年》一书，从杜预或者其他人的言论里，不难看出一个观，就是认为《竹书纪年》的精确度还在《春秋》或是《左传》等之上。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亦称《汲冢纪年》，被盗墓者不准所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应为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

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所以，《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也有很多，第一方面是孔老二一直以来就不断为人垢弊的事情，改史或者编造史书。

当然，从根本上来，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删去了自己认为消极的记载，想以此促进社会积极展。

站在孔子的角度，要宣扬礼仪仁义，自然要写积极意义的东西，促进人们对于礼仪道德的追求。

所以相较于孔子所，上古圣皇道德高尚，乃是他认为的圣人。自然是遵从禅让制度，挑选贤能道德贤人禅位。

然而事实上以禅让为例来。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而实际上《竹书纪年》记载却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韩非子·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此外，很多的文臣猛将就像前面的伊尹，或者“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事件，都是属于不利于儒家礼仪，道德展的内容，所以被他修改成那种模样。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

夏纪所载则是系统前面介绍过的情况，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于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天子北征犬戎，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都是有记载的。由此可见，《穆天子》的内容虽然有很多神话的内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以后，还是能得到一些史实内容的。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而在《竹书纪年》之中，穆天子出征，造父随行驾车，会见西王母，这些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来，从《竹书纪年》第一次出土的情况不难看出，两汉时期乃至是汉末三国时期是没有这个流传的。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若是晋朝时期有流传，那不可能晋武帝会这么兴师动众去折腾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原因也是导致司马迁《史记》之中的这些内容是参照《春秋》的法。

系统最后的《战国策》同样意义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是相对来，追溯不到前几者那么久远的时代，《战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o年的历史。并没有涉及到三皇五帝，尧舜禹乃至是****的内容。

当然，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是其他几书不能比拟的。

《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曾被斥之为“邪”、“畔经离道之书”。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是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是历史，还不如是故事。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当然，对于系统来，实在是不存在太多所谓不可尽信的问题。不引入野史演义，封神神话就不错了，被归类为‘正史’的记载，塑造出来的人物你还有意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