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慢慢西垂，没有了正午时分的酷烈，看上去不再刺眼。

徐平看着那惨白的太阳，面色沉重，一言不发。集议并没有意外，地方长官只是提出了一些施行中的小问题，无关大局。这当然是因为前期的工作做得细，还有杨告和方偕对徐平的支持也功不可没。特别是方偕，独自在襄州建司，掌管京西半路，他的态度对南部各州主官的表态非常重要。到现在，徐平已经得到了京西路官员的一致支持。

然后呢？以京西路的名义上《富国安民策》，不说把新政推向全国，最少京西路的改革不能中断，不管用什么办法，河南府的飞票必须兑付。徐平有把握，这次吕夷简不会再反对了。把范仲淹贬出朝堂，吕夷简看似没有损失，实际上影响力遭到了巨大的削弱。人心说起来虚无缥缈，但又无处不在，再反对新政吕夷简的能量不够了，而且正给倒吕的一派口实。吕夷简为官多年，做到这个地步，不会自己去引爆反对他的火山。

新政会进行下去，但吕夷简不会用自己，对此徐平心知肚明。不但不会重用，而且还有可能被发配远方。理由都是现成的，不管是河北路，还是陕西路，很多地方都要求徐平这个级别的人去镇守，给徐平提一两级官对吕夷简也是惠而不废。

走了一个范仲淹，吕夷简不会再让一个与自己不对路的徐平进京，不然徐平学范仲淹与他对抗吕夷简可真有些顶不住了。正是因为自己不会被重用，徐平才要把这本《富国安民策》编得尽量详细，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有了这本书，朝廷才会有兴趣推行新政，才能在徐平不主持的情况下顺利推行下去。

自己还年轻，不是日薄西山的太阳，不用去计较这一时长短。徐平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不参与的情况下，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变了样子。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被一些人搞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就不好了，坏了名声，再来收拾残局就难了。

至于李迪和陈尧佐，对徐平来说来与不来都不重要，他们的地位可以为徐平的政治前途加分，但不能为新政加分。可徐平的前途需要这两个人吗？

晏殊是认为需要的，所以他巴巴坐了一天，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龙兴寺的大门。就凭着徐平，哪怕就是加上这些州官，就能够对抗吕夷简的意志？晏殊心里，一直都认为徐平在胡闹。宰相禀国政，这些小官的意见有什么用？他们千言万语，抵不过李迪和陈尧佐过来露一面。《富国安民策》再是天花乱坠，比不过当朝宰相的一句话。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关键在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对与错真的那么重要？天真！

太阳越来越向西谓，晏殊的心也越各下垂。怎么办？京西路全体官员支持徐平，自己怎么回朝上奏？是说新政在京西路得民心，徐平得民心，还是说新政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怎么说都是可以的，什么新政都无法让人人都满意，关键是选择立场。

晏殊的心里斗争得厉害，如坐针毡，天气虽然并不热，却一身细汗。

人群中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贾昌龄上前拱手：“都漕，集议已定，京西路众官认为去年新政卓有成效，《富国安民策》实为治国之良策，当上奏朝廷，惠及天下！”

徐平点了点头：“若无他议，贾提刑可以了结了。”

贾昌龄应诺，取了监议的书吏写的书状，走上前呈给徐平。

把书状略略看了一遍，徐平抬手交给身边的晏殊：“学士也看一看，觉得有没有虚漏的地方，可以让众官再议。”

晏殊哪里有这个心思？随便看了两眼，便就交还徐平，口中道：“甚好！”

徐平提起笔来，在书状上画了花押，交还贾昌龄：“便如此吧。天色不早，提刑可以让众官画押，就此散了。今夜在此寺设宴，众人不需离去。”

贾昌龄领令，拿了书状，与蹑自己监议的官吏一起，组织到会的人签字画押。

此时集议便就到了尾声，徐平不须要在场了，便与晏殊一起起身到旁边净室休息。

走到半路，晏殊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云行，你真地以为靠这样一场集议，一本《富国安民策》，就能让朝廷同意你在京西路做的？要知道，三司可是欠着河南府数千万贯的飞票，那可是数千万贯啊！就是朝里同意，又哪里拿得出这个钱来！”

徐平道：“怎么可能会拿不出来呢？京西路的棉布确实运到他路卖了，这卖的钱在哪里？学士，钱已经出来了，就看三司怎么聚到手里还回河南府而已！”

晏殊一怔：“棉布是卖了，可三司从哪里来钱？”

“世上交易，从来都是钱货两清，没有货卖出去了不收钱的道理。朝里大臣口口声声说河南府的飞票是虚账，那是因为这账是挂在各衙门头上，要是欠的是民间商人的人，你看收了货不给钱他们能不能如此说？河南府手中的飞票，是有那么多棉布卖出去，又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莫不是他们以为，我的棉布不卖，都堆在货场里才是实账？”

三司兑不了飞票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旧的财政制度不适应的原因，也有货币循环一时反应不过来的原因，更与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有关，向细了想，就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制度处处是漏洞。晏殊理解不了很正常，以前的学问在这方面是空白。

终究还是想不出三司怎么变出钱来，晏殊只好道：“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王相公就提过稳住绢价，用三司铺子的购物券抵账。可如此一来，这些购物券相当于把三司铺子数年之内的收入都预支走了。云行，你要知道，现在的三司可没有了你在的时候那样的生财之能，好多用项都靠着三司铺子呢，要是把那些钱预支了，三司就有好大的窟窿！”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徐平又有什么办法？铺子里的收入本来是他给三司凭空生出来的，要用来支撑改革提高官员待遇为自己争取支持的，结果两年不到就把这钱给硬生生挥霍得不知踪影，这样的理财法谁也撑不住啊。

《礼记、王制》有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个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在中国被坚持了几千年，虽然中间也有一些人提出“量出为入”，小有波折，但大的原则并没有改变。量入为出，简单的说，就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其中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的原则留出储蓄，三十年准备好十年的储蓄，以应付天灾战争等。问题是真正执行起来，有多少花多少是贯彻的，三年储一年之用是没有的，实际也做不到。宋立国之后太祖建“封桩库”，实际是储蓄原则的体现。但到了现在，由“封桩库”演变而来的内藏库实际上的储蓄功能越来越小，只是成了皇帝控制财政的工具而已。

没有预算决算制度，多赚出来的钱总是莫名其妙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反正有钱了就花呗，天下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徐平在三司的时候，还能有意识的地自己职权之内控制收支平衡，他一走，这方面的努力又白废了。

这种收入不足支出的情况在徐平前世是常态，有国债，有赤字，别说是透支三司铺子几年的收入，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制造能力都敢给你透支几年。但那要有相应的经济运作制度相配合，就这个年代，现在的制度，根本就不用想。

没有预算决算，对收入支出就连中书和三司都没有底，透支的行为便顾虑重重。吕夷简坚持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也是他获得赵祯支持和许多大臣拥护的原因。一国宰相，不管心里怎么想，政策总是要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出来。

见晏殊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徐平道：“河南府卖出去了棉布，这钱是实实在在地卖出来了，三司自然要想办法收到自己手中。能收到这钱，现在暂时透支铺子几年的收入又算得了什么？不能把钱收上来，那自然是三司的事，没道理河南府和京西路担着。”

这话等于没说，晏殊摇头不语。要是知道怎么变出钱来，又哪里来的这许多事？莫非徐平的意思是三司缺了他不行？看他这几个月并没有这个意思啊。

徐平看着已经滑到西天的太阳，轻轻叹了口气。其实办法在《富国安民策》里已经写了，不管是用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的结算功能，都可以解决。晏殊想不明白，是因为他在理财方面基本空白，也不想在这种事情上动脑子。但以吕夷简的丰富经验，以他超人的智慧，必然是会想出办法来的。做到这一步同，徐平是真地没有想利用国事为难别人，让朝廷不得不用自己的意思。强扭的瓜不甜，要用自己，总得上边真心实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