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琴，修水库大坝那年我才4岁，每天几乎都是在玩命拼搏着。

在大坝已经完成多半工程，才大队长和汪雨主任经常来工地，丁凤阳中队长指着我向他们介绍，尽管多少次大会表扬，但我只期望红卫兵千万别来捣乱。

事与愿违他们终于还是来了，并且是以造反派的名义来的。半夜一点多来宿舍找茬点人数。我因为靠门住在二层铺，由于门风大我头朝里睡觉，红卫兵喊着让我调头摘帽子，没办法只好屈辱的顺从着。

早晨红卫兵让站队，还特意走到我面前问：“你是替谁来的？”我反感的回答：“共产党让我来的。”到晚上有时也开会，刘教员带着红卫兵进屋就喊：“张大鹏，开会。”我只好下铺站在东头，指挥着工人们唱歌，再听领导的指示，那些红卫兵总是对我疑惑的窥望着，有可能是我与他们年龄相仿原因吧。

为了避免工人们的反感，我对本组的人员进行调配，八个拉车的不动各拉各车，而八个拉钩推车的每周穿插调换，以防个别人消极捣乱。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出摊，冯国庆跟我车有一天装病不出工，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不能破坏缺人不停工的军令状，那我只好一个人拉车完成两个人的任务，本来超体力的活，天黑前我完成了4趟的最高记录，但是我吐血了。

冯国庆受到组员们的谴责，他买了二斤白糖向我道歉，他是以晚上睡觉跑马的理由消极怠工。为了不惊动红卫兵，为了避免对他的处分我还是坚持的工作，冯国庆抢着拉车尽量的让我少出力，也算是他感情的发现吧。

陈大伟在清华大学是学数理专科，在宿舍他专业的向别人介绍计算公式：每天趟的任务要跑10里路，每车分4的湿土重量超千斤，以三步两米计算空重车一趟000多步，趟总计每天要跑十万步。每月工资元，原来以5天半计工，现在红卫兵规定以1天计算，每天只能合1.08元，也就是拉着上千斤重每跑970步挣一分钱。每天三炖主食8角钱，喝两碗汤钱没了，也就是一天1.08，去了吃饭没零花。

陈大伟的话被四组长左概志听到，他汇报给刘教员和红卫兵，目的不单纯是为立功，而是掩盖他偷懒耍滑投机的本质。六个红卫兵把陈大伟绑走，不仅弄到革委会施加酷刑，最后扒掉他的外衣捆到电线杆上，零下0多度寒风刺骨，难道还要把他冻死不成？我真的想哭，那可是一个人的命啊！

我跑到指挥部说明观点，汪雨主任让我先回宿舍，难道他怕红卫兵不敢做决定？所有干部都来集合召开两个中队大会，红卫兵带着冻僵的陈大伟进来，汪主任让工人给他穿衣服，让他躺在床上盖被子，并要求工人对陈大伟的问题提意见。为了陈大伟，为了突击队和全体工人，我必须抢着发言：“我是组长有责任也有发言权，毛主席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都存在左、中、右三种人，要鼓励积极的，团结中间的去帮助落后的。意思是不能把落后的打死，人命可大于天啊？陈大伟出身是清华大学数学专科学生，他所计算的公式没有错，在坐的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和否认。共产党是讲究事实求是，他的问题是带有情绪性，但是不能说明是反动性，而汇报问题的人却存在比反动还反动性。要知道组长左概志是日伪警左大汉奸，在抗日斗争中他执行的是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在骨子里就和人民为敌，他唯恐天下不乱。要说乱就看有什么乱制观了，从中国的历史，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国民党、小日本、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从乱到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绝不允许像左概志，不，应该是左该治兴风作浪。在此我提三个问题：一：左该治有问题为什么不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指挥部提问题？二：左该治为什么偏要向红卫兵提问题？三：左该治与陈大伟在大坝开工以来的劳动态度问题？三个左该治也没有陈大伟的贡献大，工人和领导擦亮眼睛看看，左该治组长每天在大坝懒洋洋拉钩，谁该接受批斗？”

：“张大鹏不要激动，你先坐回去。我宣布没有批斗会，”我截断汪主任话说：“我建议，只要陈大伟不死，明天领导分配他和左该治各分一个车，不比不知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朝着那矮个名叫杨志的红卫兵带着火喊着。

：“好了，让食堂给陈大伟冲碗姜汤，要以人为本，没人，是完不成大坝工程。我要提的就是当前的任务，还差6000方土一个月必须完成，不管他是谁，如果从中捣乱就是反革命，现在还是总指挥部说了算，我姓才，有问题找我就行。散会！闲扯淡。”才大队长是带着气走的。

第二天我安排陈大伟休息，7个车完成8个车的任务。九点钟陈大伟带着伤痛来了，见到我就哭，而我的心在流血，为了避免红卫兵的袭扰，安排他在洞子里装车。在大坝封顶的那几天，大地已经开化泥泞得拉不动车，我已经脱肛流血，也是以两头见血的代价，离开了那危在旦夕的地洞子。

雅琴，那时候你才15岁，你叔所以经常往家跑，就是因为吃不起食堂，家里还有你们娘四个，6.5元的工资要维护5口人的生活，难啊！

桃花水顺着北沟子流向水库，大坝一头的闸门还不能开放。还记得五一那天，我带着俩个工人顶着小雨检查了00多米长的大坝，发现坝后坡草棵里有水产生怀疑，请示指挥部后，晚上命令所有工人不脱衣服待命。后半夜水坝漏水紧急集合，跑到大坝中段听到了流水声。我是第一个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陈大伟等突击组全部跳进水圈成围墙，我们打桩倒土，而左该治在大坝坡上只是举着桅灯照亮，他的身上连个水星都没有，谁能理论这不公平？

天亮坝被水掘开8米多宽的大口子，经查是左该治那个组打夯没接好茬。

由于水位下降，半个月就堵住了坝口，开始安装水面护坡石，在运输几十上百斤的石头中我再次吐血，在大坝工程全部竣工时，我已经瘫倒在宿舍。三年没有成功的水库大坝终于建成，似乎所有干部都走了，只有刘教员转达让我养伤休息。众多的红卫兵却来宿舍骚扰，有的却用报复的手段让我到他们的办公室，要追查我对陈大伟的保护？

在红卫兵掌控大权中，身体和一切我应付不暇，甚至生命都自身难保。留下一封写给领导的信，把我带血的衣裤和脱肛染红的裤衩扔到水库，我仰望已经被顺服的库水，年仅4岁的我真想跳下去自绝于人世。

我在大哥和佳木斯舅舅家养伤一年。临回兵团前到的南局宅，二姨已经去世，继父抱着我痛哭忏悔，继母和她已经结婚的大姑娘都接受了我，邻居像亲人见到我喜着流泪，我和继父给爷爷、母亲上坟后才返回了兵团。

九连李老挣接收了我，他让我担任收割麦子的宣传员，除了每天在麦地举着大喇叭，宣传思想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在地头黑板写先进事迹，那些女知青来围观问长问短，我身穿军装胸佩主席像章，就给她闭口不答有意躲开，才大队长从团动员主席台走下来，他问了我的情况，要把我调到团部，两个月后我与王兴全和你叔真的就来到了团总部。

前几天我哥哥从山西来看望，我见到他吵个没完，经过运动他神经了，嘴里不知道说什么总是笑，他已和嫂子离婚，我又憎恨又同情矛盾着。他带来这把小提琴，用他全心的感情为我伴奏，似乎在唤起我们的兄弟旧情。然而他别有用心的找机关办领导谈话，晚上组织我们开会公布：你叔和老迟头摘帽，我仍然还戴着四类帽子，一个是反革命，一个是大地主能摘帽，为什么没有我的事？《真假知青》也不公布，我真想一头撞死。

哥哥走后，我提着琴在这最悲痛中遇到你，是你给了我生存的勇气。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才把过去的一切都告诉你，我像卸下了沉重的包袱，现在心情也特别的轻松，在过去的八个晚上，向你介绍了过去的一切，深感到我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真的很轻松…。”

：“明天我们晚上在医院后树林见面好吗？”

雅琴的邀会大鹏答应着，他们更加恋恋不舍的分手告别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