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日郭斌带着戏志才与荀彧二人踏入研究室，司马徽便晓得他又要有大动作了。

戏志才是最早便追随郭斌的谋士，可以说见证了郭斌一步一步从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变为如今叱咤风云的官场红人的全过程，也是郭斌最为看重的左膀右臂。而荀彧，拜入郭斌幕中虽不是最早的，较之徐庶甚至都要晚了许久，却也极得郭斌的敬重。

荀彧为人正直，却又绝非不明世事、初出茅庐的愣头青，颖阴荀氏一族嫡子的身份使得他非但接受了这个时代最顶尖的教育培养，具有极高的智商，同时大家族中生活的经历也使得他看惯了人情世故。再加上荀家豪门巨富，荀彧学问做得又好，因此在家族中地位极高，断不必为了吃穿费力费心，再加上自幼所接受的教育，更是使得他于金钱上看得极淡。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荀彧的高傲是刻在骨子里的，寻常人等岂能入得他的眼中？

当然，荀彧所谓的高傲，并从未曾表现在脸上或是行动中，与戏志才的平易近人、放浪不羁完全不同。他与人交谈虽从来都是和颜悦色，也从不见如何疾言厉色地训斥下属，可大家却大都怕他怕得不行，便是张飞这个粗坯，在荀彧面前也从来都是恭恭敬敬，循规蹈矩，连说话都会斯文许多。郭斌手下各色人等的档案、资料，全都掌握在荀彧手中，他的作用便相当于后世所谓的组织部长，可谓位高权重。

戏志才和荀彧，与徐庶一同被称为郭斌手下三大文臣，都是日理万机的重臣。这几个人每天都忙得不行不行的，如今郭斌竟带着其中两位一同前来，司马徽又岂会想不到又要有大动作了？当下他哼了一声，道：“这些学子所学有限，当还是以学业为重，若是都将他们一股脑儿地塞到官场上，怕是要耽误了学业。”

对于郭斌这个弟子，司马徽自然是极喜爱的，可是有一点却颇为腹诽。为了加强对治下的掌控力度，郭斌常常会将正在就学的优秀学子挑选出来任为吏员或从事，这诚然使得整个阳翟县被郭斌牢牢掌控，在司马徽看来却也耽误了他们的学业。只是儒家素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跃成为吃公家饭的吏员，对于出身贫室寒门的普通学子来说，那是无异于鲤鱼跃龙门的大出息，司马徽却也不便拦着。不过虽是如此，却总免不了对郭斌这一急功近利的做法颇有微词。

郭斌道：“先生所言甚是。不过，此次斌所想，是要将他们派遣下去，支援各县的教育事业。”

司马徽听了，双目一亮，道：“哦？怎么个支援法？”

与大多数为人师者一样，对于传播学问，司马徽有着一种莫名的执着和热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儒家从来便是对传播自己的学说有着极高热情的，孔子的思想中，教育思想便是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今既然听说郭斌要支援各县教育事业，司马徽自然极是上心。

郭斌道：“所谓教学相长。我的想法是先生在阳翟县学之中简拔学问优异，德行高致之人，赴各县教授新学。”司马徽沉吟道：“潜阳的意思是，重开颍川郡中的学校庠序？”

所谓“学校庠序”，指的是自郡以下地方的官学体系。汉代的教育制度，分为官学与私学，官学指的是官府创办的学习场所，而私学则多是各地豪门大族自主创办的族学。汉代的官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地方的官学起于汉景帝末年，当时的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风易俗，推行教化，便先从郡吏中选派聪慧者十余人到长安，就学于博士，这可谓最早的委托培养措施。数年后，这些人学成归来。于是文翁在成都立学，招收属县子弟入学，学成者都给予重用，或推荐到朝廷作官，蜀郡从此学风大盛。

相对来说，中央官学的出现则要晚了不少。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谓“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除了学而无成白首空归之人，太学毕业生们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则收徒为师。当初汉武帝建立太学的根本目的，便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因此，太学自建立之初便成为广大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也是朝廷笼络士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之一。有了利益的驱使，人们便有了进入太学深造的动力，这就形成了太学生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

在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后来为了笼络士人阶层，太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30000人。

在中央，除了太学这种大学性质的学校，便是特殊性质的学校，比如“鸿都门学”、“四姓小侯学”等。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 (公元178年)二月，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即宦官派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与士族势力占据地盘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又借汉灵帝酷爱辞、赋、书、画的缘由，办了这所新型学校。

而四姓小侯学则是东汉贵族学校的一种，专为外戚及大臣子弟提供的太学，又称“官邸学”。四姓指东汉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外戚子弟，因为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故称小侯。明帝时崇尚儒学，特为四姓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学。

在中央官学之外，便是地方官学了。

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县、道、邑、侯国)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则称为“序”。司马徽所说，便是这项制度。

只是这项制度虽早在汉武帝时期便已经建立，却并未切实贯彻执行，汉朝地方学校的兴办仍然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仅存虚名而已。正是因此，司马徽适才方有“重开”之语。

郭斌道：“学校庠序同时设立，所费弥多，况且学官培养不易，阳翟县学之中众人就学时间不长，若抽调过多人等为学官，恐怕多有不便。”

司马徽点点头，他当然知道郭斌并非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之类的庸人，便问道：“那你的意思是？”

郭斌道：“将阳翟县学升格为颍川郡学，然后在各县之中设立县学，至于庠序，则交由地方各族分别建设吧。”

“然则，县学之中学子如何入学？如何选拔？可是依照阳翟县学例？”司马徽果然是常搞教育的，一开口便问到了点子上。

若是依照阳翟县学的例，那么对于整个颍川郡势必又是一项重大的财政支出，便是以如今郭斌的身家和颍川郡的家底，想要支撑起全郡中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对财政的压力无疑也是巨大的。若是要不顾一切搞教育，郡中财政想要顾及其他的话却也是难能了。

因为若是依照阳翟县学的例子，所有适龄学子上学是不需要缴纳学费的，另外除了每日上午有一杯牛奶或羊奶饮用之外，中午还要免费提供一顿饭食。除了这些之外，财政还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用以建设校舍、雇佣教员，每个学生入学之初，还必须人手分发一个用以练字、记录之用的黑板，另外每个学年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厚厚的空白记录册子。

这一桩桩一件件所要耗费的财赋，看起来虽不甚起眼，可一旦数量大了，却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今方当乱世，黄巾之乱虽已平息，各地假托太平道之名蜂起之盗贼却是猖獗一时。因此，各地官府与豪门大户纷纷大量囤积粮食，修整武备，哪里有多余的银钱放到教育上？

每个学年给学子们分发的这个册子，是用来记录每日里先生所授课文之用的。因为如今活字印刷术的研制还远未成熟，新的造纸术也还没有大规模普及，故课本的印刷便成为困扰阳翟县学的一大难题。经过一番讨论后，方拿出了这么个解决的法子。这样虽省不了造纸所必须的花费，却既省却了单独印刷课本的成本，又通过手录课本使得学子们巩固了知识。

为了防止手录之时出现谬误，郭斌专门拜托司马徽仿照蔡邕等人在国子监门前刻印《熹平石经》的法子，于阳翟县学门外刻印了新学的课本，以供学子传抄、勘误。此外，也为校外有志于新学之人抄录、流传，因为新学考试成为阳翟县衙中吏员录取的标准，“阳翟县学石刻”前也惯是熙熙攘攘，游人、学子摩肩接踵。可以预见，随着郭斌地位的提高，逐渐掌控整个颍川郡，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无疑，随着郭斌对颍川郡掌控力的提高，这种选拔吏员的制度必会推广至颍川全境，新学在颍川郡中的崛起已呈不可遏制之势，而颍川郡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会反过来推动新学在大汉天下影响力的扩张。由颍川郡中阳翟县内伏龙山庄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寨兴起的新学的星星之火，已隐隐然有了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