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颍川郡实现军事一体化，彻底消除散布各个庄园的私人部曲力量，便不得不从根子上将庄园经济的基石打破。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将草创于明朝，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普遍实行开来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拿出来。这种赋税制度的主要内容，便是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

只要算赋与口赋这两项废除了，而单以朝廷三十税一的制度收取田税，哪怕是十五税一甚至是十税一，也是对农民压力的极大减轻。农民压力减轻后，自然会开垦荒地，不再托庇于豪门大户。只是郭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颍川郡守，如何能够轻易改变朝廷的财政制度？

相对于田租来说，算赋与口赋反而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算赋归于中央财政，而口赋则直接进入皇室的腰包，若是将这两项取消掉，那么中央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皇室的开支又从哪里来？在如今天下乱起，朝廷需要四处派兵，中央财政压力巨大，中央政府临近破产的时刻，想要将人头税取消，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是天子刘宏与朝中诸公都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也不得不将眼前的危急先渡过去再说。

如今想来，汉朝廷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田税，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从而保得江山稳固。朝廷减税，获利者是拥有大量耕地的豪门大户，他们雇佣佃户为自己耕田，收取一半的收成，转过手来再向朝廷支付三十分之一的田税，这么好做的买卖，谁不想着扩大规模？

这里面的门道难道朝廷真的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情吗？朝中的高官显宦那是心里清楚却不说出来，天子可能是不知道，可也断然没有被瞒了四百年的道理啊！就算是刘邦想不到，文帝、景帝也都没有意识到，可出身草莽的光武帝刘秀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是这种经济形势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大势已成，朝廷也是有心无力罢了。即便只是想要削藩便搞出七国之乱的事情，西汉王朝差点儿便换了天，若是想要同时与遍布天下的豪门大族打擂台，便是贵为天子当也是心胆俱寒吧。

因此，在郭斌看来，朝廷在这件事上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春秋战国时候，因为井田制的实行，土地问题的核心都集中在井田制是否废弃的问题上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田逐渐被撂荒，私田则不断被开垦扩大，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私田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而自从商鞅变法，乃至秦统一六国之后，私有土地方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统一度量衡的出现为私有土地合法化提供了极强的推动力，因为它的出现促使原来通过分封“发工资”的现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出现了依靠统一的量器计量粮食的方法，而朝廷则依照这种新式的衡量方法给官员发放俸禄。官秩中所谓“六百石”、“二千石”，所说的便全都是粮食的数量。

同时，统一的度量衡的出现也为国家更新税法提供了依据。在原来的井田制中，通过耕种公田“交税”的方法是相对粗放的，而有了统一的量器之后，田税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统一缴纳，原本公田被撂荒的担忧自然也没有了。因为田税的征收是针对私有土地的，你有多少地就需要缴纳多少田税，你开垦的土地越多，所要缴纳的田税自也就越多。从此以后，即便是原来的公田，也可以通过雇佣佃户、奴仆耕种的方式运作，从而收取田赋。

因此，可以说正是统一度量衡的出现，才促使天下税法改革，从而形成了秦汉以后土地兼并的现象。故，人还是要对大自然保持适当的尊重的，谁都不知道自己的一个举措会引发怎样不可预知的后果。度量衡的发明固然带来了许多好处，促进了人类经济形式的革新与政治制度的改革，促使新的俸禄制度出现，从而使文官制度有了大发展，却也带来了这个困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千六百多年的土地兼并问题，多少王朝的兴衰都是因此而起的啊！

也就是说，在汉朝即便是意识到了土地兼并不是好事，却也没有历史经验可以用作参考，因为规模庞大而剧烈的土地兼并正是从汉朝开始的。

当汉朝廷意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时，已然是积重难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势必先要将这个朝廷连根拔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竟然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便是降低田税。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贫民百姓虽不能享受到降低田税的政策，却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博得豪门大户的好感和支持，否则若再增加田税，豪门地主们也增加老百姓的田租该如何是好？

因此，朝廷越是降低田税，豪门地主获利便越丰厚，土地兼并的欲 望便会愈发强大而不好节制，豪门地主们便会越发不择手段地迫使自耕农破产，沦为他们的附庸。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恶行循环，使得各地豪族规模越大，实力越强，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力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最终爆发出来也便毫无悬念了。

而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从根子上打破庄园经济的经济形势，便要极力发展生产力，使得人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所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比如以前犁地，需要几个人抡着锄头在骄阳下从早忙到晚，干一天才能完成松土的活儿。然而，有了畜力介入之后，只需要一个人扶着犁并掌控住耕牛，一日便能将活儿干完。这样一来，庄园所需的劳动力自然就少了。然而，为了防止地主们利用节省下来的人力资源继续投入扩大耕地面积，开垦荒地，还需要对在农业中“下岗”的人予以正确的引导。

将他们引导到什么方向上去呢？工商业便是郭斌想出来的办法。

农民之所以托庇于豪门地主羽翼之下，成为隐匿人口，最重要的原因是深重的田税、口赋与算赋、还有劳役和兵役的压迫，使得他们无法自立于社会，他们非如此无以谋生。而一旦隐匿于地方豪族的庄园之中，便算是成功躲过了如此沉重的赋税与徭役。豪门大户多在地方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地方的官员和小吏自不会为了几个逃亡的老百姓去得罪他们。

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生产需要海量的工人，纺织业、建筑业，再加上如今郭斌手中其他的工业生产项目，在如今的生产力水平下都离不开海量的、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的支持。而工商业在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盈利能力，无疑为广大豪门地主展现了一个踅取财富的全新手段。只有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土地上移开，引导他们的资金和人力、物力往工商业流转，才能真正释放被“囚禁”在庄园之中的劳动力。

历史上，中国历代王朝为了这个土地兼并的问题挖空了心思，多少社会精英、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巧妙构思，极近人类算计之精妙，将包括赋税政策在内的国家政策改了又改，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郭斌却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似乎不太搭界的方法，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在理论上有了解决的可能。

这不是说郭斌是多么的英明神武、聪明睿智，也不是说他有多么的高瞻远瞩，而是他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社会主义五好青年，郭斌从上学的时候就明白“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个道理，当初他通过各种方法极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不惜拿出了牛顿力学三定律扮演了一回神棍，可是说到底他不过是想要装X罢了。

毋须讳言，当初的郭斌就这么点儿愿景。如今在汉朝末年，以如今的生产力水平和他自己那半吊子的新知识，飞机大炮是不用想了，弄点儿简单的机械至少不是什么大问题吧？而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动力的蒸汽机，想要研发出来似乎也不是那么难。郭斌就想，若是能研究出蒸汽机来，将其安装到大船上，这种蒸汽轮船岂不是要逆天了？谁还能打得过？开着蒸汽轮船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大陆，那可得多威风？

想到这里，郭斌不由得又想起了郭德纲的相声里说的那段话，一个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掉进河里撞死了一条鱼，这条鱼到死也想不到自己会死于一场车祸。老郭得到的结论是：干掉你的往往不是你的同行，有可能是跨界。

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殚精竭虑、极尽巧思，努力改革赋税制度，直到一千六百多年后才研发出“摊丁入亩”，可只要换一个思路，努力发展工商业、加速生产力发展，同样能够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戏志才所以说郭斌一直在做，指的就是发展工商业，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事情。

郭斌所以一直努力发展工商业，并想尽一切办法要将豪门大户拉进来一起赚钱，刚开始为的确实是交好各地豪族，使得伏龙山庄可以在乱世之中立足。可是，随着郭斌地位的提高，他与他的谋士们所站的位置也不断提高，看问题的角度自也变了。

小小的塞外三城竟能容纳下五十余万黄巾降卒，靠的是什么？还不是庞大的物资存储和转运规模？塞外三城中固然有数量极多的人从事农业与牧业生产，可这反而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而不得不从事的副业，城中规模最为庞大，用人最多的还是在阳翟服饰中负责编织毛毡、制作成衣的工人，是保证仓储系统顺利运行的工人，是为来来往往的客商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从业者。

可以说，工商业的力量在塞外三城展现得淋漓尽致，也给郭斌手下的谋士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发展道路的窗户，使得他们认识到，工商业也可以救中国。而缔造了这一切的郭斌，无疑受到了他们的敬重与景仰，他们的主公才是真正的胸怀天下、高屋建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