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郭斌在思考历史上荀彧的人生轨迹之时，却听戏志才以低缓的声音道：“谏议大夫，刘公陶被诬与黄巾贼寇交通而问罪下狱，于狱中自杀身亡。”

郭斌听了，先是一愣，随即回过神来。刘陶字子奇，颍川颖阴人，是西汉淮南厉王刘长次子济北贞王刘勃之后，虽与本朝世祖光武皇帝一脉的亲缘关系极远了，却也算得上是宗室。

此人精通《尚书》、《春秋》，还为这两本书作了注解，名曰《中文尚书》。此外，他更是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共百余篇，是颍川郡中极负盛名的才学卓越的名士。郭斌虽与其交往不深，却是久仰其名了。

刘陶知名当世的时间，应当是在桓帝朝。那时候大将军梁冀专擅朝政，天灾不断，连年饥荒。因此有人上书说，国家所以穷困，百姓所以受饿挨冻，乃是因为货轻钱薄，应当改铸大钱。因此，当时的天子，汉桓帝刘志便下诏命四府百官及太学讨论（由此可知，太学早便有参政议政的职能）。刘陶这时正在太学游学，便上疏皇帝劝阻铸钱，说自己是东野狂夫，暗昧不明大义。

朝廷基于各方面的综合考虑，最终便没有铸钱。

后来，当今天子刘宏继位，久闻刘陶的大名，曾几次召见他。当时巨鹿张角假托大道，刘陶上书朝廷说张角妖惑百姓这件事，皇帝始终不醒悟，却下诏要刘陶编次《春秋》条例。后来张角作乱，天下骚动，帝追想刘陶的话，便封他为中陵乡侯，三迁尚书令。

他曾多次痛切劝谏，权臣都怕他，于是便被调到京兆尹。到京兆尹职，朝廷让刘陶提交千万的修宫钱。所谓"修宫钱"，就是"买 官钱"，刘陶清贫，又以花钱买 官为可耻，于是托病不办公。只是天子刘宏素来看重刘陶的才华，也没有计较，便征调他为谏议大夫。

由此可见，天子刘宏虽然格局不够，器宇不足，这么多年皇帝做下来，为政的经验和识人之明还是有的。将刘陶这个正直而才华横溢，又充满“战斗精神”的典型的文人，放到这个专管议论朝政的位置上，正是人尽其才。而刘陶此次被下狱，直接原因却是因为上书直言而惹恼了十常侍，被十常侍诬陷，说他与黄巾贼首张角曾有勾结。只要进了牢狱，想要一个人死、乃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刘陶见狱吏逼问甚急，知道自己得罪了十常侍，此次势必难以脱身，最终自杀身亡。与他一同被宦官诬陷，并死于狱中的，还有前司徒陈耽。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可在如今众人的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滔天巨浪。

陈耽是什么人，是司徒，三公之一，以忠正称名于世；刘陶是什么人，是清流，是士人之中反对宦官的急先锋。而且，陈耽是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刘陶则是颍川颖阴人。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都是中原士族。

自东汉立国之始，朝堂之中便一直存在着关东豪族与西北豪族两大势力集团。

众所周知，东汉一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是南阳人。与汉高祖刘邦起兵时追随者多是故乡沛县人相似，刘秀起兵之时的主要帮手，自然也是以亲戚朋友为主。后来经过南征北战，刘秀终于统一中原，成为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一方霸主。后来，他在众将的拥戴下，于河北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武威太守梁统归附东汉，史称窦融附汉，窦融也因此被刘秀任命为凉州牧，位列云台三十二将之一。正是因为这个事件，使得关西的一大部分领土以和平的方式并入东汉，关西豪族的力量也因此得到保全。

然而，国家虽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可内部的矛盾却还是依然存在的。刘秀的根本，是中原地区的豪门大族，他也正是靠着中原豪族的力量获得了天下，因此在东汉初年，中原豪族的力量是极其庞大的。而新近投靠的，以窦融为首的西北豪族，其力量也因和平投效的方式得到了保全，又帮助刘秀平定了割据一方的隗嚣，成为东汉一朝的功臣。

一个团队之中，新人与老人之间从来都是矛盾重重的，因为“老人”是原有集团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新人”则是要插足利益分润的“入侵者”。因此，西北豪族便成为中原豪族既要对抗，又要合作的对象。

无论在什么朝代，手握军权的人总能得到更多的尊重，东汉自也不例外。以武功起家的西北豪族，手握重兵，家族之中也多是能征惯战的勇将之流，再加上西北羌人素来不服王化，叛乱不断，因此统一后的东汉朝廷便不得不对西北的这些军功豪族着意笼络。通过什么方式来笼络他们呢？和亲便是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式之一。

东汉的诸多外戚之中，较为有名的有大约有四位，分别是窦宪、邓骘、梁冀、何进。当然，最后一位何进虽也是南阳人，却并非名门望族之后，他之所以在后世名声极大，很大程度上也是托了《三国演义》的福，不过这名声并不太好罢了。

而另外三位中，窦宪是大司空窦融曾孙；梁冀的父亲梁商，是九江太守梁统曾孙，《后汉书》中虽称“顺帝之世，梁商称为贤辅”，但因其掌权时，梁氏一族遍布朝中，从而为其子梁冀的专权铺平了道路。

另外一位邓骘，方是中原豪族。邓骘是太傅邓禹之孙，而邓禹则是南阳新野人，东汉初年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一位，是刘秀无可置疑的第一铁杆粉丝。

除此之外，东汉初年还有一位出身西北的外戚，那便是伏波将军马援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是汉明帝刘庄的皇后，不过这位马皇后一生以俭朴自奉、不信巫祝、待人和善、约束外家著称，因此马家并未出现像窦融、梁冀这样的跋扈外戚。

以马、窦、梁三家豪族为代表的西北豪族，曾经出过五位皇后，在位时间共约八十年；得势时满门荣华富贵，而一旦败落，则或被诛杀，或被流放。所谓：“任重道悠，利深祸速。”不过至少可以看得出来，西北豪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承包了整个东汉年间的外戚之位，这虽然是东汉朝廷出于笼络西北豪族的目的，不得已而为之，却终是使得朝中形成了一股可以与宦官和中原豪族力量相抗衡的强大势力。

因为西北豪族的暴虐、保守与野蛮，再加上一系列历史原因，使得他们虽极力想要融入进中原豪族的圈子，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排斥。

根据《后汉书·皇甫规列传》记载：“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与，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

“输”，罚役也。所谓论输，谓论其罪而输作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等到党锢之禁大起后，天下的名臣贤士许多都受到了牵连。皇甫规自认为是西北的豪杰，以不能参与党锢为耻辱，便上书道：“臣先前曾推荐原大司农张奂，是依附党人。另外，臣当初被论罪罚役的时候，太学生张凤等人也曾上书为臣辩解，这是被党人所攀附。所以臣也应当受到党人的连坐。”只是朝廷虽然知晓了这事情，却不对皇甫规问罪。

不要以为皇甫规争着抢着来认罪便是患了失心疯，他不过是想要融入士人阶层罢了。党人以君子自况，具有一种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的英勇斗争精神。他们多具有为人清白的“清流”人品，是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大义根于其心的社会良心，所作所为又往往能站在恶势力的对立面，因此极得士民百姓的同情和敬仰。特别是这些士大夫们在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表现出的高尚品格和勇敢精神，更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然而，让皇甫规遗憾的人，他虽然想通过这种方式努力跻身党人行列，可朝廷就是不认。

一句话：哥们儿不带你玩儿。

皇甫规是什么人？他曾历任中郎将、度辽将军等职，多次击破、降服羌人，并缓和汉羌矛盾，与张奂、段颎合称"凉州三明"，官至护羌校尉。熹平三年(174年)，皇甫规逝世，年七十一，获赠大司农。著有文集五卷，已佚。《全后汉文》录有其文。可见他确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杰出之士。

由此可见，以中原人为核心的关东豪族与西北豪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一直存在的，东汉中原豪族排斥西北豪族的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即便是为了反对宦官这一共同的敌人，不到万不得已时，中原豪族也是不愿意与西北豪族合作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那便是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之中，立传的二十一位传主之中，竟无一个西北人。

刘陶和陈耽都是中原人氏，二人遭宦官诬陷而身死狱中，想来在士林之中也会引起一起不小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