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甚速，或者是因为所谓初学者的幸运，或者是因为有高大巍峨的楼船开道，这一路上尚算顺风顺水，除了张飞在海上因为晕船吐了个天翻地覆，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十余日后，郭斌乘坐的楼船与同行的几十艘大大小小运送甘蔗的船只便经淮水，进入颍水，抵达了阳翟县东的码头上。

无论是阳翟附近的颍水北段还是长社附近的洧水，都是由西北向东南汇入淮水的。原本只有渔船三两艘的两条河水中，在郭斌迅速崛起后日益繁华，运送货物的船只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因为颍水与洧水两条河不太宽阔，河水也不是太深，因此运力很是有限。为了不让交通成为阻碍阳翟县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经过郭斌的同意，长社城在建设大型仓储中心，并建设与阳翟县连通的高速公路的同时，也将许多阳翟县中的产业分流了过来。如今的长社城，依托其紧邻阳翟生产制造中心和高速公路的便利，凭借着其向北连通京师洛阳，向东连接富庶的徐州，向南则通陈郡、汝南，十字路口般的优势，已经俨然成为颍川郡东北部一颗耀眼的明珠。

尤其是阳翟县工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其县中产品在市场上也极受欢迎，从各地汇聚而来的商贾也是愈来愈多。各式各样的马车、船只，将天下各处的原材料诸如毛毡、生丝、皮毛等物运送而来，再将诸如阳翟文具、服饰、美酒、香皂等各种各样的工业制成品装上车船，行销天下。因此，在长社城外码头边的庄园之中，除了各种大型仓储设施，便是专供天下商贾休闲娱乐的瓦肆、酒楼、茶馆等。这里俨然已经成为各地商人谈生意、做买卖的绝佳去处。

车马辐辏、船行如织的景象在长社虽是极常见的，可是如今，即便是自长社城外码头建好便一直在此处混生活的资历最老，最为见多识广的力工，也未曾见到过眼前这如山岳一般高大巍峨的楼船。

这楼船的船舷极高，舰首极宽大，船上建楼三重，远远望去便仿佛一座移动的巨型酒楼一般。昨日里当它驶入长社城外的码头时，直将码头上的行人和力工吓得不轻。便是到了今日人气也是丝毫不减，甚至有从长社城内专门乘马来洧水河边瞧热闹的。

这便是士燮借给郭斌的座驾，这样的楼船本为古越族人发明的一种大型战船，即便是在交州也极少见，更不用说是中原地区了。三国时期，吴国水军装备有5层楼的楼船，如“飞云”、“盖海”等大型楼船，可载士卒3000人。此后，历代水军，都以楼船作为主力战舰。

士家建造如此巨大的楼船自然不是为了暴露野心，作死用的，这艘大船上虽也有女墙、战格之类的防御设施，里面装的大多却是货物。当然，如今即便是海上也不太安全，近海的海盗与江河之中的水匪，也对船队的安全问题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因为这尚是首批运往中原的甘蔗，为了保证郭斌众人此行顺遂，士燮便干脆将这楼船派了出来。

此时的水战，多以弓箭对射以及船只对撞、跳帮肉搏为主。因此，船只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单艘战舰所能容纳的水手和士兵的数量，当然也决定了战船的撞击力。战争从来都是以多为胜，战船之上水手和士兵数量越多，在弓箭对射之时便越能形成规模优势，而在跳帮肉搏中往往也可获得胜利。另外，楼船体型巨大，船帮较之普通的小船要高出一两丈来，因此在跳帮肉搏之中也占据极大优势。

正是因为楼船在战争中的种种优势，自三国时期开始，历代的水军便都以楼船作为作战的主力战舰。到了西晋时期，楼船之上更是出现了拍杆。这里所说的拍杆，自然不是钓鱼所用的手法，而是一种战具。它最早被安装在兵车、战舰上，利用杠杆和滑车，遥掷石块、钉板、火种等物以打击敌方。因此，从史书的记载之中可以得知，这拍杆便与陆战的炮车类似，是当时船上威力最为巨大、最具杀伤力的武器。魏源便单说这拍杆的好处：“拍竿之制，施於楼船，上置巨石，轆轤贯焉，层楼百尺，六竿相联，壮士数百，层环其巔，发之碎敌，熊羆莫前。”可见这楼船确是一种可以碾压一般小船的庞然大物。

只是这楼船虽好，却也有一桩不是，那便是其抗风暴能力差。因为楼船上层建筑物过多，又极是高大，便导致其重心上移。重心高的坏处，便是一旦遇到狂风大浪，就极易倾覆，十分危险。

不过，此次运送甘蔗北上，倒确实是借了这楼船的光，看到如此高大威猛的战舰，寻常混迹江湖的小毛贼哪里还有敢冒头的？况且在近海中行驶风浪小，这楼船之上相对更为平稳，否则在后世赫赫有名、五虎上将之一的桓侯张飞，怕是行到半路便要下船乘马了。

不提规模如此庞大，气势如此恢弘的船队给长社城内外人们带来的巨大震撼，郭斌一行见到前来长社迎接的戏志才、郭嘉等人，自然少不了又一番热闹。

此番南下，所为的便是寻找董奉的下落，至于甘蔗的一应设想，是郭斌临时想到并在临行前交代给戏志才的。随着阳翟县中各种产业的迅速崛起，城内城外的工厂已经连成一片，通往长社去的高速公路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减轻交通压力，也为了节约成本，更为了阳翟县打造颍川郡文化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政治中心的地位，许多污染大，效益也不甚高的企业便陆续往长社迁移。

制糖厂便设在长社城外码头边上，因为其所需的原材料甘蔗的数量极为庞大，其下游的造纸业又是个污染大户，便一同安置在了长社城外，当然，造纸厂的位置是要设在洧水下游的。既然制糖厂与造纸厂都挪到了长社，伏龙山庄新近设立的酿酒车间便也安置在此处。

这个酒厂是专门用来生产甘蔗酒的，原产于古巴共和国的朗姆酒便是用甘蔗汁、糖汁或糖蜜酿造而成，只是多了一道蒸馏的工序罢了。要说这酒的蒸馏技术倒也不难，用青铜或是铁器制作的蒸馏工具，同样可以得到蒸馏的美酒，只是郭斌目前却没有拿出来的意思。

中国的酿酒技术大约传自夏朝的杜康或仪狄，更有传自黄帝的说法。虽然众说纷纭，可其出现的时间应当不会晚于夏朝。而至于酒的蒸馏技术，其起源便愈发众说纷纭了，而且各种不同的说法之间相差甚远。

一种说法是来自明朝的李时珍，他在其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中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蒸令汽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 。”这位医药学家经常搞一些跨界研究的事儿虽不必穷究，可在许多事情上的可信度却也值得商榷。

此外，还有这蒸馏法传自宋代、唐初、乃至东汉的说法，当然各执一词，也各有其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如今就说说这蒸馏酒之法传自东汉的说法。

在上海博物馆陈列有一套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该蒸馏器的年代，经过青铜专家鉴定是东汉早期或中期的制品。并且，专家曾用此蒸馏器作蒸馏实验，蒸出了酒度为 26.6-20.4的蒸馏酒，而且在安徽滁洲黄泥乡也出土了一件似乎一模一样的青铜蒸馏器。

这时候，历史学家钻研学术时的严谨性就体现出来了。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吴德铎先生和马承源先生认为我国早在公元初或一、二世纪时期，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便已使用青铜蒸馏器了，但他们并未认定此蒸馏器便是用来蒸馏酒的。

1986年论文发表后，毫无疑问地轰动了世界科技史学界，并引起了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科学技术史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的高度重视，表示要对其原著作中关于蒸馏器的这部分内容重新修正。不过，因为缺乏充足的证据，蒸馏酒起源于东汉的观点，目前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仅靠用途不明的蒸馏器便认定酒蒸馏技术的产生年代，确是不够妥当。

也有人拿曹操禁酒的事情作为旁证，说“魏曹操禁酒，人窃饮之。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意思是说，因为曹魏时，曹操禁酒甚严。当时人讳说酒字，便把清酒叫圣人，浊酒叫贤人。便有人认为这所谓的“清酒”，便定然是蒸馏酒了，其实大谬不然。

此处的清酒是与浊酒相对的，古时在浊酒中加入石炭，使其沉淀，取其上层清沏的酒液，称为清酒，而其留下的白 浊的部分，则称为浊酒。因此，清酒是经过沉淀而非蒸馏，其酒精度自然也与蒸馏酒相去甚远。

在世界上知名的日本清酒，是以大米与天然矿泉水为原料，经过制曲、制酒母、最后酿造等工序，通过并行复合发酵，酿造出酒精度达18%左右的酒醪。之后加入石灰使其沉淀，经过压榨制得清酒的原酒。因此，从酿酒和沉淀的技术来讲，日本的清酒似乎也是源自中国古代的酿酒术的。因为清酒的酒精度也不高，如今在日本市面上出售的清酒的酒精度，也不过十几度。

不过，郭斌所以无意于蒸馏酒，也是为了节约粮食罢了。若是这好酒造出来后，再将酒鬼们的酒瘾给勾出来，那粮食的消耗势必大增。在粮食极为匮乏，各地政府无心发展经济的时代，这是断然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