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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斯·奥格尔维，奥格尔维斯波福德克劳福德科恩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向来以自己极强的自制力为豪。也就是说，他不仅在外表上显得镇定沉着，连发生危机、面对最深层恐惧的时候也能迫使自己冷静如常。但是，五十分钟之前他刚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那部藏起来的私人专线电话在响，不禁感到一丝紧张——这么早的时候，谁会往这个号码打电话？后来，他在电话上听到苏联驻纽约总领事口音浓重的说话声，要求立即和他见面，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胸口猛然一空……俄国人接着又让他——命令他——一个小时之内赶到卡莱尔饭店的4C套间，而不是去他们平时在第三十二街和麦迪逊大道路口公寓的会面地点，奥格尔维只觉得胸口的空洞里传来一阵灼痛。后来他稍稍抗议了一下，说这次会面太突然，没有事先预约，苏联人的回答让他胸口的灼痛腾地燃起了烈火，火苗直蹿到他的嗓子眼。

“我要告诉你的情况，会让你真心希望我们俩从来都不认识，更不用说今天早上还得见面了。赶快过去！”

奥格尔维靠在自己的豪华轿车里，把身子深深陷进椅背的软垫之中，僵直的两腿伸在铺着地毯的底板上。个人的财富、权力和影响——关于这些问题的种种思绪抽象而又纷乱，不停地在他的脑海中打转；他必须得控制住自己！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布赖斯·奥格尔维，独一无二的布赖斯·奥格尔维，堪称全纽约最成功的公司法律师。在公司法和反垄断法的快车道上他可谓遥遥领先，仅次于波士顿的伦道夫·盖茨。

盖茨！想起这个狗杂种倒是很不错，能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梅杜莎曾想请著名的盖茨先生帮个小忙，在一个面向政府的专门委员会中任命一个人，这是件无足轻重、非常体面的小事，可盖茨竟然连他们的电话都不接！电话还是通过另一个非常体面的消息来源打的，此人是五角大楼采办部的主管，据称是一位无可指责、公正无私的将军——那混蛋名叫诺曼·斯韦恩。斯韦恩不过是想打听点内幕消息而已。好吧，也许不光是弄点内幕消息，但盖茨不可能知道这一点……盖茨？有一天早上《时报》登出新闻，说他从一起恶意购并诉讼中退了出来。是什么诉讼来着？

豪华轿车在卡莱尔饭店的路边停了下来。这家饭店一度是肯尼迪家族在纽约钟爱的幽会场所，如今成了苏联人青睐的临时秘密活动地点。奥格尔维等到身穿制服的门房打开后车门，然后才从车里迈步上了人行道。他一般不会这么干，总认为这么拖延一下是装腔作势，毫无必要，但今天早晨他必须控制住自己。他必须成为那个冷若冰霜、令法律界对手畏惧的奥格尔维。

电梯很快就上到了四楼，但他从铺着蓝地毯的走廊到4C套间的那段路却走得很慢，虽说距离要近得多。独一无二的布赖斯·奥格尔维深深地、平稳地吸了一口气，站直身子按响了门铃。二十八秒之后——恼怒的律师默默地数着“一个一千、两个一千”，都数恶心了——苏联总领事打开了房门。他中等个头，身材瘦削，长着一张鹰隼般的脸，白皮肤紧绷绷的，一双大眼睛是褐色。

弗拉基米尔·苏利科夫七十三岁，人虽然瘦但很结实，精力充沛。他是位学者，以前在莫斯科大学当历史学教授。他并没有投身于任何一种政治传统，而是宁愿在社会中充当一个非正统的、被动的个人。这种态度，再加上他过人的才智，倒是对他很有好处；他被派驻的地方，那些墨守成规却事倍功半的人根本就去不了。苏利科夫身上结合了这些特点，而且又非常喜欢体育锻炼，因此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到十五岁。在他的谈判对手看来，苏利科夫一到场就会令人不安，因为他身上放射出经年累积的智慧，而那种生机勃勃的活力愈发强化了这一点。

寒暄的话两三句就说完了。苏利科夫只是冷冷地伸出手来僵硬地跟奥格尔维握了一下，然后让他坐在一把硬邦邦的靠垫扶手椅里，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客套。苏利科夫站在套间里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窄壁炉架前，就好像那是教室里的黑板。他把双手背在身后，俨然是一位被惹恼了的教授，准备对一个又讨厌又爱争辩的研究生提出质问，同时好好教训他一番。

“咱们直接谈正事，”俄国人没好气地说，“你知道彼得·霍兰上将吧？”

“对，当然知道。他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你干吗问这个？”

“他是不是你们的人？”

“不是。”

“你肯定吗？”

“我当然肯定。”

“他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你们的一员？”

“绝对不可能，这个人我根本都不认识。如果你这是在搞苏联式的业余审讯，那还是找别人练去吧。”

“啊，开价昂贵的美国律师难道连几个简单的问题也要抗议吗？”

“我抗议是因为遭到了侮辱。你在电话上讲的事太令人震惊了。我希望得到一个解释，所以你就快说吧。”

“我会说的，律师，相信我。那件事我会说的，不过得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说。我们俄国人会保护自己的侧翼；这是我们从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和胜利之中得到的教训——你们美国人从来都用不着忍受那样的磨难。”

“我也经历过另一场战争，这你很清楚，”奥格尔维冷冷地说，“但如果历史教科书说得没错，俄国的冬天可帮了你们的忙。”

“这一点可很难向成千上万冻死的苏联士兵解释。”

“这我承认，我向你致以哀悼，同时表示祝贺。不过我要你解释的可不是这个，况且你也没解释。”

“我只是想解释一个真理，年轻人。我刚才说过，如果不认识到历史的沉痛教训，我们就肯定会重蹈覆辙……你瞧，我们确实在保护自己的侧翼。如果我国外交界的某些人怀疑我们受到了欺骗，陷进了一场国际丑闻之中，我们就对这个侧翼予以加强。律师，对于你这么博学的人来说，这个教训非常简单。”

“而且一望而知，根本就是琐碎小事。霍兰上将怎么了？”

“等会儿再说他……首先，我得问问你：知道一个叫亚历山大·康克林的人吗？”

布赖斯·奥格尔维大惊失色，在椅子上猛地往前一倾。“这个名字你从哪儿了解到的？”他问话时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还不止这个……有个姓帕诺夫的，名字叫莫蒂默或是莫伊舍，据信是个犹太医生。律师先生，最后还有一男一女，我们认为是杀手杰森·伯恩和他妻子。”

“我的天！”奥格尔维喊道。他身子往前勾着，一副紧张的模样，两眼睁得老大，“这些人跟我们能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们必须搞明白的事情，”苏利科夫盯着华尔街律师回答说，“显然，这几个人你全都知道，对不对？”

“呃，对——不对！”奥格尔维抗辩说。他的脸涨红了，话也说得语无伦次，“那是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它跟我们的生意根本就没关系——这项生意我们可投入了数以百万的资金，经营了二十年！”

“我能不能提醒你一下，律师先生，你们也挣回了数以百万的钱。”

“这是国际市场上的风险资本！”律师喊道，“在我们国家这不算犯罪。只要敲一个电脑按键，资金就可以漂洋过海地流动。根本不是犯罪！”

“真的吗？”苏联总领事挑起了眉毛，“我觉得像你这么高明的律师不应该说出这种话。你们一直在利用具有欺骗性的代理公司法人，以

兼并、收购的方式，在欧洲各地大肆购买公司。你们买下的公司就等于是货源，往往同属一类市场，因此你们就能给这些以往的竞争者指定价格。我觉得这应该叫做串通一气、限制贸易自由。这些法律术语对我们苏联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因为价格全是国家定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些指控！”奥格尔维宣称。

“当然不会有证据，只要这世上还有骗子和无耻的律师存在；律师会收受贿赂，并且给骗子们提建议。这是一个迷宫般复杂的企业，它运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多年来，不管我们想搞到什么，或者是急需什么，你们都会卖给我们，包括贵国政府限制清单上的每一样重要物资。这些清单的名目实在太多，光记录它们就把我们的电脑搞崩溃了。”

“没有证据！”华尔街律师断然坚持说。

“律师，我对这种证据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刚才告诉你的那几个名字。按着顺序，是彼得·霍兰、亚历山大·康克林、帕诺夫医生，最后是杰森·伯恩和他的妻子。请跟我说说他们的情况。”

“你干吗要问这些？”奥格尔维恳求道，“我刚刚才解释过，他们和你我毫无干系，和咱们的协议毫无干系！”

“我们认为这些人可能有关系。你何不先从霍兰上将说起？”

“哦，我的老天……！”恼怒的律师来回摇了摇头，结结巴巴好几回才把话说顺溜，“霍兰——好吧，你会明白的……我们在中情局发展了一个人，他叫史蒂文·德索，是个分析师。这家伙慌了神，想断绝跟我们的关系。自然，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所以就找人除掉了他——做得很专业——其他几个不太稳定、可能造成危险的人我们也不得不照此办理。霍兰也许起了疑心，他可能猜测德索是死于谋杀，但他所能做的也仅仅是猜测而已——我们雇的专业人员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从来不会犯这种错误。”

“很好。”苏利科夫说。他站在壁炉架边上没动，居高临下地盯着紧张不已的奥格尔维。“下一个，亚历山大·康克林。”

“他以前担任过中情局情报站的主管，和帕诺夫有来往——帕诺夫是个心理医生。他们俩和那个人称作杰森·伯恩的家伙都有联系，也认识他的妻子。他们相识已经有许多年，事实上要从西贡时期算起。你知道，我们被人突破了，有几个成员在电话上遭到威胁；德索断定，这次突破是伯恩在康克林的帮助下干的。”

“他凭什么这样断定？”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德索必须得除掉，而我们请的专业人员也接下了生意——几笔生意。那几个人都得干掉。”

“你刚才说到了西贡。”

“伯恩是老梅杜莎的成员，”奥格尔维低声承认，“和那个战场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个贼性不改、格格不入的家伙……他可能只是认出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熟人，事情也许就这么简单。德索听到的情况是，这个叫伯恩的垃圾——顺便说一句，这并非他的真名——实际上是中情局训练出来的，他假扮成一名国际杀手，是要把他们称为‘胡狼’的另一个杀手引出来。这个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他们给了伯恩一笔养老金，打发他走人——该是拿纪念金表退休的时候了。‘老伙计，谢谢你的努力，不过这事已经结束了。’显然，伯恩想要的可不止是这么点钱，于是他就找上了我们……现在你明白了，对不对？这两件事完全是互不相关的；不存在任何联系。这两件事根本就不沾边。”

俄国人松开背着的双手，往壁炉旁边走了一步。他的表情与其说是警觉，还不如说是担心。“你难道是个睁眼瞎？或者说，眼界这么狭窄？对自己企业之外的事，你竟然都视而不见？”

“你的侮辱我绝对不接受。你他妈到底想说什么？”

“联系就摆在那儿，因为它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创造这种联系只有一个目的。你们其实是个副产品，是次要的问题，只不过在当局眼中突然变得非常重要而已。”

“我不……明白……”脸色变得苍白的奥格尔维低声说。

“你刚刚提到‘一个人称为“胡狼”的杀手’，这之前你还说伯恩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说这个脱离集体的特工受训假扮杀手，计划后来失败了，所以他拿了养老金就给打发走了——‘到了拿纪念金表退休的时候’，我记得你是这么说的。”

“我是听别人说的——”

“那别人还跟你说了‘胡狼’卡洛斯的哪些事？冒名杰森·伯恩的那个人呢？你对这两个人了解多少？”

“说实话，就没什么了解。两个上了年纪的杀手，多年来一直在追踪对方的两个社会渣滓。再说句实话，谁又他妈的在乎呢？我关心的事只有一样，就是让我们的组织始终处在秘密状态——你对此也提出了质疑。”

“你还是不明白，是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明白什么啊？”

“伯恩也许并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种卑下的社会渣滓。看看他的同伙就知道了。”

“请你说得明白一点。”奥格尔维干巴巴地说道。

“他是在利用梅杜莎来追杀‘胡狼’。”

“不可能！那个梅杜莎多年以前在西贡就给毁掉了！”

“显然他不是这么看的。可不可以麻烦你脱掉那裁剪考究的外套，卷起袖子，展示一下前臂内侧的一小块文身？”

“这根本不相干！那文身是荣誉的标志，那一场战争虽然谁也不支持，我们却必须战斗下去！”

“得了吧，律师。你们的战场是西贡的码头和补给仓库吧？在自己的部队里偷得昏天黑地，然后派信使把钱存进瑞士的各家银行。这样的英雄事迹可得不到勋章。”

“这完全是猜测，毫无根据！”奥格尔维喊道。

“这话你跟杰森·伯恩去说吧。他可是从原先的‘蛇发女’组织出来的人……哦，对了，他在找你们呢，而且找到了；他要利用你们去对付‘胡狼’。”

“天哪，怎么利用啊？”

“说实话，我不知道，但你最好还是看看这个。”总领事快步走到饭店房间的写字台前，拿起一叠钉好的打字稿，然后走到沙发边交给了布赖斯·奥格尔维，“这是破译了的电话记录，电话是四个钟头之前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打的。谈话者的身份已经查明，拨打的目标地点也确定了。好好看一看，律师，然后跟我说说你这位法律人士的观点。”

著名律师、冷若冰霜的奥格尔维抓着那叠纸，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快速看了起来。随着他从一页纸翻到下一页，他脸上的血色也不见了，变成了一片死灰。“我的天，他们全知道了。我的办公室都被窃听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简直是发疯！我们的防范可是滴水不漏啊！”

“这话我还是建议你跟杰森·伯恩和他的老朋友、西贡时期的情报站长亚历山大·康克林去说。他们俩查到你们了。”

“不可能！”奥格尔维吼道，“‘蛇发女’的成员即使只是对我们的活动范围起了疑心，不是被我们收买了，就是被除掉了。天哪，以前的人根本就没那么多，如今还在干的就更少了！我刚才说了，他们都是些社会渣滓，我们心里清楚得很——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盗贼，有的因为在澳大利亚和远东地区犯罪而遭到通缉。还在干的几个我们都知道，也都联系了！”

“我觉得你们是漏掉了几个。”苏利科夫说道。

律师又看起了打字稿

。他的发际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又沿着鬓角滚落下来。“天哪，我完蛋了。”他哽着嗓子低声说。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苏联驻纽约总领事说，“不过话说回来，选择总还是有的，对不对？……当然，对我们来说行动的路线只有一条。和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我们遭到了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欺骗。我们就像是被牵向贪婪祭坛的待宰羔羊，而这个由经济劫掠者组成的美国企业联合却垄断了市场，大肆抬高价格出售劣质的货物与服务，还拿出伪造的文件假称自己得到了华盛顿的许可，把数以千计的限制物资卖给了我们和我们的卫星国。”

“你这个狗杂种！”奥格尔维爆发了，“你——你们所有的人——每一步都在跟我们合作。你们帮我们在东欧集团各国谈成了价值数百万的生意；你们重新安排商船的路线、给船改名字——天哪，你们甚至还给船重新涂装——你们做的手脚遍及整个地中海、爱琴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马尔马拉海，波罗的海的那些港口就更别提了。”

“拿出证据来啊，律师，”苏利科夫说着轻笑一声，“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倒是可以证明你有理由叛逃。莫斯科会欢迎你这样的专业人士。”

“你说什么？”律师喊道，他现在已是满脸慌张。

“唔，在这个国家你肯定是一个钟头都不能多待了。看看那些话，奥格尔维先生。你现在处于电子监控的最后一个阶段，再往下贵国政府就要来抓人了。”

“我的天哪——”

“你也可以试试改在香港或是澳门开展业务——你的钱在那两个地方会大受欢迎。要我说，瑞士你肯定是去不成了；如今的互惠法律实在太刻板，这一点韦斯科Rorbert Vesco（1935—），美国金融家，为躲避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长期潜逃国外，最后流亡到古巴。已经有了体会。啊，韦斯科。你可以上古巴找他去。”

“别说了！”奥格尔维吼道。

“那么，你还可以转而为贵国政府作证；要揭露的事实在太多了。他们甚至有可能在你三十年的刑期里减掉一点儿，比方说十年。”

“该死的，我宰了你！”

卧室门突然打开，领事的一个警卫走了出来，虎视眈眈地把手掖在外套里面。律师刚才跳了起来；现在他无助地颤抖着坐回到椅子上，身子前倾，用两只手捂住脑袋。

“这样的行为可不会赢得好感，”苏利科夫说，“好了，律师，现在你的头脑得冷静点，别这么冲动。”

“见鬼，你怎么还能这么说？”奥格尔维的声音里带着哽咽，看来很快就要淌眼抹泪了，“我没救了。”

“对于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一个人来说，这种判断有点太悲观了。没错，你确实不能留在国内了，但你手里的资源依然很广大。凭借这个长处来行事，迫使他们让步；这才是生存之道。最终，贵国政府会看到你所作贡献的价值，就像他们对待伯斯基、莱文Ivan Bosesky和Dennis Levine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华尔街内幕交易丑闻中的主角，两人后来均因在审判中与控方合作而获减刑。和其他几十个家伙那样。他们的判决都是最轻的，服刑时还可以打打网球、玩玩十五子游戏，而且照样有钱得很。试试看。”

“怎么试啊？”律师抬起头看着俄国人，红红的双眼里满是恳求。

“首先是去哪里，”苏利科夫解释说，“找一个没有和华盛顿签署引渡协议的中立国，这个国家的官员经过劝说之后可以批准你暂时居留，这样你就能继续做你的生意——当然喽，‘暂时’这个说法是非常灵活的。巴林、阿联酋、摩洛哥、土耳其、希腊——有吸引力的地方可还真不少呢。这些国家全都有说英语的富人聚居地……我们也许还可以帮你的忙，当然这得悄悄地进行。”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

“奥格尔维先生，你又变成了睁眼瞎。帮忙当然是有代价的……你在欧洲的业务做得非常出色。它已经稳定下来，运行得很顺畅，如果交给我们来控制，想必能获得可观的收益。”

“我的天啊……”梅杜莎的头儿盯着总领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律师？……快点，咱们要抓紧。得做一些安排。幸运的是，现在还是早晨。”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查尔斯·卡塞特走进了中央情报局彼得·霍兰的办公室。“有突破，”副局长说，然后又不那么热情地加了一句：“算是个突破吧。”

“奥格尔维的事务所？”中情局局长问道。

“简直是疯狂。”卡塞特点点头，把几张资料照片摆在了霍兰的办公桌上，“这些是一个小时前从肯尼迪机场传真过来的。相信我，从那时起的六十分钟可真忙得要命。”

“从肯尼迪机场？”霍兰皱起眉头仔细端详着传真过来的副本。这是一组照片，拍的是机场国际航站前正在通过金属探测器的一群人。在每张照片上，一名男子的头部都用红笔圈了出来。“怎么了？这人是谁？”

“他们是去苏联航空候机室的乘客，准备飞往莫斯科，坐的当然是苏联飞机。机场安检照例会拍下搭乘这类航班的美国人。”

“那又怎么样？这个人是谁？”

“正是奥格尔维本人。”

“什么？！”

“他上了两点钟直飞莫斯科的航班……只不过他不应该在那架飞机上。”

“你说什么？”

“我们往他的办公室分别打了三个电话，得到的信息完全一致。他出国了，去了伦敦，住在多尔切斯特酒店——我们知道他并不在那儿。不过，多尔切斯特酒店的服务台却证实他订了房间，但人还没有到，所以他们会替他记下留言。”

“我不明白，查尔斯。”

“这是个烟幕弹，而且放得很匆忙。首先，像奥格尔维这么有钱的人干吗要去坐苏联航空的破飞机？他完全可以乘协和飞机去巴黎，再转乘法国航空去莫斯科。另外，他明明是要去莫斯科，可他的办公室为什么却主动告诉我们他已经到了伦敦，或者是在去伦敦的路上？”

“乘苏联航空很容易解释，”霍兰说，“那是苏联的国家航空公司，他处于苏联的保护之下。伦敦的多尔切斯特酒店也没那么复杂。那是为了把别人甩掉——天哪，是为了甩掉我们！”

“一点不错，老板。所以瓦伦蒂诺就用地下室里的那些高级设备做了一番调查，你猜怎么着？……奥格尔维夫人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上了摩洛哥皇家航空飞往卡萨布兰卡的航班，再从那儿转机飞往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摩洛哥航空——摩洛哥，马拉喀什。等等。康克林不是让我们调查过五月花酒店的住客登记表吗？电脑打印的单子上头有个女人——和梅杜莎有关联的三个人之一——她去过马拉喀什。”

“彼得，你的记性还真不赖。七十年代初，那女人和奥格尔维的妻子是本宁顿大学的室友。两个人都出身于显赫的世家；由于这种背景，她们俩总是黏在一起，还常为彼此出谋划策。”

“查尔斯，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奥格尔维一家得到了消息，逃到国外去了。还有，如果我所料不错——如果我们能查清几百个银行账户，就会发现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被从纽约转到了天涯海角鬼才知道的地方。”

“还有呢？”

“局长先生，梅杜莎现在转到莫斯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