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少恒原籍粤省顺德，1900年生于一户贫寒之家。

何少恒只念过几年私塾，短暂的求学生涯，为他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

何少恒在六十年代著过一本《阅世浅谈》，深入浅出、博古通今，非一般学者所能及。

何少恒迷恋读书，窘迫的家境使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他先在老家做杂工，十四岁那年只身来到羊城，羊城是南华夏繁华都市，来这里发展机遇肯定会多。

何少恒是成千上万流入羊城的草莽贱民之一，他两手空空，光着双脚，因为家穷，连鞋都买不起。

他在盐仓找到一份杂工，负责打扫盐仓的卫生。

他整天仍是光着一双脚，盐有刺激性腐蚀性，一双脚给盐份蚀得红肿粗糙，

若有创伤，痛疼难忍。何少恒得了饷金，还是光着脚，盐份坏鞋，他宁可受皮肉之苦。

他整天仍是光着一双脚，盐有刺激性腐蚀性，一双脚给盐份蚀得红肿粗糙，

若有创伤，痛疼难忍。

大约过了一年后，何少恒就辞去盐仓的杂工，来到了一家金铺做学徒。

在那个时候，金银首饰很是固定，金银首饰远没有现在这么精致，款式也少，变来变去就那么几款。

而在当时，何少恒本来是冲着学一技之长而进入金铺里做学徒的，可是他在学徒以后没有靠首饰匠手艺为生，反倒是在鉴别金银成色的本事使他斩获不少。

何少恒很是勤勉好学，在过了一年多后就能独立操作。

何少恒的举动老板自然是看在眼里，于是老板未让他呆在作坊，而把他调到铺面——看中他的忠诚老实与识文断字。

在铺面，何少恒终于有了机会接触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话，何少恒他也很快熟悉了铺面业务，懂得如何以诚待客，很快的就能上手了。

那时不少顺德老乡“炒市面”，意思是钱币兑换，，如果运气好，一夜就能赚

得到数个月的饷金，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不过这些并不在何少恒的眼里。。

在何少恒看来，自己天生就可以成功，所以不需要在乎其他的东西。

而何少恒征得老板同意，在工余之外开始炒市面。

羊城市面上流通的各种货币芜杂，有各种各样的，有官办银行发行的官元，也有私人银号发行的银票，还有各国的货币。

何少恒从小就深知本钱来之不易，不敢轻易“换水”，意思是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

何少恒他开始的时候关注蚀大本的人，通过观察何善衡洞悉出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第一自然是眼光不准，第二是大过贪心，而何少恒在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下海换水，等待涨到小有盈利时趁早脱手，再又换水。

就这样周而复始，一遍遍的重复，何少恒的本钱愈滚愈大，显示出超众的金融天赋。

从这里也可以明白了有时候必须沉住气，在一方面是必须下手要快，眼光要准。

1922年，何少恒升为金铺司理，负责金铺日常经营。

在刚到羊城的日子里，何少恒赤手跣足闯羊城，而现在已取得了不起的业绩。

不过，这时的何少恒，在羊城开了眼界，尝得炒市面的甜头，不再满足做打工大佬的目标了，何少恒想要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26年，两人合股在羊城上九路开了一问汇隆银号。的钱，足够在羊城盖一幢洋楼。

但是对于开银号来说，这笔钱很难以大小来衡量。

做得好，一年都可以翻番；弄砸了，血本无回。他们做了几年，小赚不亏。

而何少恒虽然没有借此发财，但是却长了很多见识，同时也激起他对银行的长久兴趣。

汇隆未兴隆，两人便友好分手。

何少恒往返省港，利用两地外币的差价赚取盈利。其时何少恒三十出头，到了立业的年龄。

1933年3月3日，何少恒与林炳耀、盛春林、梁植为等好友创办恒生银号。

开张日期有四个“3”，在粤语中，“3”与“生”同音，取“生、生、生、生”之意，所以被称为“恒生”。

恒生银号铺址在香江港岛中环水乐街七十号，股本金十万港元，职员十一人。

后来部分亲友要求参股，股本金增至十二万五千港元。

对于香江来说，银行多，银号更多，在曾经有多少间银号，没人数得清。

这边开，那边关，生生灭灭百余年，当时有人作保守估计有几干间。

而到了如今这个年关，真正能成大气候的不足二十间。

而当时的恒生银号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发展为恒生银行，大概不会有人记得曾有过一间恒生银号。

恒生银行在日子里，信誉逐步建立，业务日益兴隆，效益可观。

等到抗日战争爆发，恒生银号在内地的分号逐步收缩到香江一地。

不过恒生银号的业务并未受到大大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恒生银号非常的曲线，而且内地来的商人多带金银等硬通货，他们须将其换成港币到市面通用，而恒生银号则大力开展兑换业务。

等到香江沦陷，恒生银号将资金偷运到葡京。

葡京中立，成为省港难民的聚集地，恒生银行仍大有作为。

葡京已有一间恒生银号，归葡京区氏家族所有。

这样，香江迁去的恒生银号就易名力永华银号。

香江收复后，何少恒渐成为华人银行界的公认领袖。

早年羊城汇隆银号一门双杰，成为香江和葡京各界的美谈——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限额生意盈利颇大，但需要一定的关系。于是何少恒就与何桑组成大美公司，由何桑出面从事限额生意，两人都赚个盘满钵满。

后来何桑回港发展，在资金上得到恒生老大何少恒的大力支持——而这同样也是后话了。

比何少恒晚出道多年的的杰出银行家利国为，这个时候也流亡到葡京，而利国伟正是香江有名的利氏的堂侄。

利国伟祖父利文一，与氏的父亲利良一是亲兄弟。

不过，利文一这一支，到利国伟出生时已衰落。

而利氏虽被仇人暗杀，却留下大笔遗产，他的儿子利铭则、利孝贺、利荣大等人均毕业于英国著名大学。

利国伟1918年生于葡京，就读于香江敦梅书院和圣约瑟中学。

中学毕业不久的利国伟考入国华银行当小职员。

而从利国伟的这番经历里，可见他的家庭已沦为布衣阶层，他不得不独立谋生。

利国伟对他的家世讳莫如深，也许是利氏的二支，一荣一枯，他无意沾另一支利家的光。

利国伟进入恒生银号，是缘于恒生银号的一名职员何添。

何添当时负责恒生香江总部的法市、黄金业务，与国华银行有业务来往，与利国伟相识。

利国伟来到葡京，何添便向四位大股东谈起利国伟。

林炳炎、何少恒、盛春霖、梁植伟如获至宝，诚恳请利国伟来恒生银号工作。

利国伟没敢答应，当然他没有向国华提出辞呈，他觉得这个时候离开国华银行不好。

不过，利国伟对恒生银号的四巨头留下良好的印象。

这之前，他与别的大银行职员一样，一直瞧不起信誉不太佳、地位低一档的银号。

1945年8月，香江收复。恒生银号9月就在香江复业。

恒生银号的分工仍与战前一样，何少恒坐镇羊城。

1946年，何少恒与何添等友人，成立恒昌公司，从事粮食生意。

而恒昌公司即大昌贸易行的前身，二十余年后，大昌成为香江有名的大贸易行，贸易业务无所不包，成为何少恒的两大事业之利国伟也是这一年加盟恒生银号的，

银号生生灭灭十分频繁，利国伟此举，需要相当的勇气。利国伟后来回忆道：“我是看准了恒生银号前途远大，才迈出这一步的。当然，银号的职业不如银行牢靠，但银号未必就不可成为大银行。”

1946年夏，果党为了弥补浩大的军事开支，大量发行金圆券，禁止民间私藏金银。

金圆券膨胀，信用下跌，人们设法将金圆券换成外币保值，恒生银号抓住这有利时机，大力开辟兑换业务。

兑换比率比平时贵许多倍，急需外币的有钱人在所不借，只要有外币就成，好携资产逃出内地。

1949年，移民潮达到顶峰。香江是内地有钱人的临时避难所。他们携带来的多是金银，需要兑换成部分外币急用。

“炒金热”应运而生，很多在港的粤省、沪上人都卷进炒金热。

何少恒从1948年起，返港主持恒生银号炒金业务。

炒金风险极大，狂飓迭起，一夜暴富、一朝破产屡见不鲜。有不少炒金大赢家，最终落得倾家荡产，欲哭无泪。

而何少恒一路顺风、吉星高照，以后恒生银号无论贷款还是投资，出手数十数百万，令同业眼红不已。

这次炒金热，沪上帮大多锦羽，粤省帮胜者较多。恒生银号何以这般出色？

何少恒及恒生银号同事均守口如瓶。

卷入炒金的沪上人，大都是银行家、银号老板、股票经纪人等，他们一来香江就给“放了血”，因此，在香江执业的沪上帮，多事实业，而少有吃金融饭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1949年2月，恒生银号舵爷林炳炎在港病逝，由何少恒承其衣钵。

林炳炎是恒生银号的奠基人，恒生银行正是在他的总决策下，由一间默默无名的小银号，发展成同业中的大哥大。

而何少恒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恒生银号改组银行作准备。

香江开埠百余年来，政府对银行行业的发展及管理，一直奉行自由的积极不干预政策。

1948年1 月29日，港府首次颁布《银行条例》，只规定经申请由总督会同行政局发给牌照，每年缴纳五千港元牌照费的企业，便可经营银行业，

而对银行业务，却无具体规定。

无论是条例颁布之前或之后，在香江领牌开办银行是比较容易的事，

这也让别人想，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准银行机构——银号？而业主为什么不改为银行呢？

银行的业务，虽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款约束，却有惯例，这种惯例由早期的外资银行带来，成为以后华资银行执业的范本，这种无形中的束缚力，

使没有现代金融概念的华人业主及顾主，颇感不便。许多华人银号商，视执业银行为畏途。

而银号经营灵活，显而易见；当然银号信誉不佳，也是显而易见。

因此，如果要想获得大发展，必须走银行这条路。

这就是何少恒的出发点。何少恒的主张得到利国伟的大力支持。

换句话说，如果恒生银号不改银行，是留不住利国伟的。

利国伟正在自修金融学，后来还考上英国银行公会会士资格，是恒生银号第一位镀过“洋金”的银行家。

1952年，恒生银号注册为法人组织的有限公司，何少恒任董事长。

1953年10月，恒生银行迁入皇后大道中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五号的自置物业。

从规模上讲，相当中等规模的华资银行，业务性质尽可能向银行看齐，但名称仍叫银号。

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促使香江银行业急剧膨胀，梦寐以求改组银行的何少恒反而下急，他认为这样办银行注定会执笠（破产）。

他主张渐进，等条件成熟再易名。

恒生银号缓慢而稳健地将讥制纳入银行轨道。

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何少恒，显示出大银行家的远见卓识。

因此，恒生易名银行后，不曾遇到阵痛，而是迎来了高速发展。

1958年，香江转口贸易占出口总值的57.8％；而到1959年下半年，转口贸易只占出口总值的30.4％，而高达69.6％的出口总值为香江本地的工业品输出所创造。

这一惊人的变化，标志着香江正在从转口贸易型经济转为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并重型经济。

这被誉为香江经济起飞的里程碑。银行将会在未来的香江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古老作坊式的银号将成为夕阳行业。

从内部条件来看，这一年，恒生银号注册股本增加到三千万港元，实收股本增加到一千五百万港元。如此财大气粗的银号，当时唯有恒生银号了。

并且，恒生银号的机制已基本实现了银行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何少恒买下中环消防局侧的旧楼，拟建未来的恒生银行大厦。

1960年1月1日，恒生银号改名恒生银行。而在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落成，

外墙采用玻璃幕墙和铝材，是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材料。

银行物业是银行信誉的标志，恒生一易名就不同凡响，令同业刮目，反观一些开办多年的银行，却仍是钱庄银号的格局。

银海行船，有风有浪，这对恒生银行，既是挑战，当然又是考验。

1961年6月14日，香港爆发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挤提风潮。

廖创兴银行人山人海，存户排着长尤般的队伍，焦虑地等待提取存款，有的存户甚至露宿街头等候次日取款。挤提连续3天，据统计排队挤提的总人数逾2万人。

如此汹涌的挤提风潮，即便是金山银山也会搬空。廖创兴银行如抽干血液的躯体，奄奄一息。该行创始人廖宝珊，欲哭无泪，一命鸣呼！

廖创兴受灾，其他银行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说廖氏自作自受。

他们确有几分冷酷，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香港政府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不会制定官方利率，香港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

廖创兴原本就是把银号的一套照搬进银行，对同业公会的条例置若罔闻，创立“高息小额存款”。

以汇丰、渣打为首的银行对廖创兴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现在廖创兴遭到挤提，各银行难免不会袖手傍观。

挤提风潮沸扬了3日之后，警方处长针对廖宝珊已潜逃的谣传，发表一

项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

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这项声明对减缓挤提起了一定的作用。

廖宝珊仍在港，证明他尚能应

付局面。不过仍有许多小存户不放心，不将存款提进腰包，誓不罢休。

汇丰、渣打是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还是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两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廖创兴银行，声称可透支三千万港元应

付挤提。

挤提风潮慢慢平息，摇摇欲坠的廖创兴免于“执笠”。欲哭无泪的廖宝珊该破涕开颜，重振雄风——不，他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事情的起因却是汇丰的好心援助。

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英文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

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弱点。

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

若以国际间银行惯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

1962年，港督柏立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著名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江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同年，香江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江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

不过，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

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多的银号遗风。

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

香江经济起飞，加工业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

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恶习”甚至愈演愈烈。

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风潮席卷香江。

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坠，甚至连信誉卓著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在中环落成。

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恒生银行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

利国伟在恒生银行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总经理。

恒生银行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少恒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

当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着去找贷款客户。

何少恒认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能等人家“求”我们恩赐；银行是盈利机构，物色准了客户，就意味着盈利。

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

他还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衣食父母，客户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银行开办“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

目的是摈弃银号不适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进修班由利国伟主持，身为董事长的何少恒亲莅授课，学员有老职员，还有刚入行的见习生。

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按揭制度大大缓解了地产商和置业者，资金不足的困难，刺激了已成热潮的地产业迅猛发展。

银行按揭以土地、物业作抵押，是一项安全系数较高的贷款业务。但也有一个明显缺陷，资金回笼周期太长。

华资银行热衷按揭业务，恒生银行亦不例外。

港府长期奉行高地价政策，土地供不应求，地价日涨月升，这就造成“炒”风盛行。

一些银行盲目贷出巨款，为炒地推波助澜。

还有一些银行见猎心喜，手痒难禁，不惜动用自有资金和存户资金，直接涉足地产业，像当初廖宝珊一样倾力做地产商，大炒地产物业。

这样一来，实力单薄的中小银行普遍患有贫血症，库底空虚，流动资金枯竭。甚至有的银行，连存户较大数额的提款都不能及时兑付。

不少银行捉襟见肘，令存户惶然。

银行危机四伏，一触即发。

1965年1月26日，即香江银行新条例实施的两个月后，挤提风潮袭击了未组成法人的小银行——明德银号。

明德银号热衷直接介入地产投机，结果陷入资金困难的泥淖。小小的银号如何挡得住汹涌的挤提潮，提不到款的存户在街头哭天号地。

明德银号视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为无物，一意孤行奉行高息存款策略。

挤提发生，银号监理专员即对明德银行检查，发现“不仅没有流动资金，而且没有偿债能力”。

3月初，香江高等法院批准接管明德银号，宣布其破产。

港九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存户生怕自己的存款银行破产倒闭，积蓄化为乌有，慌慌涌去提款。

挤提如汪洋怒潮震荡港九，中小银行岌岌可危，如临末日。

2月6日，1931年成立的老字号华资银行——粤省信托商业银行不堪挤提，现金告罄。2月8日，港府宣布对这家银行实行管制。

这家拥有二十六家分行的老牌银行的倒闭，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再掀高潮。

华资银行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信誉危机，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却风平浪静，稳坐钓鱼船。

众多的中小银行都面临倒闭的危险，其中包括恒生银行。

明德银号发生挤提，何少恒还没意识到自己将赴其后尘。

因为恒生并没像有的银行那样，无节制地盲目卷入地产热。

恒生虽巨款在外，总是能如期收回，何况，恒生的信誉一直良好。

明德银号倒闭，挤提蔓延，何少恒这才意识到势态的严峻。

2月4日，前来恒生总行及分行提款的人愈来愈多。

恒生首脑们紧急动员，一面筹集现金应付提款，一面派员劝说存户暂不提款。

何少恒与恒生首脑门，带职员分赴各行，向存户解释、担保、奉劝，却无法消除存户的恐惧心理。

或许，是存户对恒生脱胎于银号记忆犹新；或许，是存户对整个华资银行的不信任，前来挤提的存户有增无减，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混乱局面比当年廖创兴挤提还要可怕！

事实上，世上没有一家银行能够抵挡得往“抽底掏空”的挤提——除非某些不以黄金、外汇储备挂钩的国家中央银行，可以任意开动印钞机。

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总额，不可能相等于存款总额。

否则，银行吸纳存款，拿什么支持存户的利息？

何少恒向一些关系甚密的富商和银行家告急，恳求援助，不见一人伸出援助之手。

穷途末路之际，何少恒又向洋行求援，结果汇丰银行答应帮助，“无限量”资助恒生渡过挤提潮。

当然汇丰银行的帮助是有条件的，获得恒生51％的股权。

恒生银行痛失控股权，但也免于破产，逃出厄运。

据香江作家何文翔披露，在事情发生数年后，香江银行界有人传言，说恒生出售51％的股权给汇丰，实行上是利国伟的主张。

董事中就他一个懂英语，是他与汇丰大班桑达士讲价钱的，而何少恒的原意是出售35％的股权。

利国伟很坦然地回答道：“这并非我的主张，这样重要的事，是由董事局作出决定的，但我确是恒生派去跟桑达士谈判的唯一一个人。还记得当时汇丰银行派员研究我们的帐目，短短10多个小时，连磋商的时间在内，便完成了银行史上的巨大交易。”

恒生银行易帜，被当时媒介引为“不祥消息”。是福是祸，当然得以历史来验证。

2月8日，汇丰银行发表公告：任何银行如感到存户提款压力，它的财务状况值得给予资助解决，就准备与对方讨论如何协助的问题。

2月9日，港府鉴于挤提风潮汹涌，宣布每一帐户每日最高现金提取额为一百港元，并紧急从英国空运英镑，按一英镑兑十六港元的比率在市面流通，以此缓解钞票不足的矛盾。

2月10日，港督戴麟之发表讲话，声明港府财源雄厚，只是暂缺纸币，

但这一情况马上可得缓解，“现在各主要银行联合起来，共同应付，同时港府将作银行后盾。所以本人谨吁各位市民与银行合作，深赖各位协助以克服目前不必要的困难。”

这样子挤提风潮才慢慢平息下来。

这次银行危机，比4年前廖创兴挤提要严重得多。

持续时间长，长达1年有余。波及范围大，两家银行倒闭，恒生银行被兼并，几乎所有的中小银行都焦头烂额，或濒临破产，或元气大伤。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是这场危机中的大赢家，地位岿然不动，还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在港府的协调下，资助并拯救了不少濒临破产的银行。

汇丰银行派了4名董事参加恒生董事局，董事长仍是何少恒，汇丰银行的董事除参加董事会议提一些建议和参与决策外，并没有干预恒生银行的人事，行政及经营管理。恒生银行仍是恒生银行。

这表明，汇丰银行对恒生银行原有的经营机制是满意的，恒生银行蒙此劫难，并非经营上出现什么大的疵漏，而是受挤提风潮之累；这还表明，汇丰银行是善意收购，不像有的收购者，一旦得手，便将猎物拆骨肢解，至少要弄得面目全非。

自然，汇丰银行的收购，难免落下趁人之危之嫌，故在同业公会中，有的会员行指责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解释道：“汇丰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打个比方，如果汇丰银行陷于深重危机，华资银行会不会联手起来，无条件、无限量资助汇丰呢？”

这样的事不曾发生，故没有答案。

且说恒生银行加盟汇丰集团，有了强大的靠山，信誉马上恢复。

挤提前，恒生的存款总额为七亿两千万港元，挤提造成存款大量流失。

归汇丰旗下后，挤提嘎然而止，存户转而去存钱，到这年6月，存款总额翻番，高达十五亿港元！

1972年5月29日，恒生银行成为上市公司，共发行股数一千万股，实收股本1亿港元。其中一百万股面额十港元的股票，以一百港元的价格公开发售。

结果，在该年内最低成交价为一百三十五港元，最高成交价为一百九十五港元。

到1973年股价飚升到二百九十港元，几乎是面值的三十倍！

汇丰银行大批收购恒生银行股票，到1978年底，汇丰银行占有恒生银行的股权由原来的51％升到61％。

汇丰银行对恒生银行的控制权加大了，同时，也意味着恒生的资金后盾更强大、更稳固。

1978年底，恒生分行增到三十五间，员工达三千七百人，存款总额一百二十八亿港元，年盈利两亿零八百万港元。

其实力，远远超过各华资银行。

恒生银行不加盟汇丰银行，就不可能获得如此飞跃的发展。

当初，恒生银行易帜，成为华资业界的大悲剧。

谁料，频频发生的银行危机，又使众多华资银行重蹈恒生覆辙，纷纷被外资大银行兼并或参股，“为仔做孙”，其结局远远不如梅开二度的恒生银行。

剩下寥寥几家独立的华资银行，均未成大气候，如履薄冰，谨慎保身。

香江言论自由，自然有人谴责港府，说在历次危机中，港府反应迟钝，甚至有意拖延，为外资大银行吞并本地银行大开方便之门。

自然又有人不苟同这种观点，说港府是行政机构，不是众银行的控股公司，为何每次银行危机，遭劫难的基本是华资银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乃商界法则。

这便是一部很出名的著作《阅世浅谈》。

有一位作家，对这本书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从他的《阅世浅谈》，我们可看出：在待人处事方面，他基本上遵循儒家的传统，他在书中引了不少礼记、论语、孟子、曾子，劝青年人自省、立志、勤劳、戒贪念、和善待人、仁义道德。但在经营上，其观念却是西方现代的，例如他强调心理学、公共关系、现代管理方法。”

这本书成为香江银行界人士训练职员的基本教材之一。

恒生银行不仅仅是一间盈利机构，它还热心社会服务。

恒生的“教育辅导”部门不收费、不牟利，专责进行香江学生到海外留学的辅导工作，并帮办理入学申请和留港手续。“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立足恒生，面向社会，迄今，已有五万人次接受培训。

恒生银行的“资料研究”部门更是遐迩闻名，研究人员专门收集香江及世界经济资料，写成研究报告，免费向全社会提供，如《恒生指数》、《国际金融与市场行情》等深受香江人士重视及欢迎，影响远播世界。

1978年，何少恒获授予的CBE勋衔。

1983年，何少恒卸去董事长一职，由利国伟接替。

何少恒家族的财产，主要以银行、地产、贸易三部分组成。

家族持有六百四十六万股恒生银行、294万股永隆银行股票；拥有多处物业股权及独立花园洋房；与何天等人合营的恒昌贸易行出售套现七十五亿港元，何善衡家族持35％恒昌股份。家族财产额估计为一百亿港元。

在香江诸多富豪中，何少恒绝对排的上号。

从一个一无所有，之身闯荡的少年，到一个拥有硕大家族，子孙满堂的人，何少恒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已经足够了。

但是对于利国伟来说，眼前这一局面却是很难让自己接受的。

今年，利国伟代替何少恒担任恒生银行的董事长，自己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

毕竟在八十年代以前，利国伟虽然是恒生银行的总经理，但是上面有一个太上皇，所以自然非常的小心翼翼，很多事情都做不成。

但是现在自己成了恒生银行的一把手了，自然要掌握恒生银行这一巨舰继续拼杀，巩固本港第三大银行的地位，向本港第二大银行发起冲击，击败渣打银行，称为本港唯二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