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之后，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局限性还是太重。

但刘钰儒学底子太薄，想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太宰春台既然是儒生，或许一些“暴论”可以做为儒学改革的方向。

当时拿回威海给康不怠看了看，都是汉文写的，康不怠也就赞了赞《产语》的文笔，说颇有古风。

等刘钰提出是不是可以作为儒学变革论点的时候，康不怠直接笑的前仰后合。

“这也就是在儒学不兴、见朝鲜尚且自卑文华的日本。放在咱们天朝，能喷的他连门都出不了。不值一提、不值一辩。”

“不是说他的想法不好，公子不也有想法吗？”

“难的是，他既披着儒皮，大儒便要以儒骨去审视、驳斥。你说他是法家、农家或者其余诸子的学问，都没问题。但你说他是儒学，没人会认的。”

“正如公子当年武德宫考试，以‘西域’破题。公子想要借儒学之皮，就要找对破题的地方。奈何我想了这么久，也没有想到破题的点，公子的水平，那就更别想了。”

“王荆公搞得那一套，你说那是儒学，真儒认吗？可即便如此，王荆公不还是高举《周礼》，行申不害、商鞅、管仲之法术？他敢不举《周礼》吗？”

康不怠对里面的一些见解很是认同，但觉得刘钰借来“篡改”儒学的想法，一点都不可行。里面的东西，放在大顺，若说不是儒学，说不定还会有人当成杂书看看。要说这是儒学，非要被人打死不可。

里面随便拿出几条，康不怠这个其实心慕黄老庄的，都能引经据典地驳斥干净，更何况大顺那些真正的儒学大家了。

而且康不怠觉得，刘钰说的一些东西，比这个说的清楚的多。但刘钰为什么不敢拿出来用？因为刘钰自己知道那不是儒学。

可是这个太宰春台的一些言论，他自以为是儒学，可实际上分明是管仲、李悝等法家之学，在日本可能还能忽悠一些人，在大顺就是秃头上的虱子。

况且，康不怠受刘钰的影响，对经济基础一词看的极重。认为太宰春台和荻生徂徕的争端，源于日本的经济基础，放在大顺这边，并不适用。

这一点刘钰也颇认同，日本终究少了个中间商，不需要考虑中间商的盘剥。武士法理上有地权，但实际上其实没有，而下农兵分离住在城下町，和地主还不是一回事。

自那之后，刘钰也就再没关注过太宰春台，没想到今日在这个场合见到了，而且还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刘钰也是真没想到这个老头就是他。

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也想着趁这个机会，和太宰春台探讨下程朱理学的问题。

太宰春台是反宋儒反魔怔了，号称儒家有两次大的毁灭，一次是始皇帝焚书坑儒，另一次就是宋儒胡乱解读儒家经典，搞出了程朱理学这一套根本不是儒家正统的体系。

问题是他认为，始皇帝焚书坑儒，书是烧不绝的，还有后人记诵留下了许多。但宋儒胡乱解读儒家经典，违背孔孟之义，却是在挖儒家的根。始皇帝就像是砍伐树枝、朱熹则是刨根断干，哪个危害大，不言自明。这大帽子扣的就有些实在太大。

但此时面对这些学术上的问题，他却不甚太在意，而是转向了刘钰，问了一个有些和儒学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

刘钰本来正准备和自己这边的军官们、日本那边儒学造诣不深的幕府臣僚们自己组个圈子喝酒呢。

被太宰春台这么一问，他倒是先懵了。

“刘君，请问贵国松江、宁波等地的稻米，多少钱一石？”

“呃……约莫一两七八一石？大约一两四五以上浮动，若荒年二两三两五两，若丰年一两二三？天朝的石和日本的石不太一样，大约五石折日本两石？但松江那边的米价，是以精米算的。同样按照你们这里一石的容量，精米是320斤，糙米的话，也就只有280到300斤了。天朝那边一石，精米120斤，糙米110斤多一些吧？”

两边的货币单位不同，太宰春台对此有所了解，内心算了一下，不管是用银的关西还是用金的关东，除了享保饥荒之前的通货紧缩期，这米价还是比大顺那边要低。

开战之前，下关米交易所里，一石米的价格约为50戋。

因为之前为了应对通货紧缩的铸币改革，含银量从正德钱的含银量80%降到了45%左右。

这算下来，1戋是3.75克，50戋再折算一下新钱的含银量，按照大顺的石米重量和库平银来算，大约是折算9钱库平银一天朝石米。

这肯定是比大顺这边的米价便宜的，固然要考虑松江等地物价较高的缘故，但太宰春台估摸着应该也不会浮动太大，只要不是灾年，当在1.5两到2两之间浮动。

算清楚了这个账目，太宰春台给刘钰鞠了一躬道：“若如此，刘君实又救了日本一次。上一次甘薯救荒之事，虽是将军推广，但若无刘君送来数船甘薯为种、又有《甘薯救荒书》为术，则饥荒要恐波及百万人。”

“我曾想过中华常平仓、平粜法，以此稳定日本之米价。谷贱伤农，伤士，士、农，日本之本也，不可伤及。”

“只是我欲效仿王荆公有常平、平粜、市易、青苗诸法，奈何人微言轻，又有狷狂之名，无人肯用。”

“如今开埠，两国之间互通有无。这常平仓建不起来，两国倒是可以互为常平仓，均衡米价，不使士、农因米贱而伤。”

太宰春台也是满腔愤懑，如今年近六十，一腔政治抱负无处施展。日本连个常平仓和平粜法都没有，米价涨的时候吓人、落的时候惊人。

奔走数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常平仓”、“平粜法”、“市易法”、“青苗法”之类的唠叨，都觉得听起来很好，但是自己一藩之内搞又有什么用？

各藩的大米都是商品化的，要拿到下关、大阪等大米交易所里卖掉以补贴财政的，这事儿得幕府出面。

否则的话，本藩建了常平仓，又挡不住其余藩的米入场，根本没用。

但幕府的官方儒学意识形态，是朱子学，幕府将军倒是听说过太宰春台的名头，这一次也征召了他，但之前可并不想用这个非朱子学的儒生。

既然常平、平粜之类的办法没得用，太宰春台在询问了大顺的物价之后，就认为开关开埠是一件好事了。

虽然他有一定的经济思想，但仍旧在封建制的框框下思索，仍旧认可武士和农民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不反对经商买卖，但认为农业仍旧为万物之本。

日本若能出口大米，作为压舱石，至少可以逐渐拉平到和大顺近似的米价。从9钱库平银涨到一两四五，武士和农民的生活都会大为改善。

刘钰之前看过他之前写的书，觉得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此时能有经济的眼光亦算是难得了。

而且就日本的儒学界而言，当初和他争论、互喷过的大佬，基本上都死了。后生们还没成长起来，如今在日本这边嘴炮最能打的就是这位了。

基本上就这个时代而言，在经济学的见解上，此人亦算是当今日本的第一人。

即便一些经济理论想法有些局限，但也比只能修修补补的那群人强。

如果这个人对经济的看法都基本符合刘钰压榨日本的预期，看不出其中的大问题，那么基本上也就稳了。

有心看看他对开埠之后经济的看法，便笑道：“我亦有此意。两国互为常平仓之说，正是天朝日后宗藩体系的仁政之举。”

“米贱伤农，此事不可不察。米过贵，也更伤百姓。需得让米价达成一个均衡的值，那才最好。”

“春台先生对开埠一事，是看好的方向多？还是看差的方向多呢？”

太宰春台早就考虑过此事，亦道：“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埠还是好的。”

“凡治国之道，务要使米贵而物贱。米贵，则士、农方有余钱，购买货物；物贱，士、农购买的货物就越多，也就越能够促进工商的发展。”

“大国货物，想来价不高。若大国产、日本也产，必要价低方可能入港售卖。如今，日本的物价也会降低。”

“而稻米，大国米价贵约一倍，正可带动日本米价上涨。米价上涨，则士、农余钱便多。这是好事。”

“米贵物贱，方为日本之未来。”

这话如果放在后世，肯定会被人骂一通，觉得完全狗屁不通，怎么可能粮食价格暴涨反而是好事？怎么可能会出现粮价高、而其余物价低的情况？

但这个时代，哪怕六十年后英国围绕《谷物法》的大辩论，这种想法依旧是主流想法。

可以说是脑子问题。

也可以说是屁股问题。

虽然形式上和几十年后英国《谷物法》不同，但本质上区别不大。

形式上，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导致粮价飞升，所以本土地主和贵族们，施压要求不能进口，以保证他们的利益。

日本此时，工业革命的影儿还看不到的，也正因为工业革命没影，所以粮价太低，也所以本土的地主和贵族们，认为出口粮食是好事，以保证粮价，从而保证他们的利益。

刘钰可以理解他们的屁股，却对那句“米贵物贱”有些不解，便追问了一下。

太宰春台也是有心解释清楚，遂道：“米贵之好处，惠及士农工商，非只于士、农。”

“若米贵，不知士农余利颇多，商人的雇工，为了保证他们可以买得起米生活，以金银论，是不是给他们的薪水就高了呢？”

“而开埠之后，货物涌入，大国货物便宜。伴随米价上涨，士农自不必提，而为商人劳作者，因为金银薪水提升了，刨除掉买米的钱，就算和以前剩余的钱一样。但因为大国货物涌入，米粮之外的物价降低，同样的钱，他们不也一样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吗？”

“这难道不是仁政吗？”

刘钰费劲吧啦地理解了一阵，恍然大悟，心道原来是这么个逻辑？怪不得自己一直不能理解东边也喊“米贵物贱有利百姓”、西边也论“米贵物贱有利贫民”，原来在这呢……

若完全不考虑工业的发展，完全不考虑同行业邻国进出口的激烈竞争，这似乎……确实有些道理。

大致的逻辑，是说以金银作为世界货币，粮价越高，意味着雇佣的人就必须开更多的工资，以折合和之前相同的粮食。如此，邻国因为粮价低，所以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也低，金银也就能买更多的邻国低价商品，有助于改善底层的生活？

理顺了这里面的逻辑，刘钰开心极了，连连点头，心道妥了，我写封推荐信，保准你和阿部正福相见恨晚。

…………

PS：PS：关于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太宰春台的思想，而是太宰春台其师侄的想法。便于时代，移花接木，可以理解为长崎贸易在刘钰“信牌数量不变船变大”政策、以及大顺废弃朱子学、还未完全立起来的功利学东渡影响下的蝴蝶效应反馈。还有个很尴尬的地方，前几章算物价米价的时候，小数点算错了一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