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大顺的问题，是在不久的将来——在刘玉跑路、老皇帝驾崩之后的不远的将来——是否有这么一个最狡猾、最有能力、最能站在时代浪潮上左右逢源的封建统治者，站出来。

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

披上“他就是小农期盼的李自成”的外衣，打着做“小农的皇帝”、“百姓的皇帝”的旗号。

在这个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已经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的背景下，这个人能否以强力的国家的强力、暴力工具，打着“小农的皇帝”的旗号，却来保卫这种【吸血鬼狂吸心血和脑髓】的制度。

这是刘玉在决定跑路之前，返回京城的唯一目的。

既不是为了黄河河道。

黄河河道不是技术问题，满清时候，都一群人都知道黄河北决必走大清河，甚至也提出了改道大清河的方桉。当黄河河道只是个技术问题的时候，这已经是谁上都可以的了。

也不是为了安排科学院之后的技术先知提醒。

在这个航海钟竞赛中，老木匠一人之力，战胜了从加利略到牛顿再到欧拉这一大票的顶尖科学家的时代，应该说，此时基础理论暂时还没到限制科技发展或者让科技陷入停滞的阶段。

他还是希望和大顺可能的正式顺位继承人、亦或者心存野心的皇子们，谈一谈。

如今大顺这种情况，再一次走到了往前走、还是轮回重复的十字路口。

老马说过小农经济之下的问题，以及是往前走还是轮回的趋势。

【小土地所有制，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

这表现在大顺，以及之前，无非是冗官冗员，以及从明开始的对生员的收买。

应该征税却不征，本身也算是一种官员的“干薪”。

读书科举，就是大顺国情下的对官职的钻营。包括为吏，也算是类似情况。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

【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

理论上，大顺毕竟已经没有那种分封制的贵族了。

而这种情况，以此时大顺的对照，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拿一，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

【拿一的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

【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

简单来说，放在大顺这边。

大顺开国之初，华北地区的土地重新分配，延续了前朝的货币税制度而基本上取消了实物税。

这刺激了大顺的“男耕女织”的发展。因为小农必须发展副业，才能养活家庭、并且拿到足够的货币，承担赋税。只靠卖粮食换货币，肯定是不行的。

而发展到现在，赋税压榨，又使得在一些地方，使得副业彻底沦为“自给自足”之用，也使得小农的抗风险能力极度降低。

至于说，用刺刀开辟新的市场、借助对殖民地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赋税……

这种事，只能说，大顺的情况还不一样。

而大顺也不是征兵制，而是募兵制。

这些掠夺和开辟的市场，连本带利返还的，实际上所涉及的人口，也就几百万人顶天了。

包括那些因为刺刀开辟了新市场而得利的种桑的、养蚕的、搓茶的、织布的，等等全加上。

也包括那些因为从军，而最终拿到了海外的土地使用权，尤其是一些长期募兵，他们至少可以拿到百余亩的土地——谓之将之前在他们身上征的税，连本带利返还，也不为过。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法国也就两千多万人口，战争期间上百万的家庭卷入其中，其在大陆的掠夺也算是连本带利返还农民了。

而大顺三亿多的人口，既不可能卷入这么多的家庭参与战争，也不可能找到那么大的市场，让小农的副业成为他们致富的手段——勤劳的双手织布，但海外市场能保证大顺将近7000万户家庭的出产，都能换回利益吗？

或者说，世界三分之一多的人口，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在海外市场受益？那得多大的海外市场？多大的掠夺数量？

于是，兜兜转转，似乎又绕回了老皇帝“内外分治”的思路。

廉价的工业品，是击破一些古老的万里长城的炮弹。

而皇帝的意思，则是通过内外分治的方式，重新筑起一道崭新的万里长城，隔绝开先发地区。

禁止先发地区的工业品、也禁止先发地区从海外获得的大量货币，流入后发地区，保持后发地区那两亿多小农的稳定。

击破万里长城的炮弹，当然是廉价的工业品。

因为如果不廉价的话，以现在为例，就算英国现在把大顺的海关全都打碎了，控制了关税，但依然卵用没有。

因为，此时的英国货，不但不够廉价，反而更加昂贵。加上运费，不要说击破古老的万里长城，现在连击破印度的古老万神都做不到。

也即是说，廉价工业品，是击破古老的传统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廉价的商品，肯定是无法击破传统社会的。

但是，是不是有廉价的工业品，一定就会击破传统社会呢？

这里面，当然有个过程。

比如，历史上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侵略，等等、等等。

有了廉价的工业品，可廉价的工业品自己并不会长腿。

同样的，真正的理想状态下的“自由贸易”，实际上也并不存在。

海关守住、朝廷不崩，既所谓的“闭关锁国”。

那么，显然，至少可以减缓传统社会被廉价工业品击碎的时间。

那么，皇帝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

既然朝廷还没崩。

既然朝廷还有很强的强力。

既然太子在湖北的激进工商业变革搞出来了“米禁”的乐子。

那么，是否可以拉起一道新的长城，用内部关税、行政手段，隔绝廉价工业品、资本、货币等，向内进发呢？

历史上，英国有廉价的工业品。

但对传统社会的破坏，还需要一些强力手段。

比如罪恶的鸦片战争、比如内河通行权、比如取消子口税、比如关税受制于殖民者、以及试图把中国给裂解从而分而治之。

而现在，大顺实际上是要反着来。

是要用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冲垮世界他处的传统社会。

但又试图以闭关锁国的逻辑，保护内部的传统小农社会。

对先发地区，正如刘玉所说的——扶桑移民，是向东大迁徙在最东方的预演——可以允许内地的百姓向先发地区迁徙，从而保证先发地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对后发地区，则如王源的惟农有田论的变种简化版，通过户籍控制，禁止先发地区的人口向内流动。

实际上，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这种流动，本身就是单向的。

内地去东部地区做工，做廉价劳动力，肯定比在家种那二亩地要强。

而即便说东部的底层，他们可以继续向东，而不会选择向西。

但，对于中层以上来说，实质上，这种流动恰恰就不是单向的。

简言之。

资本需要靠人的腿，来跑动。

实质上，大顺老皇帝设想的这种内外分治，其本质是限制资本向内地流动。也即，通过户籍等的控制，限制携带资本的人去内地。

传统社会，在大量的海外来的货币资金、廉价工业品冲击下的崩溃，是非常可怕的。

可怕到不只是小农彻底崩溃。

而是，连一部分乡绅、地主，可能都要混不下去。毕竟，在农村，地主往往也经营手工业，比如酿造、织布等等。这种狂躁的冲击，会导致内部传统社会的骤然崩解，会出现那种小地主都能感觉到破产在即的程度。

老皇帝已经隐约觉察到了这种危机。

所以，他希望以这种粗陋、笨拙、而又似乎可行、在大顺行政能力范围之内的手段。

来用最笨的办法，亦即内部重筑“行政令的长城”的办法，以类似英国《棉布禁止令》的行政手段，来解决货币改革后，大量贵金属可能流向内地的耕地投机的问题、也解决工商业继续发展工业品对传统小农社会冲击的问题。

之前刘玉在松苏用的办法，是类似强制结汇、强制发行兑换券、禁止“外汇”直接进入内部的方式，控制着这些年流入的海量白银，逼着这些海量白银往东北、南洋、虾夷上跑，或者往工商业上投。

现在，老皇帝不认为这种手段，后人控得住。亦或者，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漏洞。

而且，又牵扯的大顺的货币改革。

总不能发行两套货币，一套内地的、一套沿海先发地区的……那成什么事了？

即便说后世有段时间，思想最混乱、先发地方和中央掰腕子最有力的的时候，广东自己发行了货币，也立刻就被叫停。

而大顺要搞货币改革，要维系统一、维系中央集权，或者说，维系这个国家本身，就绝对不可能发行两套货币。

一旦货币统一——在此之前，大顺的货币并未统一，以至于可能一省之内，同样的铜钱和白银的汇率，都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如何控制货币涌向内地的耕地上，这就是个皇帝、无论是老皇帝，还是要上台的新皇帝，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能想到这一步，至少说明，这些年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一些社会存在，也终于使得大顺朝廷对于货币的认识上升了一步。

所有人都清楚，若不用行政手段，货币肯定会往土地、当铺、高利贷上跑。

陕西商人、安徽商人、山西商人……之前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用实践来证明了这一点。

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湖北地区的种茶、种棉、种芝麻等操作，被太子的激进工商政策，直接搞出来了粮荒事件。

也让皇帝对于工商业发展的负面因素，充满了不安。

太子在湖北搞得那些东西，并不是说没办法解决。但这需要眼光、手腕、提前准备。

老皇帝的不安，源于湖北一事，看得出，太子就一中人之姿。

老皇帝相信，若是刘玉去湖北搞工商业，肯定不会搞出来粮荒的事，肯定会提前有所准备。

但问题是，继承者的手段，经此一事，纤毫毕现。中人之姿，只怕无法驾驭那些繁复的手段。

这才是老皇帝对工商业继续发展的负面因素充满不安的直接因素。

既然繁复的手段，只怕继承人无法驾驭。

那么，还不如直接筑一道新的行政命令的长城，隔开内外。

这，至少不是往回退。

而不往回退，一个原因是大顺现在的财政状况，已经和先发地区的工商业严重绑定。退，不是那么容易退的，即便退，也得需要长久的布局。

另一个原因……

则还是太子在湖北的激进改革。

连在湖北的工商业改革，都搞成这个样。你以为，往回退，那么简单呢？

就现在这个情况，往回退可是需要大手腕的，连个条件这么好的工商业发展都搞成这个鸟样，怎么可能会有往回退的手段呢？

与其让太子将来面对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甚至于一个“简单”的货币改革的后遗症问题，都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最后要么激进、要么激进后吓得无比保守甚至反动，动来动去动成个王莽改制。

那还不如提前布局，至少能按照现在这一套，走成萧规曹随。

而这，恰恰就是刘玉认为，这可能是给野心家创造机会的前提。

因为这么搞，大量的货币等同于不是分散到全国，而是全都留下了两省；先发地区内部，也不可能避免廉价工业品的冲击；以及更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

将会加速先发地区的矛盾，小农、小生产者的破产，会极端加速。

届时，资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位能够“保护资本主义”的皇帝。

或者说，选择一位能够保护他们对外扩张利益、保护他们在先发地区兼并土地的权利、保护他们雇佣极为廉价的劳动力的权益的、能够掌控军队和组织一套政权体系和暴力工具的……新皇帝。

鉴于大顺的特殊情况，这位只能是新皇帝，而不能是护国公。并且肯定得姓李，最好以“清君侧”的方式直接轰入京城，尽可能保持稳定。

这位新皇帝，必须是传统的、符合传统的、至少得是有大顺的继承法理的传统。否则，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就不得不面对传统地区的小农，找出一位寄托了传统理想的皇帝、借助传统力量的官僚士绅，来对抗他们。

同时，这位新皇帝，又必须是激进的、变革的、至少得保护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至少，维护现有的一切、并且保证一个稳定的温室让他们继续成长、且能保证海外利益、甚至有能力指挥对外扩张和战争争取更多市场的。

简单来说，这位新皇帝，必须要披着传统的外衣，甚至祖先的尸骨，来维护新的秩序。

外姓护国公？先问问内地诸多省份的士绅、官僚、读书人，认不认。

传统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没人会觉得，这些代表传统力量的人，就真么那么孱弱可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