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了他的“生产力”的概念之后。

再理解了他对国家这个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工具的理解之后。

也就很容易得出了李斯特经济学中“穷则关税保护、达则自由贸易”的道理。

要注意的，是李斯特并不反对自由贸易。

只是，由他对生产力的定义和理解、对国家作为一种抽象的生产力发展的必须工具的认知，就可以推出来他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态度。

即：你英国是先发国家，欧洲的战乱使得资本大量流向英国，你英国的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对他国呈现绝对的优势了。

这时候，你英国就高喊着当初根本没被重视和启用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

你英国这不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吗？

还有你，亚当·斯密，你拿出自由贸易理论的时候，英国的优势已经建立，那么你分明是个国家主义者，只不过你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是以普遍的、世界的、自由贸易为名目的。

所以，彼时高喊着自由贸易的、已经建立了绝对优势的英国，根本不是普遍的、世界的、自由贸易的，而是以国家利益、或者说以维护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的有理条件为核心的。

故而，得出，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要去其掩饰、取其内核。

既然英国的政策出发点，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石的，只不过先发优势下拿着“自由贸易”的大旗。

那么，后发的德国，自然也要以国家利益为基石，但基于现实，是要拿“关税保护”的大旗的。

所以说，李斯特绝对不在根源上，反对自由贸易。

而是“穷则关税保护、达则自由贸易”。

只不过，先发国家，或者一些优势国家，可以将对本国有利的东西，用世界的、自由的之类的东西包装而已。

但本质上，就和英国的自由贸易一样，不过是为了“本国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政策和说辞。

这里的生产力，是李斯特定义下生产力，并不是老马政治经济学里的生产力概念。

在这种定义下。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来完成德意志关税同盟，以促进这种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德国。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的干涉，来完成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一份详细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包含铜、煤、木材、谷物、丝绸、钢铁、玻璃在内的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具体扶持方法包括津贴、奖励金、出口退税、提高关税等……

这是美国的汉密尔顿。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在已经达成了先发优势的条件下，以炮舰、军队、刺刀等，保护自由贸易、推行自由贸易。

这是英国的自由贸易。

等等、等等，其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里，李斯特定义下的“生产力”，更类似于具象的“工业化”。

在这里，生产力，不只是包括科学技术，工厂，设备，机械，产品等等。

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道德，社会运转形态、法律等等因素。

简单来说，就可以理解为“工业化”——一套包括技术、工厂、产品，以及与工业时代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社会道德、文化产品、社会运转、工业化时代的法律、工业化时代的意识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工业化”、或者说，工业时代，被视作一种目标。

而国家，或者说，政权，将作为一个“工具”，来实现这种目标。

一切，以这种定义下的“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

定义的区别，在于老马定义的生产力里，是不包括生产关系的。而是作为“寻求到底是啥玩意儿决定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答桉，即生产力。这是一种逻辑演绎。

而李斯特定义下的生产力，是一种直观的观察印象，甚至可以说，是以【国富】这个概念为出发点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直观的具象解释，甚至是一种对“工业化的具象描绘——就像是描绘一种植物，是什么样的叶子、花是什么色的之类”。

当然，魁奈也谈过生产力这个词。但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其基础是农业是唯一创造价值的产业，所以，生产力这个词在魁奈这里，又指的是专指农业。

故而，生产力这个词，在不同的文章、不同人的学说里，是有不同含义的。

用一个粗陋的生物学比喻。李斯特的生产力，类似于描述性生物学阶段，是描述植物长啥样；老马的生产力，类似于分子生物学阶段，是阐述为啥这玩意儿这样、是啥玩意儿决定、啥基因决定的这花是紫的还是黑的。

而在大顺的现状下，到底哪种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

在大顺此时皇权还稳固的很、资产阶级瑟缩着、农业还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下，加上刘玉的断章取义的潜移默化，显然，大顺的实学派，更容易接受的是李斯特的生产力的概念。

毕竟，刘玉忽悠的基石，是“国民财富总和”的定义所引出的。

而从这个基石，又推出了所谓的“小块地小农宏观意义上的无效劳动”这个概念。

再由“宏观意义上的无效劳动”，推出了“工商业容纳更多人口，创造有效劳动”的想法。

最终这个“工商业发展，容纳更多人口”的描述，实质上就是李斯特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

包括工商业发展后的法律、道德、法规、国家政策、以及科技、机器、工厂等等。

在这里，“生产力”这个概念，被扭曲为一种“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的先知般的描述”。

而不是针对先秦制度、周礼空想、小农经济、皇权、地主、士绅、租佃等等这些社会生产关系的解读。

一旦这样理解生产力，自然会出现许多问题。

比如，“先发国家是正确的、所以是正确的”，你看，未来已经摆在那了，如果你和在一些技术上更发达的国家不一样，那一定是你错了。

毕竟，既然是是“描述性”的阶段，那么一株“长成的植物”就活生生地摆在那，你把自己改造成那样就是了。

如果你和那个不一样，你要先考虑一下你肯定是做错了。如果对面的花开的并不如你的“鲜艳”，那你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你对“鲜艳”的定义出问题了。

这种对生产力概念的扭曲，自然会有很多负面的问题。

不过于此时的大顺，这些负面问题，暂时来说还并不具备现实意义。

反倒是，这种更具象的、更容易理解的、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方便想象的、实质上把包含生产关系的工业化社会浓缩成的“生产力”概念，具备很强的传播能力。

而这种传播能力，又和大顺的现状息息相关。

大顺的现状，又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方式。

而刘玉的“国民财富总和”的解读方式、以及大顺在工业化之前的亩产基本已达牛耕铁器时代的峰值的现实，又使得这种“工业化”的“生产力”概念，更加清晰。

以华北地区为例。

两年三熟、精耕细作，相对于一年一熟、粗犷农业来说，是不是生产力的进步？

你要说，不是，要拖拉机机械化大生产加化肥，才算是生产力进步，那也不是不对，但现在是不具备现实意义的。

假设，两年三熟，平均亩产150斤，种一定的面积，需要10个劳动力。

而一年一熟、粗犷农业，平均亩产100斤，种一定的面积，只需要3个劳动力。

但是，这对人少地多的北美，或者说工商业人口不足的北美、英国、甚至法国等，一年一熟是正确的。

这对根本不缺潜在的工资劳动者的大顺，两年三熟、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才是正确的、具备现实意义的——农业革命在英国才叫农业革命，在大顺那叫亩产倒退。

问题在于，即便如此，在华北地区，即便在两年三熟需要更多劳动力的基础上，宏观上，依旧很多人是“宏观上的无效劳动”。

即便说，搓两年三熟到此时的精耕细作极致，依旧不需要这么多人。再减少个几百万农业人口，总粮食产量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就是刘玉鼓吹的“工商业容纳更多人口转化为有效劳动”的现状基础。

也即是那种描绘出的粗陋的工业化为生产力的未来的基本模样——便于想象，人们可以理解为为农者户均30亩地，而户均之外的人都在工商业中劳作。

即便说，已经压缩到了户均30亩地、精耕细作、两年三熟。户均30亩地，并不多，因为还要考虑牲口的牧草地，没有牲口的精耕细作连基本粪肥都不够。

饶是从“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压缩到了“五口之家，三十亩地一头牛”，缩水了三分之一，甚至还可能继续缩。

以山东为例，压缩成这样，实质上山东依旧还能拿出来将近1000万的人口，在保证农业粮食产量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工商业——山东马上就要到人均3亩地的铁器牛耕时代的崩溃红线了，而“五口之家、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农业人口人均6亩地。

所以可以简单地推断出在这个“解决无效劳动”的“工业化”的模型中，至少要构建一个“山东至少大几百万人以工商业为生”的社会模型。

这，是一个大顺实学派的人，可以理解、并且笃信可以达到的模型。

当然，这个模型，在大顺实学派一些人的思考中，又是以前面说的“马尔萨斯经济学”为基石而推导出来的：所谓的“有效需求”概念下的对外贸易、一战胜利果实、本国的实利阶层、军官团士兵、生员、地主、贵族等。再加上激进派中的一部分把“有效需求”里加上均田小农等，理论上是可以支持一个“数百万人的工商业社会”的模型，且不崩溃的。

这不是说这个模型就是正确的。

而是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大顺这些实学派，现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什么样？

在这种条件下，让他们去幻想一个真正工业化的模样？甚至连抄都没处抄、眼见都没机会眼见。

这和那些只能理解超光速、虫洞、太空战舰时代却依旧是近现代内核的人，一样。

大顺这批人，自然也只能以现在的基础，去构建一个模型，然后以现在的基础去思考那个模型的样子，最终简单计算得出结论：理论可行。

这就够了。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各个阶级之间的不断地斗争，最终可能变得和此时的幻想面部全非，这才是正常的、斗争的、历史的发展。

但于此时，这批人自然是在构建出这个模型后，希望把国家作为一个工具，强化之，从而借助这个工具，实现这种包含着生产关系含义的李斯特的“生产力”发展。

于是，在大顺，被扭曲的经书，已经逐渐成型，有头有尾。

马尔萨斯那一套，是作为大顺存在大量实利阶层、而佃农小农阶层基本无“有效需求”的现状的解读。

李斯特的那一套，是作为国富的目标，新学派希望国家作为一个工具，去实现他们的目标。这和儒家的三代之治的梦想，要靠国家、政策、教化等来实现，正可衔接。

只剩下最后一个“终极目标”，这又和实学派这群人的定位、学识、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大顺自古以来的均田的小农空想、平均思潮等，息息相关。也正因如此，这个空想的“终极目标”，有了一个在曲解的“工业化”幻想中，符合传统民本、均田等思潮的空想的“仁义的目标”。

有头有尾，有便于想象和理解的实体，自然传播开来，不会简单的人亡政息。

而要说这个尾，就不得不说大顺实学派的阶级上的属性。

而要说这个，就又不得不提大顺实学派这些年一直以来的“自嘲”——说自己不是读书人。

这种自嘲的潜台词，是：一，读书人本身就是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二，我们不反对高人一等，滴咕的只是科举读正学的人才算读书人我们不算，这种自嘲其实也是一种幽怨，有人仍寄希望于皇帝将来一朝一日也把他们看做读书人的；三，其实我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读书人，那些人算个屁的读书人、有学问的人？

而圣西门主义，在政治上，恰恰又是最符合大顺这帮实学派的诉求的。

把社会，简单的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有学问的人。

第二部分：害怕变革的人，既得利益者。

第三部分：其余人。

所以，按照这种分法，流血、革命，什么的，多可怕？

那么，这第二部分的人，直接把统治权，让给第一部分的人，和平交接，让【真正的读书人】来统治，又不流血，把“理应属于我们的位置让给我们”，然后由这些真正的读书人，引导着过度到新时代，岂不美哉？

对大顺的实学派来说，他们的自嘲，其实不就是在说“其实我们才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才是读书人，统治者理应是我们，而你们那些所谓的读书人，你们分明是既得利益者，赶紧下去，给老子让地方。”

“要让我们统治、治理，这国家不得起飞了呀？”

而这，又退回到了前一个问题：老马一直在反对掺杂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解读，而在大顺，生产力是一个被扭曲的概念，并非是一个解释生产关系的概念，而是一个抽象而又具象的社会发达的未来。

和什么理想国、东学西渐、三代之治、之类的玩意，其实差不多。只不过，是以工商业发达、或者时髦的工业化为基底的。

于是，也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空想。

空想的定义，得出空想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