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鼓吹的逻辑，很简单，

即，人吃饭，是因为饿。

而不是喜爱粮食，喜爱到有多少吃多少。

理论上能养活多少人口，只取决于粮食总产量、人口总数、以及人均之后的粮食占有量。

当然，人均，这俩字，有点神奇。

但，至于说，怎么才能让人都能保证饿不死、吃饱，或者说人均有意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理论上，只要人均每年能有500斤粮食，那么谓之《礼记》中的小康，大抵是没问题的。

换言之。

大顺现在往少了说，3亿人口。

理论上，只要年产1500亿斤粮食，在物质基础层面上，已经可以达到《礼记》中构想的小康的状态——毕竟，礼记这玩意儿，是汉代编造的，按照汉代的生产力水平构想的美好未来，基本原始意义就是人吃饱、偶尔有肉吃的水准。

在此基础上，刘玉鼓吹的基石是什么？

即，大顺只要保证能够年产1500亿斤粮食的农业人口，那么理论上，剩下的人是从事农业、还是从事工商业，基本就没啥区别了。

而按照此时农业劳动的极限来计算，保证1500亿斤粮食，理论上，非农业人口是完全可以超越农业人口的。

理论上，如果不考虑天灾、不考虑水旱，按照亩产120斤的大顺加上华北两年三熟、江南一年两熟的理论平均亩产，12亿亩土地基本是可以保证这个产量的。

而按照铁器牛耕时代的家庭最高密集劳动的水准，也就是30亩地一头牛的水准，其实也就需要4000万户农业家庭。

由此推出，理论上，非农业人口是可以超越农业人口的。也即，工商业的发展，是有未来的。

是可以解决颜李学派等复古改革派一直不能解决的幻想——均田的田不够，剩下的人咋办的问题。

当然，这都是理论上。

而理论上能解决，也就确保了实学一派，在对未来的构想中，是认可将来发非农业人口超越农业人口的。

当然，理论是理论、数学是数学、现实是现实。

实学一派的很多人，在构想未来的时候，是相信刘玉所描绘的未来的。

但，这最终，又绕回了统治的“技术”问题。

即，假设平均每户5人，假设4000万户农业人口即可保证产量——100目的，3个人干，和30个人干，可能产量是一样的，但可以作为“商品粮”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毕竟3个人自己吃的，和30个人自己吃的，数量不同。

某种程度上讲，那27个人，于社会宏观角度，是“无效”劳动。

但问题在于，工商业是否能提供足够多的岗位，让那27个人可以干点“有效”劳动？

如果不能提供，那还不如蹲在地里，至少这样可以维系稳定。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亩产基本是世界最高的情况下，在西边是沙漠西南是雪山南边是热带雨林北边是戈壁的东边是大海的现状下，8000万农业人口，和2亿4000万农业人口，其粮食总产量可能是一样的；但社会的稳定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假设一共3亿人。

8000万农业人口，意味着，这8000万农业人口，提供2200万非农业人口的粮食。

而2亿4000万农业认为，意味着，这2亿4000万农业人口，提供6000万非农业人口的粮食。

再假设，每个人每年消耗的粮食，其实差毬不多——这玩意儿，和别的东西不同。贵族可能每年用几百斤铜来做装饰，而普通百姓可能一年半斤铜都用不上，这是上千倍的差异；但，不可能说，老百姓每年吃400斤粮食，而贵族每年吃一千倍，吃40万斤粮食。即便说全酿酒、全用来狗彘食人食而吃狗彘之肉，那也没有这么大的差异。

最后再假设，工商业，本质上就是利用交易，“重新分配”粮食这等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

那么，刘玉所许诺的这个未来，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而现实里，绕不开的，还是那个简单的反问——你靠什么，为大顺提供2亿2000万的非农业岗位？

实学派坚信，这是未来。

而未来嘛，自然是看得见、摸不太着、但经过理论计算又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实学派可以把这个当做未来，然后用不断发展工商业最终提供足够多的的岗位，作为目标，也作为实现的手段。

这个，总体上，实学一派，是相信未来的。

但，现实里……

正如皇帝询问刘玉的那样：你在威海练兵的时候，就开始往鲸海移民；你在松苏改革的时候，就搞南洋开发移民；你跑到山东修河道，还是要搞扶桑移民。所以，那些人移过去，不还是种地吗？

合着你认可的未来，认为工商业人口可以超越农业人口，所以发展工商业是对的。

但你的所作所为，却是让许多人，换了个地方种地。原本在鲁西北、鲁西南种地的，跑到扶桑去种地，他们不还是农业人口吗？

这就相对于，你说你要往南走，可马头不是朝南，反而是马屁股朝南？

皇帝这样问，若看表象，没啥问题。

但若看本质，其实也就是刘玉和大顺古儒一派的分歧。

古儒一派，是支持均田的。

并且，明确表示，“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

刘玉支持均田吗？

支持。

认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吗？

认可。

然而，刘玉认为古儒一派是对的吗？

并不。

甚至，刘玉认为古儒一派，是反动的一派。

所以，刘玉和古儒一派，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认为这一派只是同路人，但一到抵达岔口就要先把他们干掉的一派。

皇帝此时的疑惑。

和当初刘玉与古儒一派的分歧，是一样的。

即：均田，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刘玉，以及被他影响的实学派——实学派和古儒派，两者之间的分歧，从当初两淮盐改、再到檀香山殖民、再到扶桑垦荒，就一直纠缠不休，既合作、又各有态度——刘玉这一系，是否支持均田？

实际上，支持，甚至非常支持。

但支持的缘由是什么？

缘由是，刘玉一系，实学派一系，认为未来在工商业上。非农业人口是可以超越农业人口的，并且认为此时很多的农业人口，是“无效劳动”，三个人的地，实际上一个人也能种，并且产量不变。

然而，广大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需要一个艰难的过渡。

这个过渡，可能是残酷的、可能是不仁义的、可能是血腥的、也可能是尽可能保全人的生存的。

均田，是这种过渡的手段。

通过均田，来减缓转型的剧痛，使得占此时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在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小农经济瓦解中，存活下来，至少有个窝窝头啃。

均田，是手段，而非目的。

而古儒一派，以及此时皇帝脑子里琢磨的那点事，是把均田，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

对古儒一派来说，均田，复三代之治，这是最终的纲领，是目的。

对皇帝来说，均田，是延续王朝统治的最佳办法，也可以视作目的。

对刘玉和实学派来说，均田，移民、发展工商、商业战争、对外扩张、参与一战等，其实都差毬不多，都是手段，而非目的。

若能均田，那自然最好。

若能抢夺市场——比如黄河河道问题，通过鲁西女性的纺织业，减轻了黄河河道征地问题的矛盾，而鲁西女性的纺织业，又是以逼死了几十万达卡、孟加拉、苏拉特、孟买、曼彻斯特的纺织业者为基础的，他们占据的，是原本曼彻斯特和印度棉布的西非三角贸易中的纺织品份额——那就使劲抢夺市场。

若能移民——比如扶桑、南大洋的以贵金属“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为基础的移民，实学派也不反对，反而着力推动，因为他们知道大顺现在无法容纳那么多的非农业人口、无法提供那么多的非农业岗位，从刘玉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来看，移民去扶桑垦荒，也是一种发展生产力、释放每个人的劳动潜力、使得大顺的农业人口可以达到自己的劳动极限——那就使劲移民。

若需要战争、若需要扩张、若需要契约奴制度，这些人通通来者不拒。

都是手段。

其目的，就是扩大工商业的规模。

扩大工商业的规模，就意味着让更多的农业人口，成为非农业人口；让更多的唯生产力论调上“无效劳动”，成为能提高全人类总生产力的“有效劳动”。

最简单的来讲，鲁西地区，三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和一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其人类的总生产是一样的。

而现在，一个家庭种三十亩地，而另外两个家庭跑到扶桑再种六十亩地，显然提高了此时全人类的总生产力。

原本，三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只能养活三个非农业人口，毕竟自己要吃。

而现在，每个家庭种三十亩地，便可以养活十五个非农业人口，这不是个简单的乘法关系。

同时，每个家庭种三十亩地，更多的粮食交换，也即意味着每个家庭的消费能力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卖出去更多的商品，也即可以让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有事情做。

就此时来讲，实学派支持均田，也是大致一样的思路。

无非，实学派纵着分，又分出来保守派、激进派；横着分，又分出来国家派、民族派。

纵着分。

保守派的意思，是说借助均田，让转型的剧痛得以承受。按部就班，继续发展工商业，是第一要务。

激进派的意思，是说先搞均田，加强集权，靠均田之后的控制力、组织力、税收能力，拼了命的移民，照着一年大几百万移。移个差不多了，再转型。

横着分。

国家派的意思，是离着那么远，又和大西洋贸易绑定，那群人迟早效赵佗故事。而中国的事，是中国的事，天下早晚要炸，那群人怎么样，随他们去，努力把国内的事解决掉。他们只是一个泄压的手段，最终这片土地上的人还要生活在这片祖先的土地上，赵佗和咱们即便一个祖宗，将来也不是一条心。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的人，谋取未来。他们不过是添头、泄压阀，爱咋咋地。

民族派的意思，是就算他们效赵佗故事又怎么样？论起血缘，那不都是一家人吗？所以，将来“中华”到底在哪，不就是个地理问题吗？难道那些分出去的，还能反对咱们不成？所以，移民的意义，不只是个泄压阀，而是要相信即便远隔数万里、即便他们的贸易融入的是大西洋贸易圈、即便他们一部分可能改信基督教、即便他们可能琢磨着南大洋的矿我先上车后面别来了……那或许、说不定、大概还是血浓于水的。

内部自然有分歧。

但分歧之外，终究还是认可很多事是“手段”，而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