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鸩止渴，和竭泽而渔，并不太一样。

于治国上，饮鸩止渴，更多的是指明知道日后的危机，但为了一时急用，不得不主动埋下这个危机。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王朝中后期，开始玩饮鸩止渴的套路。

比如刘玉两淮盐改之前，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的盐政改革，那就是标准的饮鸩止渴法，而不是竭泽而渔。

袁世振的改革，等于一次性打包出让了食盐这等国家经济命脉的收买运销之权，并且可以世袭。

好处是，在万历四十五年这个风雨飘摇的节骨眼，筹到了盐税。

当然，坏处是，连改革的袁世振也很清楚，一次性打包出让食盐的收买运销之权，日后必要出大麻烦。

只不过，饮鸩止渴者的想法，无非两种。

一种，便是王八蛋才活二百年呢，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决这些麻烦。

另一种，便是先把毒酒喝下，不喝就要渴死。只要活着，便有无限可能，说不定毒发之前，就能找到解药呢？若能吃了解药，那岂不是还白白的嫖了一杯酒？

现在皇帝说的这番话，需要先弄清楚，皇帝说的鸩酒，毒性到底发作在哪？解药，又是针对什么的？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在刘玉看来，这么搞，对大顺王朝是毒酒，因为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力量一旦壮大，就不会老老实实地不去吃掉内部市场。

这是刘玉理解的饮鸩止渴。

是从阶级的斗争的角度去理解的大顺王朝的鸩酒。

而在皇帝看来，这杯鸩酒，更多的，还是一种技术问题。

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内部货币的统一、货币大量集中在先发地区、私有制和土地买卖不变的所有权基础下，这么搞，会导致“兼并”的速度急速飞升。

而“兼并”，在皇帝看来，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皇帝所谓的饮鸩止渴，是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理解，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被取消之后，会导致货币集中，最终兼并加剧。

刘玉和皇帝对“饮鸩止渴”的理解，是一回事吗？

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皇帝是站在传统封建王朝的兴衰轮回的角度，去理解的。

刘玉是站在新时代和旧时代之交的新兴阶级的斗争夺权的角度，去理解的。

故而两个人在对未来的思索上，也是有分歧的。

简单来说，两个人都很乐观。

刘玉乐观，是因为这么搞，大顺王朝必死。就算李家可能不被清算，依靠传承，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的统治阶层的一员，但旧时代会被彻底砸碎。

皇帝也乐观，因为按照皇帝理解的鸩酒，大顺王朝未必死。而是有可能站在“小农”的角度，借助小农的力量，把新兴阶层的势力扫灭，但又留下他们创造的生产力，或者说继承他们的遗产。

最聪明的统治者，一定会尝试借用小农、小生产者的力量。用第一种私有制，反对第二种私有制。

就是老马说的：【经济学原则上，往往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王权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刘玉理解皇帝的乐观——先喝下鸩酒，以后找解药的乐观——到底源于何处。

但，刘玉的乐观，也正是建立在对皇帝的乐观嗤之以鼻的态度上。

新兴阶层、新兴阶层，既然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那么显然这是一个光影伴生的系统。除了有一群在大顺的社会条件下相对脆弱的资产阶级外，还有一群新生的、能够和佃农等站在一起的、出卖劳动的阶级。

谁说，颠覆旧时代的新兴阶级，一定就特指那些工商业资产阶级？

或者说，谁说新兴的阶级，就只有一个？

旧时代，也是俩俩伴生的啊。没有佃农，哪来的地主？没有工人，哪来的靠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生的资产者？

所以，皇帝可以乐观，以封建王朝的传统思路，把问题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就是刘玉所谓的变种洋务运动思路。

刘玉也一样乐观，以新时代的阶级的斗争思路，把问题理解成“内地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为革命的力量提供了广阔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展，使之无法深入到内地。同时又引导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从而分散敌人的力量。”

如果按照皇帝想的这么搞，那就真的进入到刘玉熟悉的剧本了——传统王朝的传统力量，控制内地；新的东西在沿海“口岸”肆虐，一旦力量允许就琢磨着往内地使劲儿。

无非就是，三座大山中的两个，合为一个，帝国主义竟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已。

还是那句话，一鸦的“关税”问题，影响的是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关税问题对小农而言，并无区别，都是要把他们瓦解的。

因为，理论上，一国之内，各省之间不该存在关税。那么，本国的资产阶级发育起来后，松苏的布，和曼彻斯特的布，对小农而言是没区别的；只是说，对民族资本而言，区别巨大。

应该说，刘玉的一些列改革，只是把买办阶层往死里弄，弄得大顺现在真的是欲当买办而不得——

“不反人类”的商品，欧洲货几乎卖不进来，这当然不全是刘玉的改革之功，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劳动换来的，历史上1800时代之前也是欧洲的吊毛都卖不进来，反倒是逼的英法连续出台政策，细木匠协会大闹要求禁止东印度公司买中国货、笛福狂写小作文、曼彻斯特纺织业哭庙请求出台东方棉布禁止令、休谟感叹是广阔大洋作为天然关税顶住了中国制造。

“反人类”的商品，大顺的中央集权还没有崩，统治还非常有力，商人阶层即便觉得空船从欧洲回来不合算，却也不敢去土耳其收鸦片运回来，抓着就是死。而且也因为大顺的中央集权没有崩，专营权、贸易特许权等，还监管得住，就像是东印度公司这个大公司保护了英国的纺织业一样，大，管起来相对来说就容易，因为这个时代的缉私海关等技术水平在这摆着，越大、公司实体越少，越好管。

越大、公司实体越少，越好管，听起来是反直觉的。

但实际上……英国连法国糖蜜都控制不住，为啥能执行《棉布禁止令》？英国为啥禁不止荷兰的茶叶往北美跑，但却能控制伦敦的茶叶拍卖所？

因为，西印度不是一个公司，而只有一个松散的西印度商会；而东印度是一个公司，有一个实体，而不是松散的东印度商会。

现在说，皇帝支持工商业继续发展、甚至直接技术进步，似乎也是反直觉的。

但实际上，这又绕回了那个“封闭愚昧、闭关锁国”的说辞：1760年的中国传统封建王朝，一个不是建立在海外贸易上的、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每年大千万的贸易顺差的、最大矛盾是人地矛盾亩产不足导致再发展下去就算均田也吃不饱饭的国家……所谓封闭、所谓闭关，在外封闭之外、关门之外，谁解决了这个问题？谁把亩产提升到200斤以上了？最大的矛盾根本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去拥抱什么？驱逐天主教传教士是不是闭关锁国？如果是，那么法国和西班牙，逼宫解散耶稣会，甚至威胁要退出罗马教廷，是不是闭关锁国？

还是那句话：圈地运动、科技发展带来的亩产提升，是相对英国、相对欧洲中世纪晚期来说的。

英国农业革命，是相对英国自己来说的“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而提升到现在，英国农业革命的成果，距离华北的亩产，依旧差了一大截——英国的亩产超越中国华北，要到智利硝石大规模开采、以及满清中央集权基本崩溃水利设施崩掉和黄河北决之后。至于江南水稻壤地区的亩产，人工化肥之前就别琢磨着超越了。

所以，封闭愚昧、闭关锁国，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问题在于，到底学什么？

这个年代，学什么？是个大问题。

学农业？亩产150斤的，去学亩产120斤的？学对面从荷兰那学来的曲辕犁，替代了北欧笨重的六马轮式重犁？还是学对面的垄作、轮作？

学工商？棉布逼到对面出行政的《东方布禁止令》，逼的和朋友干过陶器厂的笛福整天在小说里滴滴咕咕陶罐，逼的欧洲要考挖掘庞贝古城来对抗宫廷风格日益严重的东方美学入侵……有啥可学的？

学错的对象，就会发现没啥可学的。

而真正要学的是什么？

真正要学的，是老马说的“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也即老马说的【殖民掠夺、国债制度、重税制度、保护制度、商业战争——手工业时代，是商业的至上权，带来了工业的发展。而商业的至上权，需要国家强力、需要海军、需要重税、需要保护制度、需要商业战争】。

而细节一下，要学的，是军事制度、火器思路、练兵体系、风帆舰战斗技巧、商业战争——这里面，保护制度，大顺不用学，因为不用保护，对面也吊毛都卖不进来。

这就是刘玉认为的、虽然皇帝也认为是、但两者的思路不同的“饮鸩止渴”。

刘玉在先发地区，践行着老马说的【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的改革，学了应该学的东西，包括军事、风帆舰、重税、专营权、商业战争这些东西。

因为学了该学的、摒弃了那些似乎该学实则学了吊用没有甚至倒退的东西，所以，先发地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建立起来了。

这东西一旦建立，目的就会奔着“世界市场”使劲。而“世界市场”，又肯定先囊括了“国内市场”。

于是，刘玉认为，继续往前走，对大顺而言，就是饮鸩止渴。

这和皇帝从传统思路所理解的饮鸩止渴，是不同的。皇帝是建立在“重农轻商”的内在逻辑上认为的饮鸩止渴——内在逻辑，是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太快，而又是土地私有制可以买卖，生产资料会聚集兼并在商人手中，而土地是“唯一”的生产资料这个旧时代的基础上的逻辑。

简言之，皇帝理解的，是“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买卖”，与“商业、高利贷金融，积蓄资本的速度远胜实体产业、经营和农业，无法解决土地作为金融属性和避险资产的高价值”的矛盾。

这是个技术思路。

这个思路的前提，就是老马说的【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

刘玉理解的，是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的，两种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且后一种私有制一定要建立在前者的坟墓上的不可调和。

这是个政治经济学思路。

故而，皇帝的理解，这杯鸩酒，是有解药的。

而刘玉的理解，这杯鸩酒，是无解药的。

因为皇帝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明白，两种私有制的区别。

比如，在技术上，皇帝可以理解刘玉在扶桑的移民思路；但在内核上，皇帝压根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比如，在技术上，皇帝支持修铁路、支持海运，因为这会增强他的统治、方便赈灾、也方便镇压调兵、同时又可保证军事集团始终驻扎在京城周围的可控范围之内；但在内核上，皇帝依旧没有对南通地区的新运河挖掘后，包买制、伪男耕女织、家庭用东亚特色适配的铁轮单人小型家庭用织布机，沿着新运河，迅速蔓延、几年就彻底改变了南通地区的经济格局，只留下一个披着“男耕女织”外套的“假的、无旧内核的男耕女织”。这和技术上搞出火轮船可以从松苏直抵汉口，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果谈技术。

大顺真正要面临的技术问题，是第一种私有制的理想，深入人心——耕者有其田、均田、限田、抑商、甚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农家那一套十足劳动换十足成果的空想，都是建立在第一种私有制基础上的理想，真的是从开阡陌破井田之后深入人心上千年的东西。

而真正的技术问题，是如何保证第二种私有制的发展，要建立在第一种私有制的坟墓上，但第一种私有制的拥趸者有3亿人，他们不想进坟墓，不想坐在那等着被历史车轮碾碎的……技术问题——这占此时全世界总人口的至少35%。

全世界这时候加在一起，都不到10亿人。3亿人，说35%，都少说了。

这是技术问题吗？

不但是，而且是。

说他是技术问题的前提，是人是有思想的活物，是不会坐在那等着碾碎、是会抗争的……只要承认这是现实世界，那么这就是个非常高端的技术问题。

谁有这个“技术”，谁就能主导今后百年的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