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反直觉的原因，其实还是源于此时主流的对殖民、贸易的认知。

重商主义的贸易思路，此时适合欧洲，但并不适合大顺。

当然，自由贸易的思路，对大顺也不是很合适，至少国内的统一市场，暂时来看遥遥无期，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人口数量级也就是百万级，而大顺可能无法参与其中的小农是亿级。

是以，大顺对新益州的政策态度，就产生了这种反直觉的效果：希望这里的工业发展的越快越好，发展越快，越能最快完成迁民减轻本土转型之痛的目的。

这是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生搬硬套。

正如英国要解决的是失地的工资劳动人口不足的情况；俄国要解决地缘卡在那按照自由贸易的运输成本理论俄国就不该存在经济繁荣的问题；法国要解决的是连续出几个强人把统制经济搞好，哪怕是拿三那样的水平也行。

而大顺现在。

有市场，整个好望角以东，还有欧洲的老三样贸易。

有人口，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的百万级的人口，大顺每年“自然兼并”导致的流民，都不止这个数。

有资本，原始积累搞得很不错，从明朝开始源源不断地吸着全世界的白银，距离摆脱“通货紧缩”的金银荒，只差旧金山和银山的金银矿了。

有技术，即便只是手工业，技术也领先，况且蒸汽机已经开始在川南、松苏、京畿等地的一些工业部门采用。

唯独的问题，就是怎么转型、怎么渡过转型。

刘玉的思路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依靠海外市场，养起来新兴阶层，等待新兴阶层壮大后、或者欧洲和印度的革命的风暴爆发，从而让壮大的新兴阶层回头吃国内。

这件事，肯定会非常疼。

历史上，汉口被迫开关的子口税问题，在如今的大顺也在上演。

问题还是那句话：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后续的帝国主义侵略，最大的问题，是干死了民族资本，而不是在于摧毁了小农经济——大顺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是民族资本已经起来了，已经不可能被帝国主义干死了，但问题是民族资本起来后，小农经济也是得死。

小农经济，死在自己的民族资本手里？还是死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在死这件事上，没区别。

但死在谁手里，这区别就大了。

死在外部帝国主义手里，意味着，民族资本也死了。

死在本国的民族资本手里，意味着，本国的民族资本活了。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大顺要解决两件事：

一：民族资本活下来、发展起来。

二：如何让小农经济死，死的过程要如何操作，才能死的可控。

刘玉折腾了这些年，实际上只解决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根本不敢碰，甚至他从不认为这件事是靠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改革就能完成的。

所以他才认为，大顺必死。

当然事情得一点点办，也不是说改革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比如东北，因为诸多原因，包括后续迁民、直接接入大顺的资本主义体系循环的黄豆产业、以及气候不能种棉花等因素。

东北的小农经济并不强，而且即便有，就算死，死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痛。家里平均几十亩地的话，固然会被冲击，但也不是活不下去。

比如松苏地区，靠着三十年的改革，一点点地把小农经济瓦解——如南通的运河沿岸，虽然形式上还是男耕女织，包买制下女子在家用单人的铁轮织机织布，但这些布纯粹就是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交易的，故而这种男耕女织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小农经济，即便说形式上仍旧是男耕女织。

而华北地区，可以说，问题最难解决。

其实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算术题”。

在无化肥、无大规模水利工程、无良种、华北两年三熟才开始推广亩产按照150斤算的基本前提下。

按照大顺的实际税率——并不是国课税率，国课税率主要作用就是写在史书里扯犊子的——大约是20%来算。

按照男耕女织、村子手工业崩溃、松苏商品畅行无阻没有国内关税的预设情况。

不考虑什么子女上学之类的梦想，都这样了，还上什么学。

也不考虑天灾、水灾、旱灾等。

再去掉税、去掉劳役等等，家里就吃盐、吃点油、烧火做饭、买条最基本的裤子总不能光腚出门这些最基本的开销。

再按照就算粮价一石一两白银的价格。

算算每个人每年要吃多少粮食才能吃饱肚子。

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想要让转型没那么痛，至少老百姓能活下去，不至于说彻底活不下去、且短时间内不可能考虑化肥等因素下。

平均每个人，至少需要8亩左右的土地，且此情况不考虑任何形式的水灾、旱灾、战乱、瘟疫等等。且假设每个人都是自耕农，而不是佃户，或者租佃土地者。

这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题。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平均”这两个字，是很神奇的。

而且，无旱灾、水灾、瘟疫等，且一辈子不生病，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即便这一切都假设是完美情况，那么……华北的一些地区，能达到人均8亩土地吗？

达不到这个线，就必然要造反，在冲击下根本就是民不聊生。

这，还是在大顺雨热同期、农业技术此时独步全球、亩产量就是此时世界最高的条件下。

历史上，满清嘉庆十七年，山东人口突破三千，人均耕地面积抵达了极其危险的3.5亩，不久之后抵达了必须要爆发大规模起义的2.8亩。

到满清光绪三十四年，山东的“人力成本”，达到了历史最低值：短工的每天工资，折合1.9斤高粱米，就这还得抢着干，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注意，是高粱米，不是麦子，不会大米。

所以，其实大顺现在在华北，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点。

这，也是皇帝决定同意解决黄河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已经到了危险值，真要是黄河决了，漫灌数州府，必然是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只看山东，现在理论上还有机会，还没到人均土地达到极低的状态。

东部可以闯关东，分流一批；东南可以发展工业、种植烟草、依靠日本朝鲜的大米吃工农业差值；西部通过黄河运河等问题，尽可能迁走足够的人口……

至少，理论上，有在均田之后低痛完成转型的机会。

虽然说，均田本身，就是个可望不可即的事。但物质的东西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就算均田，山东总共多少土地、多少人口，这是不可能靠一句均田就能均到复古派儒生设想的户均50亩上等田或100亩中等田或者150下等田的。

故而，这就导致了大顺实学派改革派，对于北美新益州的态度是和此时欧洲的重商主义殖民思路格格不入的。

简言之：那点市场算个屁？况且大海阻隔，那里全是跑单程，去了总不能拉粮食回来，能这么折腾怎么折腾。

反过来，折腾的目的，是那里能够快速地吸纳人口。

能润皆润、能跑皆跑、能去皆去，真要是三十年内，能润过去个500万人，再算上闯关东的，把山东的人均土地面积拉到10亩，这才是最大的“功绩”。

在此大功绩为目的之下，别说新益州发展纺织业，就是新益州搞丝绸业瓷器业能搞起来，那也行。只要能把工业发展起来，使劲儿往那边拉人就行。

而拉人……西海岸不是东海岸，太平洋不是大西洋、金山不是东南棉花带那样的土地环境，种植业、种植园，一个人都拉不走，因为压根没利润。

金矿能拉个三五十万，顶天了；刘玉挪用泡沫公司的股本，移个三五十万顶天了。

百十万人口，能把法国英国西班牙吓坏。但对大顺……甚至不用大顺，就一个山东省，杯水车薪。

故而，大顺这边，能也只能用老马批判过的近世殖民技术，人为地依靠国家强力和土地国有化扭曲价格，拉动移民。

而不能靠东海岸那种所谓的“自由垦殖”。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是鲁西的贫下农，可谓是移民意愿最强的，即便你知道扶桑多好、土地多多，你靠自己移的过去吗？

贫下农，一家人十几亩地，能卖几个钱？从鲁西走到济南、再从济南走到威海这就得多少钱？

从威海上船……就算船票全免、就算大发善心、就算朝廷造船不要船票。

那么，走最经典的马尼拉帆船洋流路线，至少六个月。

这六个月，不能干活，得吃饭吧？得喝水吧？

就算说，全都大发善心，在船上喝水不要钱。

那么，六个月的吃饭，又得多少钱？你都能积攒出全家六个月不干活也能饿不着的家底了，也配叫贫下农？

到了那边，种子不是撒进去第二天就能结果的，又得等一年。

就算说，你是高翠兰她老公转世，干活不用牛，自带九齿钉耙等工具直接刨地，那也得等到麦子熟了。

这前前后后，没有个百十两白银的家底，迁的走吗？

可你都有百十两白银的家底了，去了那边也当不成地主——因为当地主不止得有土地还得有佃农长工，有土地没佃农长工你也当不成地主——你都有百十两的家底了，为啥还要跑那边去当自耕农？

况且，船票不可能不花钱。

所以，现实就是：你全家没有个三五百两的家底，你走不了；但你要是有个三五百两的家底，不想去。

东海岸模式，可以当契约奴，去农场、种植园干活。那是因为东海岸有整个欧洲作为市场，种植园的东西是有利可图的，契约奴的劳动是能剥削出剩余价值的。

西海岸模式，哪个傻子会在西海岸开种植园？种啥？往哪卖？怎么赚钱？种植园模式，除非是大顺彻底疯了，不止本土不能种鸦片，连南洋、虾夷、印度、土耳其等地也不准种不准收，只准西海岸种鸦片然后往本国专卖，那倒是能把种植园移民模式建起来。

所以，奴隶也好、契约奴也罢，本质是参与世界贸易，榨取契约奴或者奴隶的劳动所得。

如果不能榨取、或者榨不出来，那么也就不可能出现契约奴、奴隶，或者大顺的契约长工。

关键就在于“榨取剩余价值”这几个字。

种植园搞不了。

租佃制地主，地主又没有怪癖，收藏一堆粮食，就是爱粮食而不是用粮食。

金矿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

那么，也就只能发展工业，创造一个可以“榨取剩余价值”的环境，从而让民间的资本、工场主，把人从大顺往那边抓。

规模越大、抓人越多。

人越多，规模就越容易大。

是以，大顺对新益州的政策，就是“鼓励在殖民地发展工业”。

这和过去的、欧洲的、重商主义思路下的殖民地政策，自便是截然不同的。

故而，新益州、西海岸，是此时全世界，包括西、葡、英、法、荷等所有殖民国家里，唯一一个支持殖民地工业发展、并且由官方指导和扶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