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比较笼统的东西，赵立本的二弟，也对“孩子上学”这件事，相当不满。

颜李学派抓着乡社的行政权，坚决执行八岁入小学的理念。

但入学，也就意味着需要有教育开支。

教育开支，这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是得靠乡社的百姓出钱，维系乡学的运转。

本来吧，读书、科举、为官、光宗耀祖，这也算是中华家庭的普遍认知。

但问题就出在村社里掌管行政权、贯彻教育理念的，是颜李学派的这群人。

按照他们的理念教下去，搞出来的，就是让乡社的百姓普遍觉得，读书无用。

读书是为了啥？

学习是为了啥？

这又和颜李学派的“真儒”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

颜李学派的这群人，几个在底层的，要说科举的水平，倒是真有。

像李塨这样的，二十岁家里穷的就没办法继续脱产学习了，便去学医，卖药。一边当医生，一边看书学习、些文章狂喷宋儒，顺带着三十岁的时候去参加了个乡试还能中个举人。

颜元在漳南书院搞分斋教育改革的时候，也想过，真要是全搞分斋教育，入学人数肯定锐减。考科举没卵用，上个毛的书院啊？所以即便搞了分斋教育，也还是专门分出来了个帖括斋，也算是像现实妥协。

帖括斋，就是教“八股满分作文写作技巧”、“三年秀才、五年中举”之类东西的。

他们学派里有应试技巧的人，其实不少。在乡学里，搞这种专业的考试教育吧，其实也不是没人能教。

别的不说，一边学医，一边卖药，一边顺便还能中个举的人，弄一套类似的“三年秀才、五年中举”之类的考公技巧什么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李塨的思想吧，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三十多岁了可能还有点“中二”。

他考举人，是为了证明“我可以，但我不屑”。

考完之后，因为他反对科举，所以他中举之后，就拒绝继续往上考了。

而且，其学派的想法，也真是有点……过于理想化。

要么，朝廷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普及小学教育，用类似王安石的三舍法，搞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上马能打仗、下马能种田的士。

要么，拒绝参加科举选拔。

某种程度上讲，虽然他们学派固然有些“太刻苦、类墨者、以苦为乐”的古怪风气导致学派湮灭；也固然他们学派自己的哲学构建无法闭合；但也和他们学派对科举的态度、以及分斋教育与科举取士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息息相关。

读书是为了啥啊？

不是为了做官，谁他妈十年寒窗苦啊？

结果你整些分斋教育。

要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

甚至连骑马、射箭、武术、刀法这样的学科，还占了一旬之内一天的时间。科举又不考，人家这些时间都忙着读经书了，你去锻炼身体，野蛮体魄，这不扯犊子吗？

怎么和人家专业学经书的竞争？

这事吧，要不是刘钰忽然出现，其实以大顺的环境，颜李学派的教学理念，倒还是能吸引一些人的。

当初李塨三十岁的时候，才见到了“龙尾车”，也就是“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机”，还专门花时间去学了三四年的这玩意儿和测天法之类的东西。

包括原本历史上因为私藏禁书惹了大祸的刘湘奎，也都是开始尝试把“分斋学问”中，加入西方传来的实学。

伴随着刘钰这一波新实学派的崛起，他们学派就变得特别的尴尬。

他们学派的很多设想，刘钰实际上帮着他们“圆梦”了。

比如他们学派在漕运这件事上，以李塨等人为首，都是坚决的“废漕运、兴海运、方可治黄河”的一派。

也包括李塨、王源等人设想的“挖掘淮河入海通道、罢漕运、取消束水冲砂、开凿洪泽和七分入海、三分入江的同道”等。

甚至于，包括王源、李塨等人设想的，开发东北、把东北建成商品粮基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设想，源于他们认为京城确实需要大量的商品粮。而只要京城需要商品粮，那么漕运就是个大事。如果东北能够提供京城所需的商品粮，那么罢漕运废运河就是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以及围绕着开发东北，设置特殊的村社良家子血税籍兵员的设想。

基本上，差不多都实现了。大顺自己实现了一部分，比如良家子血税兵员、提升良家子的地位。

满脑子想着六十岁以下不还俗皆杀、西北教民不移风易俗皆杀的颇为激进的王源，制度设计中可是把军人的地位可是提的异常高，要把血税籍，单独列为一个民籍，仅次于农，比商工都要高一级，也就是设想的几乎良家子那一套，要在东北、西北、西域等地广人稀区搞专业血税府兵村社。

刘钰出现后，一系列改革，也把剩下的很多给实现了。

甚至思路都差不多，在一些政策上固然空想，但在一些政策上倒也真的看到了问题所在，切实地认识到了漕运、统治、商品粮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问题分析去解决的。

他们学派虽然人数少，但想法很奇特，是以在学术界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原本历史上，修《明史》和四库书的时候，方苞就为了防止他们学派参与修明史和编书，靠着消息垄断，说李塨重病不能参加，来阻碍他们学派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所以，这个人数少、思想上不是主流、哲学上有漏洞、但一些实事上确实有很多有意义想法的学派，本身就是个很尴尬的存在。

他们的优势，全被别人抢了，只剩下劣势了。

伴随着大顺和刘钰的一系列改革，也就导致了颜李学派的一次大分裂。

基本上，分成了左、中、右三派。

左的这边，延续着陈亮开始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的激进思想，全都投刘钰的实学派了。

要么参军、要么学天文算数、要么学农学物理。

他们基本舍弃了内圣外王的想法。

右的这边，基本朝着叶适提出的“功必复礼”的想法，把做事和复礼联系在一起，走内外而内的路。

中间这派，也就是现在的颜李学派的正统派。

他们反对科举制度，但也反对刘钰搞得分科教育，因为刘钰的分科教育把礼乐经的地位压的太低。

他们反对功必复礼的思路，但又对刘钰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尖锐批评——包括废运河、走海运这件事，这本身是他们学派的治水理念，但是对废运河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难以接受，认为刘钰做事的结果是对的，但过程中的痛苦不该出现。

他们反对土地兼并，认为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但又反对起义，认为可以通过改良来实现他们“惟农有田”的设想。

他们支持工商业发展，但又对刘钰在江苏改革，导致的农村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表达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刘钰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消灭佃户。

他们支持儒学，认为儒学是正道、圣道；但坚决反对只读经书，说只读经书，就把人读傻了。

他们认为读经书这种事，“开卷无益”，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读经书，有这时间不如去读读诸如《泰西水法》这样的实学书籍；但又坚决反对刘钰系的实学教育，完全挤占了礼、经的时间，而音乐学习也是不够正，对于经书学问只当是学语文课文。

他们支持刘钰的诸多改革，对江苏改革后取消徭役一事，非常赞许；但又坚决反对刘钰搞全面的货币改革，尤其是拒绝征收实物税，认为这导致了商人阶层对农民的盘剥，因为定价权不在农民手里，商人可以压低粮价，而农民为了缴税不得不低价卖粮。

他们支持南洋和关东的大开发，为大顺的全面废运河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基础；但也反对刘钰针对粮食免税的关税政策，认为这样坑苦了伴随着取消实物税本色全面实行白银税现实下的底层百姓。

左边的激进派，都跑到刘钰的实学学堂这一边了；右边的复礼派，基本上又回归了颜元最反对的训诂学问中，试图追读圣经，破除宋儒伪学又使得事功而复礼，由外而内。

剩下的中间这一派，也就相当的尴尬。

右边一派，投身训诂学、考据学、汉经学，儒学水平继续保持，科举考试问题从来不大。

左边一派，彻底放弃内圣外王，专心搞实学，之前搞月距法经度表，颜李学派左边一派的一群人也是儒家主力。本身他们又是坚决反对现行的科举制的，又坚持只要科举制不改革，就绝不参加科举考试的。

中间一派，浑身难受。

科举科举，为了教育理念，不全天无休地学满分作文选，科举不占优。

实学实学，为了儒学信仰，又根本没法和那群自小接受新式的实学成体系教育人的对手。

当官，当不了。

当职员和实学新兴职业，卷不赢。

就如同很多人嘲讽一些实学选拔人才的考试过卷，说是用殿试题目来选秀才，当个炮兵连长本来会查表就行，现在实学兴起，愣是卷到了要会立体几何加力学计算。你家开炮的时候不查表，去当场计算啊？

像是赵立本的二弟这种，没那么高的理想，要为了国家为了天下，提升整体的人民素质，要普及教育是对的。

自己种着地，地里的收入，一部分要拿去作为乡学的经费；孩子十岁开始住校，培养同窗感情，也没办法帮家里干活。

每年收了粮食，聚和会的人就先把乡学的粮食收走，跟地主收租似的。

再加上这几年繁重的基础建设。

心里若说没有怨气，那才是怪事。

再一个，耕种是需要劳动力的。那些圈地区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是因为那些圈地的早完成了原始积累，可以投入资本购买牛马、犁铧、割穗机之类的东西；可以在摘棉的时候季节性地雇佣闲民。

这边，就拿最简单的“铺草防反盐”这件事来说，上学的孩子如果能够在地里干活，是不是就能多铺一些草、多养一些地？

如果不让孩子上学、不用从土地收入里拿出来“乡学”的钱，是不是积累几年也能买牛马了？

赵立本二弟的想法，实质上代表了大部分乡约村社百姓的想法：取消乡学，取消乡学教育费，让孩子作为劳动力种地。

读书既然无法改变命运，既不能科举，也不能考实学职员，学习何用？回家帮着种地吧。

宗教化的圣堂，在他们看来，可比乡学重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