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八六章 工业革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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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铁轮飞梭织布机,不能算作大型的工厂制机器,是标准的手工业,而且是家庭手工业配置。

但生产这种手工业机器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蒸汽机可以催动更大的鼓风机、更大的鼓风机提供了更高的冶炼温度、更高的冶炼温度提高了钢铁产量、更多的钢铁产量可以用作生产这种手工业机器。

但不管是钢铁产业、还是这种铁轮飞梭织布机,其利润的根源,终究还是那些在方便了东北寒冷去移民、在南洋彻底击溃了印度棉布的布匹。

事实上,按照原本历史的技术水平来看,这种也就是1800技术水平的家庭手工业的织布机,如果在全国普及。

那么,至少原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候的技术水平,机器布依旧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不是外国的机器布,而是哪怕本国生产的、完全没有关税的本土机器布。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要与时代、与自己的特殊情况相配套。而不是全面照抄原本历史上的先发国家,因为无法复制那些先发国家的人口、人均土地、农村经济。

在东北全面占领了市场的南通二尺八大布的背后,折射出的、背后隐藏的一切,就是大顺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启。

原本的亚洲棉,是无法纺出足够强度的棉纱的,也就根本无法织出来二尺八宽幅的布。

苏北的棉种改良,解决了这个问题。

原本的本土纺纱机,也是无法纺出了可以支撑二尺八宽幅布匹的土纱的。

苏北棉花种植配合松江府的纺纱进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纺车改良的前提,又是苏北的长绒棉。

原本的冶铁数量,也是根本无法支撑几千上万台脚踏织布机的铁轮需求的。

之前由蒸汽机发展起来的新兴冶铁业,解决了这个问题。

依托小农经济本就脆弱的东北地区,以及依托辽河水运和冰运所辐射的几千万亩地广人稀的土地,由布匹作为最终纽带,带动了棉纺、冶铁、机械行业的有利可图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出现,垄断了大顺的长绒棉。

不管是南洋的、苏北的长绒棉,都是被垄断的。

宽幅布所需的长绒棉棉纱,自然也是被垄断的。

同时,普通家庭无法承担脚踏织布机的成本,以及长绒棉棉纱的垄断导致的百姓无法单独购买,也使得在苏南、苏中地区理所当然地普及了包买制。

如何最低程度地减轻工业化对小农的冲击?

那就是铁轮机包买制下乡,依托东北南洋日本市场,实现江苏全省的农村织布机升级换代。

这样,矛盾就转化了。

如果能够完成整个江苏省的农村织布机升级,那么,应该说,大顺的蒸汽机织布行业,以现在的技术进步速度,也至少五十年内,没有生存空间。

但是,矛盾却由直接上机器产业的“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小农经济的反扑”,换为了“棉布生产的发展,与棉花棉纱数量不足”的矛盾。

由原本的,整个黄淮区、苏北区小农破产,发动起义反抗新时代发展的可能。

变为了。

要么继续对外扩张;要么对外扩张到顶之后,新兴资本集团绑架了整个江苏省的人口,要求吃掉国内市场,瓦解国内其余地区的小农经济。

每让一台铁轮机下乡,就意味着,新兴资本集团又绑架了一户百姓。

并且,这一户百姓将支持资本改造全国的进程,也就是他们的铁轮机和宽幅布,毁灭原本小农经济的一尺布的过程。

当然,当江苏省的家庭手工业者们按照资本的意志去改造全国的时候,一旦获胜,也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他们毁灭了自己阶级意义上的同盟军,那么将来资本消灭他们的时候,自然也就没人站出来和他们一起作战了。

而背后调控他们,该什么时候支持对外扩张、该什么时候觉得翅膀硬了要把全国吃掉的力量,是藏在他们背后的垄断了棉纱和长绒棉产业的资本集团。

或者说,是一条看得见的手,在控制宽幅棉布的产量和去向,决定冲击的方向。

刘钰说,现在去海外是好的。于是,在对欧走私、对南洋的印度棉布替代、以及英国被大顺的走私逼着出台了更严苛的棉布禁令的背景下,酿造出了惟新三年的印度苏拉特棉纺织萧条,并且这场萧条一直延续到今年。

看上去,好像铁轮织布机走入家庭,是稳固了小农经济。

实际上,恰恰相反。

外表看起来和小农经济很像,男耕女织,但实际上江苏省的小农经济已经被刘钰悄悄瓦解了。

每个用铁轮纺织棉布的家庭,实际上都是资本的雇工,只是工作场所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而已。

整个流程,看似自由,实则都是严密的管控下。

南洋的棉花、苏北的棉花,在南通或者松江府,进行轧花、去籽、搓条等流程。

然后进入纺纱作坊,纺织成可以织宽幅布的长绒棉纱。

每个包买商,需要提前预定棉纱,再把这些棉纱分包给在家庭中织布的织工。

织工织布完成,拿到自己的工资——布他们无权自己处置,只能交给包买商,然后再自己花钱买布。

包买商拿到布后,印花缴税。

逃税是很难的,因为上游的棉纱被控制,能织多少布收税部门是心里有数的。原本的棉花和土纱,是无法纺出来这种宽幅布的。

布要卖到哪里去,看似自由,实则也并不自由。

被斩断的运河、盐改之后在关键地方设置的检查站、以及海运和陆运的成本差异,都限制了这些布匹的流通方向。

那些被卷入了铁轮织布机包买制的家庭,其生产的逻辑,也不再是自己用、多余的拿去交换。

其生产逻辑,变为了出卖劳动力赚取报酬,再用出卖的劳动力换取的报酬,购买生活用品。

只不过,这个瓦解过程,仅就江苏省的自耕农而言,是微创的、无痛的。

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身份,由小农,变为了包买制下的特殊雇工。

那这些痛,被谁承受了呢?

天灾人祸之下,不得不闯关东求活的河北、山东的百姓;顶着超高死亡率下南洋的黄淮与闽粤百姓;日本麻纺织业被棉布冲击下的普遍破产;印度苏拉特地区的棉纺织萧条。

不管是闯关东还是下南洋,过程本身都是痛苦的。

包括大顺此时的闯关东,其过程更像是殖民公司买契约奴,去那边圈地种豆,而不是自发一点点的小农逃亡拓展。

这和历史上的东北移民发展有很大的区别,原本历史上的东北移民的一波高峰,是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修铁路、开矿、工商业贸易所导致的。

而现在,则是依托辽河流域,资本出钱以利润为导向的种植业,也可以叫大豆种植园,或者粮食农场为主。

其实本质还是围绕着棉花产业来的,苏北地区的资本要的是廉价的豆饼。

靠根瘤菌、新垦土地的养分根系吸附所产生的,肥效相当于硝酸铵30%的豆饼肥料。

相对于遥远的南美的硝石矿而言,豆饼做肥料,还是便宜一些。

棉花种植既需要稍微盐碱一点的土地,也需要极高的肥力。

豆饼虽然能吃,但需要吃豆饼维持生计的人,肯定也没钱买,这就是资本的逻辑。

大顺别的地方百姓饥饿,和资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圈地种豆的资本,也并不是因为大豆此时产量比小麦高、可以提高大顺粮食产量、让人民免于饥饿去种豆的。

只是因为这玩意儿种起来方便、收起来方便、卖起来方便。

也是为什么此时的辽河流域大豆种植面积疯涨、但水稻种植甚至赶不上更北更远的乌苏里、松花江地区的原因——那地方啥也运不出来,除非朝廷拿出秦时的苛政修一条跨越分水岭的运河,或者铁路蒸汽机车技术进步,否则还是种点自己吃的东西吧。

在铁路修通之前,那里的土地,是资本所不屑的。

至于此时大顺东北的高粱,大部分,只是大豆种植的副产品,因为需要改茬,预防病菌造成的减产。

一粒黄豆,被资本以盈利为目的,种植在辽河流域的土地内。

秋天成熟,被农业雇工收割。由于资本大范围地投资圈地,是以马拉收割机、脱粒机得以普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基本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

但相对于欧洲早期农业的种一收五,黄豆因为特殊的自固氮作用,倒是基本上可以做到种一收八。

一粒黄豆变成八粒,然后被圈地的农业资本家,派人送到周边发展起来的县城粮栈。

在县城粮栈中,换回纸币,再用纸币换取布匹、铁器、茶叶、白糖等等。

而这八粒黄豆,在县城,被加工成豆油和豆饼。

通过辽河,这八粒黄豆的豆油和豆饼,运送到营口。

装船,海运到松江府。

豆饼被苏北的圈地资本家买走,堆砌在苏北的圈占垦殖土地中,化为肥料,滋养棉花。

豆油被苏南的工业资本买走,加工成蜡烛、甘油、肥皂。

然后棉花通过汉代挑起吴楚七王之乱的吴王刘濞开凿的那条运河,运输到南通。

在南通,经过梳棉机去籽、成棉、打包,运输到松江府。

在松江府的工场,被加工成棉纱,再卖给资本雄厚的包买商。

由这些包买商,发给南通的家庭,由这些家庭里的妇女,织成二尺八宽幅的布。

这些布,再被回收到松江府,和那些豆油加工出来的蜡烛、甘油、肥皂等,一起装船,运送到营口。

再从营口北上,来到各个县城市镇,卖成纸币。

然后再买更多的黄豆、豆饼、豆油、亚麻纱、柞蚕丝、高粱酒、木焦油、高粱米、小麦、大米。

完成一个基本的、需要大约两年周期的循环,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积累和利润。

应该说,直到此时……大顺才算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

也使得这一切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而不是变种的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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