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师道很为难。徐徽言方才使人送来粮米，他若是出兵攻打之，这就是不义；可若是不尊令，那就是不忠。生生陷在了两难之中。

徐昌言则大摇大摆的离开了广州城，种师道的选择是紧急上疏贵州，替徐徽言喊冤。还叫徐昌言去告知徐徽言，叫其也速速上疏贵州。

总是要拖得一时半会儿，叫人有个缓冲的时间，也好趁机想那应对之法。

但最后帮了种师道一把的却不是他的努力，而是他的敌人——北面英州城里的齐军。那似是嫌弃广州城还不热闹，英州的张仲熊部适时的插来一脚。

张副总管抱病出兵，提湘南守备军及正白旗兵五千许，自英州南出光口镇。后者是始兴江的一处要害之地，是始兴江与西湟水、东翁水的交汇地。从此向南，经水路可直抵广州城下。

如此虽非出兵，却等若在广州脖颈上架了一把随时都可落下的利刃，叫内里人物是好不受用。

“祖父，孙儿着实不懂。且此等境地了，那朝中诸位相公何以如此行事？”且不要说人徐徽言仍是忠于大宋朝的。即便不是，就广州城的这些乌合之众，又如何能远征数百里的去灭的了人家？朝堂上那些相公们就不怕广州被北军趁虚而入，断了他们的后路？就如现在这般。

亦或者是，他们已想到了，可却不在乎？种彦崇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种师道唉唉叹了一口气，什么也不想说。此事究根结底，不过是政事堂的那些相公们不想看到武将跋扈罢了。

眼下天下大势已经难以逆转，但世上文贵武贱，似乎还依旧是颠不破的真理。别的不说，就是那北面的新朝，武臣地位明显有抬升。朝堂上也更是得势！但在民间的影响力上，武官比之文臣，却仍旧有差距。不说别的，只言科举，给普通百姓的感官就是如此。

新朝的武举，虽是革新甚多，选拔出武进士之能力比之赵宋强出不止一筹。然这等力度的改革比之文科选士来，仍旧有些不够瞧。

陆谦早年的设想在几年里已经陆续施行了。文士选材，非但有了进士，更有了举人和秀才。

国家开科取士及第者曰“进士”；省府开科取士及第者曰“举人”；州府开科取士及第者曰“秀才”。

秀才者可为州县公人，举人则可为省州官署公人，亦或授从九品官身，下乡县为官；进士者则就更无须多说了。

陆谦这般行为在文人士大夫看来，就是在修补其与士林间的隔阂。扩大‘取士’层面及数量，可不就是在讨好他们么。就像当初的赵家，一步步扩大科举取士名额。

陆皇帝现下不就是叫中下等之读书人，亦有一个“干部”身份，虽新朝有观政期，也即是实习期。可如此安排比起早前的蒋敬、朱武、王伦一流儿人来，可就强出百倍了。

那正史上的明清两朝，也就是开国时候，会把举人纳入官员体系。等到局面稳定之后，举人功名者在想当官，不说难矣，更会前途无亮。

事实如海瑞一般的人物，已经是真的难得了。后世许多人人云亦云，以为海瑞有德无才，不知变通，不适合做官，实则差矣。人家一举人出身，能做到二品大员，这能力如果都不算强，那还有什么算强？

嘉靖朝已经是明朝中晚期，官场上各种陈规陋弊早已经成型，人海瑞以举人身份入官场，八年时间能从一县教谕窜到一县知县，正式步入官场，这可比正牌进士从知县升到知府更见困难。没能力能做到吗？海瑞又没甚个通天的背景！

然整个明清两朝数百年光景，文官如海瑞之历程者，又能有几人呢？没有几个。

那些举人秀才更多的是一辈子缩在乡间，做自己的士绅名流，蝇营狗苟，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人情网，吸取周遭百姓的鲜血强壮自身。营造出一个个如同恶瘤样儿的士绅家族！

当然也有可能碰到天下之变革时候，挺身而出，若左宗棠、江忠源者，若牛金星、李岩者。

陆谦看着就觉得浪费，兼之21世纪公务员考试的潜在影响，索性便把权利下方，把举人与秀才与公务员考试相结合。这是在最大程度发挥国内‘知识分子’的作用，初衷可不是要弥补他与士林的巨大隔阂的。

后者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

只是陆皇帝再是无心，效果却已经出来了。兼之新朝大势已成，这文武之间就有了点别苗头的意思出来。当然还不明显。

闻焕章倒是拉起了一拨志同道合者，但与他们的‘敌人’相比，实力还相差悬殊。

看看现下的陆齐朝堂。那手握大权的，多有梁山泊旧人的身影。也怪不得开国皇帝往往会挥起屠刀清理功臣旧将，实在是这些人的影响力过于巨大，且彼此之间关系交错盘结，叫人想了就怕！

当然，陆谦是不怕的。不提他有bug在手，就说这新朝崛起的过程中，他陆皇帝才是第一要紧的人。那其他人等，论功劳摆资历，谁能盖过他去了？故而，所有人都不再是他的威胁。

郑宏卫在《开国功臣宿命论》中曾提出，开国功臣的三种归宿：诛杀（刘邦、朱元璋）、供养（刘秀、赵匡胤）、任用（李世民）。而产生不同归宿的五个条件则是：登基年龄（考虑到嗣君年幼，避免功臣骄横篡位）；帝王雄才（文武素养如何）；功臣才略（是否文武双全，能够适应国家形式的变化，出将入相。）；君臣关系（君臣之间的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乡党关系，君臣之间是否互相信任，功臣何时投奔，感情是否经过考验）；内外形式（国家内外动荡，必然首先处理这些问题，当国家太平了，首要矛盾就变成了如何处理功臣）。

是以，陆谦便是不拿出大封建政策，他也无须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对功臣大肆下手。没有必要！更不用说，他早早的就拿出了大封建政策来，吊住了不少人的心思。

当然，这些都是废话，早已经歪题了。可以陆谦对朝局的控制，也不能消除文武之争。因为这早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现在南宋小朝廷忽的发出旨意，要广州的种师道引兵灭了徐徽言，说一千道一万，那就是文官们看不得武将飞扬跋扈，跳到他们头上拉屎撒尿。更害怕如此会引发其连锁反应，若是其他握着兵权的武将也都有样学样，赵宋的天可就真的崩了。更兼之蜀中……

横竖那些当政的相公们不愿看到徐徽言再活蹦乱跳了。即使为此付出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兵力，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他们又不是赵官家。北军来了，投降就是。日后便是没有了权柄，也好歹能安度余年。

事实上，南宋的局势到了眼下地步，可不就已经君臣离心了么。

要知道，正史上南宋灭亡前，可也一样是树倒猢狲散的。一如崇祯帝命人敲响景阳钟，召集百官，奈何应者寥寥一样。也如现下的南宋小朝廷一样。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诗中写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任何一个时代，芸芸众生，能够在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却仅仅只有那么几个，南宋也是如此。

朝代更替之时，往往是最能考验气节之时。正史上的两宋也好，眼下的赵宋也好，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优待士大夫的朝代，但是朝廷的优遇，真的换来来士大夫的忠诚吗？

正史上的德祐元年，元军沿江而下，一路夺取建康、苏州、常州后，临安城人心惶惶，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

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王霖龙、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颜等数十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

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然而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

临朝的谢太后愤怒地贴榜于朝堂之上，斥责这些卖国求荣的无耻小人连人都算不上：“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然而，如此的斥责也不能阻挡官员的逃跑浪潮。南宋德祐二年，也就是西历1276年，南宋君臣过了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新年。正月初三，传来了嘉兴府守将开门投降的消息。正月初五，谢太后任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当天在慈元殿下诏“宣麻”公告时，朝堂之上只有六名文官到场。

这就是士大夫的节操。

后世人很多说起南宋，不少人推崇其气节。什么十万人蹈海，很多人还鄙视朱明，说什么宋朝灭亡时有十万人蹈海，为何明朝灭亡时为何无人为之殉葬？

说的好像那曾渊子、潘文卿、季可、许自、王霖龙、陈坚、何梦桂、曾希颜、文及翁、倪普、留梦炎等人一个个都是为国尽忠的不二之臣一样。

那留梦炎还是状元呢，德祐元年，被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

他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可领命却不效命。称病于家不出，直至太后亲临其家，才出任左丞相。

不久，就干净利索的投降了元朝。

所以啊。就是赵桓也心里明白，都到如今这个份上了，指望着手下的大臣兀自人人忠心赤胆，还不如祈祷陆皇帝一口水给噎死呢。

要论一干大臣中真正为他考虑的，还真就只一个耿南仲。

后者到了贵州【桂省贵县】，是又病了，这会是真的生病了。一些事情自然便无从参与。直到听闻了消息才急忙求见赵桓，可为时已晚，那时候陈公辅已经离开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