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每一次赈灾都是官吏们大发其财的时候，所以南宋官僚们其实非常热心于“赈灾”。

当然，他们这种做法往往会让灾民更加凄惨，死的人更多。

但是，他们不在乎，他们只要赚的更多就可以。

死就死呗，反正农民贼能生，还讲究一个多子多福，死了一个再生两个，永远不要担心没有人口可以继续剥削、压榨。

这本来是南宋的“自古以来”，可万一明国介入进来，按照他们的办事方法把那些灾民全给救了，那些灾民还不要感动死？

到时候只要那些明国官员大张旗鼓的说这是大明皇帝给你们的救济粮，那南宋花的钱变成了明国花的钱，南宋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陆游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南宋官僚绝对会奋力拖后腿，绝对会奋力破坏大好局面。

到最后绝对要闹出国际争端，引得友邦惊诧，然后明国大军再次兵临长江，难受的还是南宋的官僚们。

对那群不见棺材不落泪之辈，陆游也算是有一点点最基础的了解的，就算知道明国会做出什么反应，该捞钱的时候还是不会手软，反正皇帝在前面顶着。

等皇帝没了，钢刀横在他们的脖子上的人，他们还是会心存幻想，感觉自己能活下来，继续享受。

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

陆游尚且如此理解自己的同僚们，陈康伯更不用说。

他立刻明白苏咏霖提出的条件是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

别说赵昚会不会答应, 就算赵昚答应了，满朝文武也要死命抵制, 绝不接受。

陈康伯自己也不会认同。

但是陈康伯非常纠结。

因为他判断明国是否会在近期内南下的依据就是苏咏霖是否松口缓收岁币。

现在苏咏霖松口了, 却加上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以至于他不知道该怎么判断明国的南下时限。

思来想去，陈康伯觉得但凡苏咏霖松口了, 虽然提出条件，但是就算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南宋会答应，这笔岁币收入也是会削减的, 他也一定是愿意接受这件事情的。

他主动提出，南宋答应，之后他又反悔，这种事情不像是明国能做出来的事情，看苏咏霖设置了那么苛刻的条件, 显然也不像是儿戏, 反而像是一场非常正式的商谈。

所以, 陈康伯有理由相信苏咏霖并不是在开玩笑, 他是认真的，认真地在考虑这件事情，并且认真的认同这件事情。

陈康伯心中有底，当即决定虚与委蛇, 等回到南宋之后在把这件事情用国书的方式推掉, 就当从未发生过。

岂不美哉？

一念至此，陈康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陛下所言, 牵扯甚广, 超出外臣的最大决定权限, 所以外臣不能给陛下肯定的答复，唯有回到临安之后请示吾国皇帝才能给陛下最后的答复, 还请陛下谅解。”

苏咏霖点头。

“此事牵扯很大，的确不是你所能决断, 朕可以理解，待你回去和南朝皇帝商量之后再做决断吧,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要说的吗？”

陈康伯已经基本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答案, 所以不想说更多来撩拨苏咏霖的情绪，以免刺激到苏咏霖和明国文官武将。

“陛下天恩浩荡，吾国已经深深感受到了, 不敢再有其他奢望，惟愿大明上国繁荣昌盛。”

他恢复了低姿态, 缩成鸵鸟，口出喜庆之言，不再横生枝节。

对此，苏咏霖也没说什么，便点头，宣布赐宴招待南宋使节——虽然他们做了一些无礼的事情，说了一些无礼的话，但是作为上国，终究要有气度。

虽然他想着不久之后就能南下灭了他们，一统汉地，但是现在来说，还是要给他们些许的待遇，好让他们不要那么着急。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做，不管他们怎么对南宋修修补补，最多也不过是李鸿章的地步而已，一生风雨裱糊匠。

此时此刻，苏咏霖看着陈康伯就有种李鸿章的既视感。

就是不知道他是削弱版的李鸿章还是加强版的李鸿章，也不知道他对南宋的修补能到什么程度，本身又能顶住南宋保守派官僚们多长时间的攻击。

南宋使节团的拜会到这里差不多也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出于礼貌性质的让他们多休息几天，多游玩几天，然后哪里来回哪里去，麻溜的快点，别让我们这里破费。

苏咏霖也有好多事情要做，不仅要治国理政，要处理军务国务，还要抽出时间写文章，引领社会变革，打破封建伦理。

他不仅要把政权从封建官僚手里夺下来，也要从文化方面全面动手，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改造为为所有人服务的人民文化。

所以他不仅推动赵惜蕊发挥自己的文才，写出很多优秀的文章，也靠着稿费激励和内部表彰激励使得复兴会会员中长于文学创作的人进行一系列人民文学的创作。

当然，他也会自己动手。

除了《洪武政论》之外，他也会写一些有故事情节的白话文小说来引领潮流，以皇帝身份亲自下场引导文学潮流。

比如他现在正在准备的就是他结合时代特征改编的《儒林外史》。

原版的《儒林外史》写在满清时期，背景则放在朱明王朝，而苏咏霖若要嘲讽儒生们，当然要把背景放在宋。

这本书被称为中国讽刺文学的高峰，但是在苏咏霖看来，这本书讽刺有余，进取不足。

它着重于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和嘲讽，对人品低劣者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解决的方法并不是革命，而是寄希望于【人品高尚】的士大夫引领道德潮流，对社会进行改造。

这本书讽刺社会弊病和人品低劣者，同时又热情歌颂品德高尚的士大夫，既是讽刺小说的高峰，也是时人清官心理的高峰。

讽刺归讽刺，不满归不满，终究没有对科举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所以苏咏霖决定对其进行更改。

一方面把主旨从改良变为革命，一方面又决定改编原书那种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的模式，确定明确的主人公。

他把历史背景放在科举制度基本成型的北宋中后期，描写主人公从科举制度的拥趸到大彻大悟，走上破而后立道路的过程。

说是儒林外史，但也不能算是儒林外史，亦或者说二者都是儒林外史，只不过一个圈在圈圈里绕不出来，一个毅然决定打破这个规矩，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彻底结束这无法改变的轮回。

原版的讽刺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人一旦中举之后，哪怕原先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老儒生，也会立刻变为封建社会的新贵，大批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赶快上来拉关系攀亲戚，什么事情都能做。

不过宋朝的举人没有明朝的举人那么值钱。

宋朝因为广泛拉拢读书人和科举扩招的缘故，真正值钱的只有进士，举人只是一个身份，且没有做官的资格。

而且科举完全是有钱人的游戏，想要供奉一个读书人脱产读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基本上进士都是出身于殷富之家，极少数如范仲淹一般的贫寒者也不是纯粹的贫民。

天天吃粥配咸菜也算有的吃，吃粥需要米粮，咸菜需要盐，别的不说，就宋朝盐价的程度，能天天吃粥配咸菜，就不算是穷人了，得算是当时的中产。

科举，那里是真正的贫民能玩得起的游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