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原勇作来说，这个冬天真的是分外难熬。这不仅在于满洲冬季的气候远比日本苦寒，更在于他所率领的这支军队失去了战意。

就如他之前向山县的秘密汇报，从四平退回的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不仅仅出现了对战争的不满言论，甚至于某些部队还出现了士兵抗命的现象。

而那些从国内上来的增援部队虽然一开始还颇有士气，但是军纪却极度败坏，即便派遣军司令部三令五申要求不得骚扰支那平民，但依然有小股部队在驻地附近自行征发粮秣、苦力和抢夺女人。这些小股部队不仅证实了支那革命委员会对于皇军的污蔑之词属实，更是激发了支那百姓的愤怒。

就连为陆军奔走的满铁职员，也对于这些国内来的增援部队极为不满，有人甚至公开抱怨：“陆军如果精力太过旺盛不如直接发起进攻和支那军人去较量一番，在后方破坏满铁苦心维持的日支亲善成果算是怎么一回事？陆军到底是来保卫日本在华利益的，还是来破坏日本侨民在满洲经营起来的事业的云云。”

上原勇作知道，这些日本侨民和满铁职员抱怨的，不是陆军败坏军纪的现象，他们其实是在抱怨陆军的按兵不动。如果陆军在满洲能够打上一两场胜仗，把支那百姓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给压制下去，那么他们才不会关注陆军的军纪问题。

但是在陆军从四平撤退后，原本对于外国人唯唯诺诺的支那百姓就起了些变化，他们对于外国人主要还是对日本人，突然就失去了畏惧感。过去在奉天，哪怕日本人是孤身一人，也敢毫不畏惧的斥责一群中国人，而中国人不仅不敢围观，也很少有敢回口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冲突，警察和官员只会站在日本人这边，而自己只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正因为如此，日本在满洲的人数虽少，但是对于人数众多的支那人并不畏惧，而且还喜欢抱团欺负支那人。满洲的日本人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团体，他们看起来要比其他海外日本人更为团结，哪怕是日本人在欺负支那人的过程中吃了点小亏，也会成群结队的向中国官府抗议，甚至自行组织人员进行报复，直到敢反抗日本人的支那人家破人亡或逃离本地为止。

但是在四平撤退之后，支那人的胆气突然就雄壮了起来，一旦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只要当街大喊一声“日本人又欺负人了”，顿时就有一大群中国人围了上来。与之冲突的日本人要么立即道歉，要么就得挨上一顿打。

至于像过去那样向官府告状或集结人员进行报复，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事。因为旧官府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新官府只会偏向本国人，而那些无所事事的日本浪人早在支那军抵达之前就南下了，现在依然停留在本地不肯离开的，都是不肯放弃本地财产的日本居留民。

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虽然要好上一些，但是支那人也普遍出现了不合作的姿态。那些和日本人保持合作的本地大户，往往成为了支那小股部队的首要袭击对象，而派遣军光是维持从大连到奉天城的铁路安全，就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不多的机动兵力，那里还顾得上去保护这些亲日大户的家园。

于是原本亲日的支那人开始疏远日本人不说，就是那些在满洲置办起了家产的日本居留民，也开始主张日支亲善，放弃战争了。

上原勇作对于这种变化的出现也是无可奈何，他并不是不想对支那军发起进攻，但是陆军对于满洲冬季作战完全没有信心。这并不是陆军对满洲作战没有研究，日俄大战之前日本就开始研究高寒地区作战了，否则就不会出现“八甲田山事件”了。

但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后，陆军就发现研究和实战还是有区别的，在战争中出现的大量病员证明了两件事，日本人不适应高寒气候和日本的后勤无力支撑这种气候下的大型会战。所以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实施了满洲驻军轮换制度，就是为了让陆军各师团熟悉满洲的气候。

只是现在这一制度的效果还没有显露出来，这场战争又爆发的过于突然，加上前期战事的不利，使得上原勇作难以下定决心发起一场大的会战。而在双方呈现对峙局势之后，随着部队的士气下降，派遣军就更打不起一场无法速胜的会战了。

部队的士气不断下降，不仅仅在于从四平撤回的部队感染了从国内增援的新部队，更在于奉天大本营身后这条漫长铁路线的防御作战。因为一些增援部队的军纪不靖，导致了铁路沿线的支那民众对于日军的不满。

如果是过去的话，这不过是个小问题，毕竟支那人数再多也是难以同有组织的国家力量对抗的。但是随着支那革命委员会对南满各地势力的收编，这就不再是区区几处村庄和一些支那百姓和日军的对抗了。这同样也是在一个政权组织下的，国家与国家力量的对抗。

上原勇作手中虽然还有近4个师团，超过六万人的力量。但是把这样的力量分散在大连和奉天之间的广大区域，就好像是在一碗拉面上面撒了几粒葱花，看起来很像样子，但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学习过法军建制的上原勇作并非没有听说过，“两个马穆鲁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穆鲁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打胜三百个马穆鲁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穆鲁克兵。”

然而拿破仑皇帝的这句名言被支那军逆用了，游离于铁路线两侧的支那民兵绝不和小队以上的日军发生正面冲突，而在小队以下规模的战斗中，这些支那民兵就会以人数优势加上手榴弹等爆炸物完全压制住日军小队作战。

上原勇作认为，自己掌握着的六万大军真的展开和支那军进行野战，也能轻易击败2倍以上的支那军。但是当他不断的把兵力分散开去之后，这只军队不过只能当成几万治安警察来使用了。大连到奉天铁路两侧起码居住着数百万支那民众，这几万武装警察固然可以保证地方上的治安，但是接下来该让谁来抵挡支那的正规军呢？

虽然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展现了一种有效的对付这种游击战的方式，但是上原勇作却知道这一策略无法在南满实施。即便不考虑支那人的数量，光是考虑哪些被俘的日本军人和一直关注日军行动的外国记者，上原勇作也不敢像英国人那样把铁路线两侧化为焦土，将沿线的支那百姓都集中关押起来。

这不仅会败坏日本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将会使得日本公债在国际金融市场遭到抵制，就像日俄战争中俄国公债被国际市场抵制一样。依赖于借债维持国家运行的日本，是没办法冒这样的风险的。

不过目前令上原勇作感到最为头疼的，还不是这些问题，而是新近冒出来的一件士兵袭击军曹的案件。这件案子当然不是在派遣军中发生的，而是在支那军俘虏的日军中发生的。

按照支那及外国报纸所刊登的消息，在支那军长春的俘虏营中，一名军曹因为管教了不听话的部下，结果在晚间受到了这名部下的袭击身负重伤。这一事件激怒了日军的军官们，他们一致要求管理俘虏营的支那军人处死这名袭击上级的士兵。但是俘虏营中一向严守军中等级的日军士兵们，这次却站在了袭击上级的士兵一边，反对处死这名同伴。

而这一争论随着报纸传播到派遣军中之后，很快又引起了派遣军中军官和士兵们的对立。因为支那报纸上将整个案件详细的刊登了出来，所谓军曹管教不听话的部下，是因为革命委员会给俘虏营安装了一个名叫广播的新玩意，广播内会播放一些日语歌曲和阅读一些文章，以安慰日军俘虏的思乡情绪。

这原本是革命委员会的善意，但是革命委员会这些天把对一些被解救出来的日本妓女采访录进行了广播，以揭发日本财阀和军阀之罪恶。广播告诉日本士兵，他们的敌人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国内那些欺压日本人民的财阀和军阀。

这样的广播自然引起了俘虏营内日本军官们的不满，他们一边向管理俘虏营的支那军方进行抗议，要求停止广播，一边则命令俘虏营中任何人不得在广播期间倾听。这位被军曹殴打的不听话士兵，其实就是因为在广播期间发呆，没有按照军曹的要求按住自己的耳朵。

而这位士兵之所以发呆，是因为他觉得广播中某位妓女的采访录很像自己姐姐的经历。本就被广播引发了感伤情绪的他，再一次被军曹毒打后终于萌发了反抗的意念，这才会隐藏了工具于晚上袭击了这名从军以来老是殴打他的军曹。

对于日军的军官们来说，军中等级就是一切，就算军曹的行为有些粗暴，那也不是士兵以下犯上的理由。若是过去，自然没人敢站出来反对这个主张。但是现在么，因为支那及外国报纸对于这名士兵的同情，派遣军内部突然就冒出了不同的声音。

甚至有人开始声称，幸德秋水的一些主张也不全是大逆不道，国民背负着高昂的税金，又把子弟投入到战场，好不容易才打赢了日清、日俄两场大战。但是除了让国家背负了巨额债务，农民连米饭都吃不上外，国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倒是财阀们一个个修起了西洋大宅，穿上了昂贵的洋服。他们究竟是在为日本和天皇而战，还是在为财阀和将军们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