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略显昏暗的会议室内，吴川瞧了一眼窗外被大雪覆盖的庭院，终于终结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要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因为免费的午餐时间已经结束了。

德国人也许只是觉得继续援助革命委员会是得不偿失，但是鉴于我们向德国资本家的负债，他们暂时还不会走到我们的对立面去，只是会缩小援助，确保我们能够活下去，但又不至于失去控制。

但是沙皇政府的一些官员，显然已经认为革命委员会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掌控，比如俄国驻华公使便是其中一位。因为库伦发生的一起民众暴动，这位在抵达哈尔滨之后已经正式向我提出了要求，要求革命委员会在库伦的组织必须解散，并不得干涉外蒙古的自治事务。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沙皇政府的外交官们并不单单试图挑唆外蒙古谋求独立地位，，他们也在煽动巴尔虎八旗霸占整个呼伦贝尔地区，试图让这一地区的我军及革命委员会退出，从而加入到库伦领导的自治区当中去。

12月10日，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向驻华公使发电，此电文转到了哈尔滨总领事馆为我方所截获。这位外交大臣对于蒙古问题发出的指导：

一基本同意驻华公使拟定的谈判蒙古问题的方针；二要求借调停的机会缔结一项中蒙条约，以保障蒙古自治。

中国方面承担如下义务，不在蒙古驻扎中国军队，不向蒙地移民，不在蒙古设置中国行政机构。

要求获得修筑从库伦到俄国边境之铁路。暂时不提及内蒙地位。

我们虽然不清楚俄国驻华公使拟定的谈判蒙古问题的方针是什么，但是彼得堡的态度显然是符合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判断的，既沙皇政府并没有下决心开启东方战争。这也就意味着，沙皇政府也许会遏制革命委员会的发展，但并无意用武力手段打击我们。

当然我们也应当小心，日俄妥协的可能性。所以，接下来共和党的工作重点，并不是继续推动革命委员会向日本继续进攻，也不是试图武力反击沙皇政府的压迫，而是应当放在培养干部，巩固内政上。

前一阶段对满清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使得我们治下的人口超过了千万，但是对于一个成立尚不足半年的革命党来说，这样的扩张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治理能力的上限。

此前因为在战争期间，军事管制替我们降低了对地方管理的要求。但是随着战事的缓和，民众显然是不会长久的支持军事管制政策的。共和党成员到现在为止尚没有突破3万，而且大部分党员都在军队和北满城市当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地方的控制是很薄弱的。

南满和北满不同，作为关外最早开发地区，这里的居住人口甚至可以上溯到明代，也就是说南满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关内，地主和士绅的力量要比北满大的多。而他们存在的时间过于长久，因此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度也超过了北满的地主士绅。

不过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忧，在甲午和日俄两次大战后，加上日俄铁路的建设，南满地区的地主士绅力量也大受打击，远不如关内的地主士绅阶层那么稳固。不过和关内地主士绅阶层不同的是，因为他们没法利用官府的力量去对抗日俄侵略势力及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胡子，因此私人武装力量要比关内强大的多。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地主士绅在对待农民阶层的压迫上有反动的一面，但是在对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上又有着进步的一面，在用武力镇压那些和日本人勾结的地主士绅之外，我们不能试图用武力手段把南满的整个地主阶层消灭掉，那只会让这些地主士绅倒向我们的敌人。

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一边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统治，一边削弱他们对于民众的控制。而想要彻底消灭这一地主阶层，我们就得首先建立起自己的农村经济体系来。否则以武力消灭地主阶层却不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话，我们不过是在制造一批新的地主出来，最终还是会让党变质的。”

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委员宋云桐听了不由松了口气，作为一名老同盟会会员，虽然在共和党组建后他第一时间选择了加入，不过本质上他和那些同盟会激进派分子不同，他加入共和党不是因为党的主张更具有革命性，而是他想要紧跟住吴川的步伐。

就像同盟会对外看似是一个统一组织，但是内部却有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三大派别，会员们或跟随黄兴、宋教仁，或跟随孙中山，或跟随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互相之间可谓是泾渭分明。而因为这三大派别之间的争执，最终光复会宣布脱离同盟会，而宋教仁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以抗衡东京总会，并无什么会员出来反对。

而一开始东三省同盟会会员也是泾渭分明的，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省同盟会支部几乎是各顾各进行省内的革命宣传，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吴川以庞大的资源和正确的革命组织获得了革命的领导权之后，三省同盟会支部就开始分崩瓦解，纷纷服从于革命委员会这一革命最高领导机构的命令了。

到了这个时候，吴川已经取代了东三省原有的同盟会领导人物，成为了革命的唯一领袖。于是当吴川开始组建共和党，拆分革命委员会中的同盟会组织时，除了一部分孙中山和宋教仁的信徒外，其他人都选择了退出同盟会加入共和党。

如梁廷栋等人是真的信仰了共和党的主张才选择的加入，至于更多的像宋云桐这样的人物，他们只是相信只有吴川才能带领革命取得胜利，这才加入了对方组织的共和党。

并不是说宋云桐这些人不革命，只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并不如梁廷栋等人那么的坚定。因此对于和明显力量超出自己的日本开战，宋云桐是极力反对的，不过他和那些守旧的立宪派士绅不同，他只是在党内会议上保留意见，并没有在实际中和党、革命委员会的决议对着干，因此他并没有受到肃反运动的牵连，不过这也令他谨言慎行了许多。

不过当吴川开始为这场战争刹车时，他终于不加掩饰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支持吴川同志的意见，对日作战的确不应当继续下去了。这场战争已经消耗了我们太多的资源，也令革命委员会损失了大量的忠诚的革命志士。

在当前的中国，反革命的力量远比我们大的多。就好比在南方，武汉军政府失去了汉口和汉阳，虽然江浙联军攻下了南京，但是革命内部又出现了问题，因为江苏都督一职的争夺，上海都督府谋杀了革命同志陶骏保。

而外国列强并不乐见于中国出现一个革命政府，因此他们积极的向南北施压，试图让双方媾和。在这样的环境下，革命的氛围正逐渐散去，而谋求和清政府妥协的舆论正甚嚣尘上。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把革命委员会统治下的民众转化为我们的支持者，那么反革命的力量就有可能反扑。所以我认为，当前不应当再扩大军队的编制，而应当把资源向地方上倾斜，以促使我们的力量向地方上扩张。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应当多多分配到党组织和地方革命委员会当中去，加强我们对于地方上的掌握…”

不过宋云桐的主张立刻遭到了捷尔任斯基和吴泰两位委员的反对，两人认为当前的局势下对日作战虽然缓和了下来，但是革命委员会外部的环境却更为危险了，如果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有所放松的话，只会给党的敌人以可乘之机，政府工作依然应当在军队工作之后的序列。

在吴川和斯维尔德洛夫两人的折冲下，最终各位委员还是达成了妥协：在不扩大军队编制的条件下，实施增强军队组织力和战斗力的工作。对于军队输送干部的数量并不减少，但也要开启一部分军队干部复原专业到地方的工作，以加强党对于地方政府的领导力。

解决了党在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问题之后，吴川这才稍稍放松了一些，对着各位委员问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讨论一下，关于耿谨文、姜文卿几位同志送回的消息。

第一就是对于南北议和这一问题，革命委员会该持何种态度？第二就是耿谨文等同志提出的，把联省代表会议提升为联省人民代表会议，以整合南方革命各派之力量，从而牵制同盟会独走的意见，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回复？

第三就是随着孙中山的回国，同盟会内部孙、黄、宋有合流之趋势。照我看，这三方合流之后，必然会推举孙中山出任将要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统领一职。而南方革命各派几乎没有人能同孙竞争，那么也就意味着同盟会将会主导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那么我们革命委员会到时应当如何对待临时政府？”

吴川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让各位委员都陷入了沉思，不过俄国党员在斯维尔德洛夫的示意下，都保持了沉默。斯维尔德洛夫很清楚，中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合作还是有底线的，对于这种几乎是中国内政的问题，俄国党员并不适合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