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谈到银本位货币，我们就不得不谈一谈这百多年来金银比价的变化。在英国刚刚进入到工业革命的时期，也就是1800年前后，欧洲的金银比价始终在1:14至1:15之间浮动，而东方的金银比价则在1:12至1:13之间浮动。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当欧洲进入到蒸汽机时代时，东西方的金银比价就开始向西方靠拢了。到上个世纪中叶时，国际金银比价突破了1:15.当整个欧美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时，金银比价差不多接近了1:20.紧接着是上个世纪末，欧美各国统一采取了金本位货币，于是金银比价迅速突破了1:30.而到了今日，每一盎司黄金已经可以交换38盎司以上的纯银了。

到了今天，除了印度和中国及一些亚洲小国还在使用银本位货币外，世界其他国家都已经采取了金本位制度。那么为什么欧美各国会不约而同的采取金本位？”

“是因为黄金较为稳定吗？”一名较为了解金融的党员不由插嘴回道。

吴川看着他摇了摇头道：“我以为，这是为了更好的掠夺落后国家的财富。资本论告诉我们，商品贸易的实质是劳动力的交换，如果在不受外力的干预下交换，此种凝结于商品上的劳动力应当是相等的交换。

而在资本主义的干预下，资本家总是试图用低劳动力的商品去换取高劳动力的商品。这百余年来金银比价的变化，实质上就是欧美资本主义故意抬高黄金价格，从而对银本位国家进行掠夺的一种隐蔽手段。

可以这么说，抬高黄金价格的本质，就是要使采取金本位货币国家的劳动力价值高于采取银本位货币国家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在两种本位货币国家之间的贸易有利于金本位货币国家，令其以较少的劳动力换取更多的劳动力。

而这种商品贸易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采取金本位货币的国家大多是工业国，而采取了银本位货币的国家大多是农业国，前者能够生产后者无法生产的工业品，使得后者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对等的贸易模式。而黄金价格之所以稳定，一是保持黄金价格的稳定符合欧美资本主义的利益；二是当前世界的黄金产地基本都被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了。”

斯维尔德洛夫若有所思的出声问道：“所以你认为我们也得采取金本位货币，才能避免被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国家的劳动力吗？”

吴川先是微微点头，但很快又摇着头说道：“从长远来看，世界走向金本位货币是一个历史趋势，世界市场的统一，将会迫使白银退出货币地位，因为没有那个银本位国家能够把这种不对等的贸易模式持续下去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把银本位货币改为金本位货币，是无法改变先进工业国对落后农业国的贸易优势的。只要落后农业国无法制造自己所需的工业品，那么就不得不向工业国低价出售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原料，以换取高价的工业品。

而在采取了相同货币本位的状况下，落后农业国所制造的工业品，其成本必将是超过工业国所制造的工业品的。因为这些先进工业国拥有更好的机器、更好的技术和更加熟练的技术工人。如果落后农业国生产的工业品想要同这些先进工业国生产的工业品在市场上竞争，那么就得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落后的工业。

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发展历程，正是受惠于这种高额关税的保护。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时世界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今天这样强大，而这两个国家一个拥有强大的武力，一个则拥有优渥的地理环境，不是现在这个被列强所控制的中国能够复制的工业化道路。毕竟今天中国的关税都被英国人所控制着，想要通过关税来保护初期的工业，现实中是做不到的。

所以当前的中国想要走工业化的道路，抵抗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必须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暂时保存银本位，自我压低中国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使得我们的初期工业能够拥有一个价格竞争上的优势。

当然，我们所要实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并不是那种满清政府不作为下的货币制度，我们必须对革命委员会治下所使用的货币进行强制性的统一，取缔私人和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货币，限制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先禁止黄金、白银在市场上的交易，废两改元，以法令的形式把货币定义下来。确保在革命委员会的治下，一切贸易及税收都必须使用革命委员会的法定货币…”

吴川所说的取缔私钱、统一货币和改铸铜元都是财政委员会已经在实施的政策，今日不过是把此前的这些政策汇总，并多加了一个废两改元，因此各位党的执行委员只是稍稍讨论了下吴川对金、银本位货币的阐述，就同意了这个当前财政政策的推动实施。

不过很快就有人向吴川追问起了，如何从长远角度上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吴川于是便接着说道：“一国之财政，说到底就是一国生产力积累下来的开销。

就好比一家人忙碌了一年，扣除了生产成本和伙食费用之后剩下的节余，这点节余或是用来给家人买点衣服，或是用来改善伙食，或是用来修建房屋，又或是多买一块田地扩大生产。

所以财政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支出，给养政府及军队，投入民生建设，投入教育，投入生产建设。这四个部分的财政比例支出，今日暂且不讨论。我们今日要说的是，一个健康的财政，就必须得要支付起这四个部分的支出。

但是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如果光靠农业税收的话，恐怕我们连第一部分都解决不了。比如以关内的土地产出，大概100个农民才能供养两个脱产人口。东三省的农业状况好上一些，也不过是每100个农民才能供养4个脱产人口。

所以今日的满清，关税收入已经成为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还是在帝国主义强制中国降低关税下取得的成果。当然这种关税收入，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大肆剥削压迫的基础上的，在关税不断增长的背后，则是我国农村的不断破产，而这也是人民起来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且不说我们现在还拿不到这些关税，就是今后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国家政权，也不能够依靠这种建立在对内压迫基础上的关税来维持财政，这只能让我们变成第二个满清，从而为人民所打倒。

而想要脱离帝国主义利用关税控制革命委员会的财政，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发展生产力上来获取财政来源。在欧洲，一个农民的产出抵得上4-5个中国农民；在美国，1个农民生产的粮食抵得上我国10个农民的产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欧洲农民采用了更多的工业成果，比如先进的农具、化肥和农药，而美国人除了利用这些工业革命的成果之外，他们还拥有着更大规模的个人农场。

所以我们想要提高财政收入，就得先让农业实现现代化，而农业想要实现现代化，又离不开一个强大工业体系的支持。而工人在工厂中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高于农民。因此，只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才能够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

那么，如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各位面前已经有了一份较为详尽的工业发展计划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多加强调了。我接下来想要说的是，在发展工业化道路上，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和为发展工农业应当采取何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由财政问题转到农业问题，由农业问题再转到工业问题，接着由从这三种问题延伸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讨论上，可以说吴川为了今晚这场会议已经是殚精竭虑了。

在这样一步步的深入讨论中，他事实上已经推翻了党内左翼所主张的，立即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土地公有制的主张。

吴川在讨论中承认，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大农业是必须得，没有一个土地集中的大农业，就无法为工业化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化肥、农药，只有个人农场才消费的起。而也只有个人农场才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给城市，从而向城市购买更多的消费品。

也只有当一个有活力的农业和工业匹配起来，工农业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经济循环，从而实现共同增长。吴川说道：“…根据我们对国内外农业的调查，一个全劳动力依靠牲畜和人力经营的田地面积，40亩是一个最为合理的数字；如果采用半机械化经营模式，那么一个全劳动力大约负责400亩土地是适宜的；如果采用全机械化的经营模式，适合于小麦和大豆的种植，一个全劳动力可以照顾2000亩土地。

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绝对公平的话，就应当在土地公有制的模式下给每人分上40亩土地，这样农民是会满意的，但是我们的工业将几乎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以我国适合耕地的土地面积计算，能够满足这一分配方式的，只有边疆省份，人口密集的关内各省和山地占据多数的南方各省是满足不了这一土地分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