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中的出现，打断了吴川同这些宣传干部和日报编辑们的座谈。革命委员会当前最庞大的一个部门就是军事委员会，而军事委员会中最为出众的就是朱和中和梁廷栋两人，这两人几乎已经成为了国民革命军对外的两大代表，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已经盖过了吴川的名声。

毕竟自革命风潮掀起之后，各地所成立的革命政府无一不是军政府，也就是以军人作为首脑的军事政权。各地立宪派士绅空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在枪杆子下面也只能表示屈服，故军队之领袖也就是革命政权之领袖。

北满的起义虽然早于武昌起义，但是因为这场起义并不是同盟会所领导的，同盟会控制的社会舆论自然不会卖力宣传。事实上比北满起义更早的，是四川保路同志会在荣县发动的独立运动。但是因为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同盟会政治理念的不同，四川地区的起义运动就只能被视为武昌起义的马前卒了。

同样，北满的起义虽然早于武昌起义，也为武昌起义吸引住了革命初期满清的大部分注意力，但这终究不是同盟会自己人领导的起义。加上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对前期革命消息的封锁，因此自武昌革命爆发以来，同盟会一直是主张北满革命应当从长春革命开始计算，也就是落后于武昌革命几个小时，因此首义之功劳应当在武昌革命。

而武昌及各地革命政权所建立的军人政府，也使得对于北满革命不甚了解的南方报纸，直接把朱和中、梁廷栋视为了满洲革命的领导人，稍稍了解一些内情的同盟会下属报纸，也只是把吴川、朱和中、梁廷栋视为了关外革命的三领袖。

几乎没有什么人真正搞明白了，革命委员会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机构，到底是怎么管理运行的。至于共和日报所宣传的各项主张，因为初期指责光绪死于被慈禧毒杀，到现在为止也是被清廷所严禁的对象。而革命委员会所宣布的新国家共识，既不符合哪些革命激进派的口味，也不能得到旧士绅的认同，因此流传的范围并不广。

不过这场革命倒是让朱和中、梁廷栋两人大出了风头，差不多和武昌首义三武的名声并驾齐驱了。因此当朱和中走进房间时，众人立刻便认出了这位正是风头正劲的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既然这位在这个时候过来打断了他们和吴川的座谈，也就意味着在军事上有重要事务向吴川进行汇报了。

作为宣传工作者，大家心里倒是很想听听前线到底传回了什么重要消息。不过限于组织纪律，在党和革命委员会没有正式宣布之前，他们只好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向着吴川告辞离去了。当然，看着朱和中脸上和缓的神情，大家觉得朱和中带来的大约不是什么坏消息。

把其他人送走之后，吴川方才邀请朱和中坐下说道：“看起来前线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否则你也不会从楼上跑下来找我了。说说吧，到底是什么消息。好的，还是坏的？”

朱和中吐了口气后说道：“消息倒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并没有证实。是这样的，第一航空队受命出击…”

对于朱和中带来的这个消息，吴川也是挠头不语。他见过这个时代的飞机投弹试验，把一颗炸弹丢向地面目标的命中率，大概和后世国足射中球门的命中率相差无几。

他下令第一航空队轰炸公主岭日军大本营，并没有期待有什么大的战果，不过是给对方造成一些心理压力，让日军知道自己的后方并不安全，从而打击一下日军的士气而已。带着无敌光环砍人和自己也会受伤的战斗，这完全是两码事。

但是现在，第一次出击的航空队却带回了一个大新闻，声称自己炸掉了公主岭日军大本营内的弹药库，这就让人伤脑筋了。

相信了航空队带回的情报，那么国民革命军就应当采取更为果断的进攻战术，趁着日军弹药不足发起连续性的进攻，直到突破日军的防御阵线。

可如果这个情报是一个误判，那么国民革命军不仅将会进攻受挫，甚至还会失去防御上的优势，给自己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决断的情报，可要是完全置之不理的话，国民革命军又会错过这个将公主岭地区日军围歼的机会。能够想象的到，失去了弹药储备的日军必然会第一时间南下突围，位于四平清日联军和公主岭南下日军之间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部队，必然是难以承受住这种南北夹击的攻势的。那么被围困在网内的大鱼，也就要逃回大海去了。

吴川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承受接二连三的坏消息，毕竟国民革命军组建的时间太短，就连他自己对于这只军队的战斗力也是没什么信心的。就像他当初在德军参谋们面前讨论这只部队的组建时就说过，他对于这只军队战斗力的期望，只要能够在堑壕内和日军对抗而不迅速崩溃，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兵员并无什么特别要求，但却积极在军中设立了政委组织，希望能够用党的组织来稳定住军队的士气问题。所以从一开始，吴川就没想过马上建立起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工农红军，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建立起这样一只人民武装力量。

也许有些人认为，只要给农民分田打土豪就能让农民参加军队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了。但事实上哪来的这么简单的事，先不说黑龙江、吉林两省本就是地多人少的省份，分田这种事对于关外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除非你分的是人家经营好了的上好水田。

但是在关外这些上好水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里，而土地超过2000亩以上的地主，占据了关外10%左右的人口。华北地区每户拥有20亩土地算作为自耕农的话，那么关外这一数值则提升到了40亩。也就是说，关外的农村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6、70%的农民都是自有土地者，只有3、40%的农民才是无地的贫雇农。

打土豪分田地，在奉天一省大约还能获得一些贫雇农的支持，因为发展较早的奉天省已经没有大批的荒地可以开发了，于是那里的农村和关内一样，进入了土地兼并阶段。但是在整个东三省地区，这样的主张是立刻会引起农民的恐慌的。

比起夺取地主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大多数农民更担心失去自家的土地。而即便是那些贫雇农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瓜分地主土地的主张的，因为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开垦荒地而取得土地的，假如他们现在支持瓜分地主的土地，那也就等于失去了对于自家土地合法拥有的权力。

也只有在关内，特别是山东、华北、河南、陕西这些省份，因为土地兼并过于激烈，加上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造成了农村的普遍破产，农民已经无法通过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地方，才会积极的投身于阶级斗争当中去。

而为了抵抗地主还乡团及反动势力的剿杀，农民才会积极的参加工农红军保卫自己的财产。所以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来自于受压迫最深重的破产农民，而不是平白分得了土地的自耕农。

对于那些阶级斗争意识不够浓厚的自耕农来说，他们只会投向保卫他们土地的政权，而不是最为革命的政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一开始俄国农民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因为集体农庄政策等于是阻止了他们成为富农和地主的道路。

直到白卫军用现实教育了俄国农民，他们压根就没打算承认农民在革命中获得的土地，这才导致俄国农民迅速倒向了布尔什维克。

因此，当吴川意识到，关外农民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水利建设和田租，他便立刻修正了农村政策。从一开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转向了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和适度控制土地兼并、并严厉打击农村高利贷及封建式的土地人身依附关系。

即从无产阶级的土地关系变革暂时退到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先集中打击乡村中的旧士绅、旧地主力量，变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土地来控制人，后者则通过农业资本来压榨人的劳动。

就当前的中国来看，后者起码还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但也因为如此，把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之后，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是要比那些自耕农要高的多的。

当然在目前，革命委员会只能把手中能够动员起来的所有力量、资源都动员起来，至于这只军队在战场上能不能打，几乎谁也没什么底气。黑龙江、吉林的那些官兵几乎不能拿正经官兵来看待，除了少数部队外，大多数人就是在军中混碗饭吃。

也只有对上了北洋新军和日本驻扎于南满的护路军，才能真正检验出国民革命军的成色来。吴川想着，哪怕一开始吃上几次败仗也没什么，只要能够稳定住战线，慢慢能和日军、北洋军打上几个回合，那么这只军队就算练出来了。一战中各国军队只要熬过了前期，后期拿着平民补充的阵线几乎也没垮下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