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在返回军事委员会驻地的路上，向坐在自己身旁的张云荣说道：“下车后通知你叔父，请他整理一下革命委员会目前的财政状况，一个小时之后我要听他的汇报。另外你再具体说一说，长春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马车内侧着身子就坐的张云荣马上回道：“是，一会下车我就打电话给叔父。关于长春那边，我这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

如果把时间拨回一个小时之前，也就是23日上午的9时，长春满铁附属地内的车站内也一如往日那般人流如梭。不过在车站广场的一角，四、五名青年正站在一只木板箱子上向路人宣传日人军警之暴行，要求日本军警退出中国。

在过去，这样的街头演讲是不为官府所准许的。而且在朝廷看来，这种街头演讲差不多就是在为革命党招揽不满朝廷的同志了，因此不管是演讲者还是旁听者都是有罪的。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就算有人在街头演讲，行人也是赶紧避开，以防惹祸上身。

不过在革命党人解放了长春之后，解放是革命委员会的说法，虽然大多数民众还不明白解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在解放之后，他们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就是新官府在言论管制上的放开，现在不仅批判朝廷不犯法，就是骂一骂新官府也没人跑来为难你的。

当然更为民众所关注的，还是一批青年学生对于打着维护铁路沿线及附属地治安驻扎在南满的日本军警暴行的揭发。虽然铁路带给了东北民众极大的生活便利，但是铁路沿线居民被俄、日两国驻军欺辱的事件并不在少数。

只是这些案件往往就被朝廷所强行压制了下去，即便有些案件连地方官员都无法忍受，认为应当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给出一个交代，但唯恐承担责任的中枢官员却并不愿意为了几个小老百姓去触怒日本，只是一味要求地方官员安抚和弹压地方。

但是随着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往东北的大量移民，已经造成了东北民众和日本移民之间的大量冲突，而日方军警的袒护，更是让日本移民肆无忌惮的侵占着当地民众的土地和商业利益，这也就造成了东北地方的中日矛盾开始超过了中俄矛盾。

毕竟日本入侵的南满地区是东三省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比之俄国所控制的中东铁路沿线人口不可同日而言。而在失去了南满地区之后，黄俄罗斯计划的破产，使得大量俄国驻军重新调回了欧俄和中亚地区，北满地区的俄国殖民者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大过了对于当地民众的财富掠夺，因此中俄之间的民间冲突反而有所缓和。

在这样的局势下，对于新帝国主义日本的入侵，东北民众反而更为警惕和痛恨。朝廷的腐败无能和地方官员的不断退让，使得东北民众对于北满爆发的革命事件，一开始其实是采取旁观态度的。对于朝廷的失望，对于革命的不了解，让东北民众只想着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生活。

只是随着革命委员会开放了言禁，并开始组织学生和报刊一边批判封建主义，一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暴行之后，东北民众才开始有兴趣去了解革命究竟是要革谁的命。认识几个字的小商人和小市民开始如饥似渴的阅读起革命委员会开办的共和日报，从中去了解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理念。

至于那些不识几个字的苦力和士兵，则更喜欢听取学生们面对面的演讲。作为一个依靠移民人口快速发展起来的东北地区，教育一直都是东北的弱项。

比如长春地区，在清末实施新政之前，长春不过是为了管制移民在蒙古边地设置的民厅，这里没有八旗兵丁的驻防，也就没有八旗官学，因此此地的教育也就是几所士绅投资的书院、义学和传教士设立的宗教学校。

直到1906年开始实施的新政，加上中东铁路的开通，才算是建立起了长春地区的新式教育体系。为本地区培养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师范毕业生。1908年成立的长春府劝学所，就是管理长春地区城乡教育之机关。从哪个时候起，本地的教育权力才开始从士绅手中转入到了政府机构手里。

中国人对于知识是充满敬畏的，即便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底层民众还是自动的把小学、中学、大学的毕业生比作了秀才、举人和进士。在过去，这些旧知识分子们掌握了地方的舆论喉舌，就算是朝廷颁发的政策也必须经过他们的解读，才能让地方上的百姓接受和理解。

同样，地方百姓的声音，也需要这些旧知识分子才能传达给朝廷，从而给朝廷制定政策时有所考量。故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起了一个中央和地方民众进行沟通的角色，如果将其制度化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类似早期英国地方议员的角色。

只不过在中国的王朝制度下，旧知识分子始终是体制内的一员，而无法进化为一个单独的牵制皇权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就无法促使中国的王朝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式的议会政治。

但是，不管如何，旧知识分子对于地方的影响力，并不亚于英国议员对自己选区选民的影响力。而当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虽然和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们对于底层民众的影响力却是相同的。

而和高高在上的旧知识分子不同，新知识分子的街头演讲平易近人，对于底层民众来说，这令他们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人格上的尊重，也让他们意识到新国家和旧王朝是不同的。在旧王朝，所谓国家不过是一姓之江山，一家之私产也。但是在新国家，革命委员会承认了国家非私人所有，乃是全体国民之大家庭，即便是一名底层的苦力和士兵，也有权力对国家政治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而要求国家改变那些不公平的政策。

虽然大多数苦力和士兵并不明白自己的苦难根源来自于何处，也不知道应当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解除自己身上的痛苦根源，但是他们起码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有权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闭着眼睛承受着从前以为理所应当的阶层压迫。

正是在这样的街头演说下，东北各阶层民众开始逐渐向革命委员会靠拢，不再把这场革命视为了同自己无关的造反。而革命委员会最为直观的宣传，就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揭发，这是最能激起东北民众革命热情的因素。

相比较起满清的腐败黑暗，好歹满人还是一个中国政权，总要立下一个规矩来压榨百姓。但是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刚刚踏入帝国主义道路的入侵者来说，他们在东北实施的各项政策，实质上同英国对于印度，欧洲国家对于非洲、亚洲各国的殖民地政策并无不同。

殖民地的民众是不可能获得殖民者的保护的，他们的财富和一切都已经被殖民者视为了自己的财产，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日本的统治，都要视殖民者的需要贡献出一切。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已经进入电气时代的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就获得了外国殖民地的惨状，他们自然是不允许中国沦落到这样的悲惨境地去的。

这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向革命靠拢，试图以暴力手段推翻洋人的朝廷的根本原因。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自然吸引了大批新知识分子，让他们开始为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理念积极的向民众进行宣传。

而车站广场一角正在进行宣传工作的几名青年，便是长春府中学堂的学生。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革命委员会虽然发动了这些学生们对市民进行宣传，但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是命令他们远离了长春满铁附属地的。

只不过这几名学生觉得车站广场的人流最大，宣传的效果最好，这才偷偷溜了过来。他们的判断固然不错，短短半个小时不到，在他们外围已经聚集起了上百人，但是这也引来了日本警察的注意。

这些日子以来，随着革命委员会在舆论上发起的对日人暴行的宣传，使得长春的日本人在商业上受到了重大打击不说，因为中国人不愿同日人做生意，连日人的生活物资的价格也上涨了数倍，这令长春的日人大为愤怒。

看到这些中国学生居然跑来了车站进行反日宣传，车站的日本警察就决定要给这些中国学生们一些教训。于是一队警察和浪人组成的队伍就带着棍棒匆匆跑了过来，到了人群跟前后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打出手，把旁听的群众驱赶到一边，试图抓住人群中演讲的学生。

有学生还试图留下同日人讲理，不过几名围观的群众见状不妙，赶紧把学生拉下来，掩护着就要他们逃亡。只是日人这次准备充足，终于还是把逃的较慢的两名男学生给拦截了下来。另外一男一女则在群众的保护下逃离了现场。

这两名学生自然不肯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同学，他们急中生智下跑去了车站北面的军营向军队求助了。这些学生之前跟着宣传队来这里向士兵演讲过，自然就认识了几位军人。

虽然车站北面的军营内驻扎着的军队主力还是在整训中的二十三镇和第二混成协官兵，他们还没有完全被革命转变过来。但是二十三镇却是吉林本地人居多，本地的学生居然被日本人抓了，这令原二十三镇的官兵顿时炸毛了，这些匪气未消的官兵最重乡土观念，于是立刻便有一队官兵私下拿着武器冲出了营房，跑去对面的车站要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