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体会议足足召开了两天，吴川和各位代表在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中，最终还是让代表们接受了共和党不应背叛自己的纲领这个观念，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应当优先于夺取全国政权。而吴川也同意，在不必要的状况下，革命军不应当去刺激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假使能够延缓日俄对于中国领土的侵吞，那么革命委员会就应该和双方进行外交谈判，为强大国防力量争取时间。

在这场会议中，俄国共和党员还是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的。虽然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尔什维克高层知道中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早就和吴川达成了一致。而普通的俄国党员虽然不知道吴川和德国之间的约定，不过他们的阶级意识还是战胜了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权力保卫自己的祖国。

当然，也有一部分俄国党员并不愿意革命委员会同俄国开战，他们主动的把帝国主义干涉指向了日本，认为中俄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缓和的，但中日之间的冲突则不可避免。

正是在这些俄国共和党员的支持和引导下，方才压制住了一部分中国共和党员坚决反对在当前局势下和帝国主义发生激烈冲突的主张。最终在大会结束时，大多数中国党员总算是转变了思想，表示在日俄主动干涉的状况下，革命军应当以自卫的方式进行还击。

当这个最为艰难的问题讨论完毕之后，大会其他的主题讨论就显得比较平淡了。似乎大家已经在是否同帝国主义干涉作战时耗尽了精力，剩下的主题讨论上基本三言两语就决定了下来，这倒是给吴川剩下了不少口水。

而这些主题讨论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和党应当坚持的主张是什么。也就是如何对待前清留下的官员和政府体制？新政权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体制管理国家？革命委员会是否应当进行改组，改组到什么程度为止等等。

就在吴川和共和党关起门开会的这两天内，外边的形势也有了极大的变化。湖南和湖北，两地只有一省之隔，过去本就是一个行省，两地人民可谓是亲密之极。因此在武昌起义之前，两省的革命党人就已经约定，一方若是举起义旗，另一方则要迅速响应。

10月10日武昌起义，10月12日湖北革命军代表胡燮槐就来到长沙，向湖南革命党人通报了起义的消息，并请湖南立即响应。只不过相比起另一个时空，这一次湖北革命党人所面临的形势要好的多，在胡燮槐抵达长沙的时候，北满光复的消息也已经传到了长沙。

因为北满革命的关系，清政府不得不在第一时间把兵力调至关外平叛，使得湖北革命军暂时不必再担心北洋军南下。因此胡燮槐这次过来，要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响应本省的意思较多，向湖南革命党求援的意思较少。

这样一来，原本就充满热情的湖南革命党人就少去了许多顾虑，认为应当趁着北洋军难以抽身南下的机会尽快发动革命，以支持北满的革命党人。就在湖南革命党人急锣密鼓的联络起义时，北上平叛的第六镇于锦州起义的消息再次传到了长沙。

第六镇的起义不仅仅再次震动了全国，更是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的革命热情。到了这个时候，各地官吏和民众对于朝廷还能不能支持下去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丧失信心了。

湖南的部分立宪党人开始联络湖南革命党人，表示愿意赞成革命。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刺激下，湖南革命党人自下而上的要求主事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尽快发动革命，无需再等候各地的会党到来，以至错失良机。

焦达峰、陈作新于16日下午在贾太傅祠召集了各界代表100余人开会，最后决定在17日上午8时由城外新军开始发动起义，城内革命党人负责接应和散布革命成功的消息。

就在吴川同党员们激烈的讨论是否要坚持党的任务时，湖南新军发动了长沙起义。这一次的起义比另一个时空所遇到的抵抗更少，长沙城内的巡抚营几乎毫无抵抗就交出了自己的武器，巡抚余诚格在立宪党人的劝说下逃离了长沙城。湖南革命党人于是在17日中午12时向全国通电，长沙光复。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摄政王载沣不得不紧急召见了徐世昌，要求这位内阁协理大臣亲自南下，和以足疾为借口不愿出山的袁世凯协商，令其尽快上任湖广总督南下指挥第二军平乱。

此时清政府将北京周边的军队编为了三军，第一军由冯国璋带领，北上平息关外之乱；第二军由陆军大臣荫昌带领，南下平湖北之乱；第三军则由载涛率领守卫京畿重地。

然而不管是第一军还是第二军，行动都异常缓慢，不是骨干军官销假未归，就是借口物资不足难以出动。冯国璋顿足于滦州，荫昌停留于鹤壁，使得北方叛乱的第二十镇从容取了奉天，而湖北新军则打的周边各省平乱的巡防营投降逃离，眼看着革命大火要把整个满清王朝的大厦给吞没了。

因此在第六镇锦州起义，湖南新军长沙起义之后，心力憔悴的载沣终于决定向袁世凯妥协，他避开了宗室内的强硬派，只是单独召来了徐世昌商议。得到了载沣的密令之后，徐世昌立刻出京南下，赶去了安阳的洹上村。

洹上村距离北京约480余公里，12个小时的火车路程，不过洹上村距离第二军军部所驻的鹤壁，却只有40公里，不到一个小时的火车行程。这三者之间的距离确实挺有趣的，当然这是对袁世凯而言。

徐世昌于18日凌晨抵达洹上村，因为在出发之前徐世昌已经给袁世凯打了电报，因此早就有人等候在了洹上村车站，徐世昌一到就被接去了洹上村。洹上村虽然以村为名，但实际上这就是袁世凯的私第，除了袁世凯一家之外，住的就是袁的卫兵，并无普通人家住在这里。

现年52岁的袁世凯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每日必吃鸡子12枚，三餐各四枚，胃口之好还强过年轻人。徐世昌一到，袁世凯就同他进入了书房密谈，不许其他人靠近。

徐世昌支持袁世凯出山，一是两人私交甚笃，而袁世凯又是北洋的唯一领袖，于情于理他都认为袁世凯应当重新回到中枢；二则是从理智上判断，眼下这个局面除了袁世凯几乎没人能够收拾了，真要让宗室的那些人瞎几把搞下去，满清不仅保不住江山，而且还要掀起一场满汉之间的种族对立战争。那样的话满人死绝不说，中国也要大伤元气，外国割裂中国的想法也就再也无法阻挡了。

因此两人一进入书房，徐世昌还没有坐稳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向袁世凯说道：“项城兄，眼下北京那边已经全然屈服，你有什么条件就都提出来吧。国事已经耽搁不下去了，这南、北两路革命党一起闹将起来，人心都要被革命党给吸附过去了，我看再耽误下去，革命的势头就真的按不下去了。”

袁世凯却还保持的微笑回道：“莫急，菊人兄莫急，看来你出北京城还没有接到新的消息。华甫于今日正午在奉天城外击溃了第二十镇和第六镇的叛军，重新夺回了奉天城。

这下北方算是可以安定下来了，我已经令人北上劝说张绍曾、吴禄贞，只要他们愿意放下武器投诚，朝廷绝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我还可以奉送一笔款子请他们出洋学习去。

只要收拾了这些北洋叛军，北满的那些革命党人也就没有什么作为了。有华甫在，关外可无忧矣。至于南方这些革命党，待华甫平定了关外再说也不迟，有第二军守在鹤壁，我相信革命党人是打不到北京城下的。”

徐世昌不由苦笑着说道：“项城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所担忧者不是张绍曾、吴禄贞之流，他们虽然在军事上颇有名声，但是他们都未曾有过实战经验，且统辖之兵也是我北洋之师，只要与我北洋对阵，军中上下总是会心怀疑虑的。

以纸上之将率狐疑之师，对阵我训练有素之北洋军，我料其必败。我所担忧的，是迟迟不肯南下的北满革命军。我在关外的几个旧部，在长春被攻下之后给我写了几封信件，把北满革命后的情形给我描述了一遍。

这只北满革命军与寻常的乱党气象大不相同，从一开始就不是靠着一二人煽动民众成事，而是成立了一个什么革命委员会来领导革命。其治下军队并不随意招收游民、匪盗，而是在筑路苦力和各工厂工人中挑选体格健壮之辈进行训练。

在装备方面，也得了大量的欧洲军械，恐其身后必有俄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领导者虽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留欧学生，但是革命委员会的行事却极有章程，他们只是占据了铁路沿线和水路要冲之地，对于其他地区则采取招揽安抚的手段尽快恢复地方秩序。

革命委员会对于其直接管理的地区，并没有大肆撤换官吏，而是另外组建了当地的革命委员会，以吸纳本地的叛贼逆党，对当地的官吏进行监督和发布施政措施。故，地方上几乎没有大的震动就一一顺从了革命委员会的统治，眼下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走出北满，但是北满已经不为朝廷之所有了。

…如此一步步踏实做事的革命党人，我从前就没有听说过。不过这样的革命党人就是对朝廷威胁最大的坐贼了，我看华甫若是不够小心的话，是要在北满革命党身上吃一个大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