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哈尔滨车站东南方的德国领事馆，虽然已经靠近南岗区的边缘地带，但此刻在夜幕下却被灯光衬托着熠熠生辉，和周边大片的黑暗街区相比，倒是宛如仙境一般，看起来倒是比白天气派多了。

虽然中东铁路建设的时候就将哈尔滨带入了电气时代，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内4台25千瓦的汽轮机发电设备的安装，开创了哈尔滨发电历史的零记录。

只是这些电力并不是给中国人，甚至不是给普通的俄国工人使用的。只有等到俄人办起了米其阔夫和巴尔斯基两处发电所之后，电力才从铁路管理局的工厂、办公楼、哈尔滨的上层人士家中走入到平民家里，当然这个平民指的是负担得起电费的有产阶级家庭。

因为发电量的不足，此时哈尔滨对社会出售的电力并不是按照千瓦时来收取的，而是按照灯头的数目来收取。最早的时候，一个灯头一个月要15两银子，现在则差不多降低到了5、6个卢布一个月，差不多是俄国工人收入的六分之一，中国工人的12分之一。

所以，大多数市民家庭还是选择了使用煤油灯，而不是更为现代化的电灯。当然如德国领事馆这种自备发电机的地方，自然是不会吝啬于多点上几盏电灯，于是在黑夜里这几幢建筑就显得格外的鹤立鸡群了。而对于这些欧洲外交官来说，领事馆在黑暗中所散发出的光明，就如他们一直对中国人所鼓吹的那样，是他们将文明之光带到了这里，因此中国人应当服从于他们的命令才是。

不过今天晚上，德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韩赐来就没有心情站在二楼的办公室，欣赏欧洲文明对于远东愚昧民族的炫耀了。

他甚至拉上了自己办公室的窗帘，似乎担心外边的人能够看到办公室内部的状况。这位德国外交官之所以这么谨慎，是因为今晚他把鲍尔少校、霍夫曼少校和沃尔贝克少校三位德国在满洲的顾问团领袖叫了过来。

邀请三人在会客区的沙发坐下之后，韩赐来就坦率的说道：“请三位过来，是我接到了辛慈公使的电话。

辛慈公使一是让我向三位传达一个消息，由于外交部的努力，加上意土战争的爆发，我国同英法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今年之内是不可能爆发冲突了。这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是个好消息，中日战争的爆发对于我国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迫切了。

第二就是，辛慈公使想要知道，帝国花费了这么多金钱和精力，北满的革命军究竟实力如何，他们能不能上得了真正的战场？公使的意思是，假设让这只革命军对上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比如北洋新军或日本军队，他们是一触即溃？能对抗上一段时间？还是能够战而胜之？

公使还想知道，假使吴川出了什么问题，谁会接手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地位？万一出现了突发的状况，顾问团能掌握住这只部队多少力量？这将关系到公使接下来的对华政策制定，因此我希望三位能够诚实的告诉我。”

鲍尔少校看了一眼身边两位对这一问题并不关心的同伴，只好先出声回应道：“作为负责顾问团全面工作的我，可以先向领事汇报一下关于顾问团的日常工作…

你看，整个顾问团虽然陆续来了78人，但超过一半人都在基层帮助国民革命军建立新兵训练的各项制度，还有四分之一的人手则负责编制从班组到师一级的军事单位合成和战术基本配合，剩下的四分之一人员则忙于帮助军事委员会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军事指挥部门和后勤调度部门。

霍夫曼少校甚至只能独自一人负责国民革命军的战略和战术布置，我们这是在从无到有的在远东建立起一支正规军，可是我们手中不仅缺乏大量的基层和中层军官，甚至还要跨越语言不通的障碍。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中，我们哪有什么空闲时间去关心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政治分歧？这难道不应该是领事您的工作吗？

另外我同革命委员会的几位中央委员都有所接触，可就算其中留学过德国的军事委员会朱委员，他的权力也同样来自于吴的支持。我可以这样明白的告诉你，假使革命委员会失去了吴，那么并没有什么中国人可以接手他的地位，倒是有可能让俄国人完全的控制住革命委员会，最终导致革命委员会的垮台。因为中国人是不可能接受，让一群俄国人来领导中国革命的。”

对于鲍尔少校的直言不讳，韩赐来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了，不过他也知道这个责任自己是接不下来的。不过在三位军官面前争论谁来负担这个责任，他也不会这么愚蠢。

犹豫了一下之后，他不免解释道：“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到中国革命爆发迅速的太出人意料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摸清整个革命委员会人员的底细。而且革命委员会到目前为止遇到的难题，都被吴自己所解决了，他都不求助于我们，我们又怎么去影响他呢？

我想你们也很清楚，德国在外交上并不能公开支持中国，就如同俄国人一样。除非革命委员会的实力确实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均衡，那么我国倒是可以顺水推舟的和革命委员会建立起稳固的关系。但是，假设革命委员会的力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们又无法对吴进行命令式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想知道革命委员会内部还有没有一位后备人员，可以在关键时刻接过吴的权力。”

霍夫曼少校终于收回了走神的眼神，他喝了一口手中的咖啡后，平静的说道：“鲍尔少校刚刚说的话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公使先生有什么其他打算，不过我认为公使先生应该取消那样的打算。

想要让人接手吴手中的权力，就得了解吴手中都有那些权力，并了解这些权力来自于何处。就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吴手中拥有的权力，一是来自于俄国人，他已经几乎动摇了霍尔瓦特在中东铁路局的统治权；二是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相当的复杂，既有中国的革命党人，也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我们自己。

在俄国人那边，谁也无法替代吴川，假使他消失了，那么最为兴高采烈的应当是霍尔瓦特局长，他将会把失去的权力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

而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我们虽然掌握了训练军队和制定作战计划的权力，但是真正控制住这只军队的则是布尔什维克，或者说是一个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至于剩下的革命党人，虽然他们控制着地方的行政、司法权力，但是假使没有军队的保护和吴在财政上的支持，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手中的权力，让位给地方上还存在的前清留下的各衙门和地方大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权力结构，我们虽然建立了国民革命军，还能让这只军队按照我们的作战计划作战，但是控制这只军队的却是布尔什维克们。没有他们的配合，我们就无法让这只军队行动起来。

革命委员会虽然掌控了一切权力，但是军队的指挥权和财政预算却不在委员会手里。假设革命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们分道扬镳，那么革命委员会就成了一个空架子。所以，掌握了布尔什维克们的吴川就掌握了一切。

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假设失去了吴川，就等于是失去了一面号召军队和革命委员会服从于自己的旗帜。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理解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他们只是认为吴川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并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取代满清政府而已。

吴川的权力，实际上是来自于各方的妥协。假设没有吴川，我们不可能同一群布尔什维克们联合发动什么中国革命。同样，没有吴川的话，中国革命党人也不会同外国人进行这样密切的合作，而我们也不可能给中国人这么多援助。

在这场中国革命中，各方都要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除了吴川之外，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满足各方的需要。假使公使先生以为，花了钱就能扶植另一个吴川，那么我认为他正在让我们对于中国革命投资化为乌有。”

霍夫曼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特意观察了一下韩赐来越发难看的脸色，这才不紧不慢的说道：“当然，现在的吴川地位还是不够巩固的，因为我刚刚说过了，他现在的地位来自于各方的妥协。但是，一旦他在战争上获得了对于一位强敌的胜利，或是北洋新军，或是日军，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地位就要稳固不摇了。

所以，假设我们要中国革命军向日军开战，那么就不能在战争之前动摇他。而在战争之后，要么我们已经不必考虑这件事了，要么就是无法去动摇他了。颠覆一国之政治，干一次也就算了，接二连三的干下去，只会让德国变为众矢之的。”

韩赐来沉默许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把这场谈话继续下去的意思。虽然沃尔贝克少校依然沉默着未发一语，但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沉默无疑也是代表着一种态度-对于外交部不满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