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妥了革命委员会下属金融机构的管理方式，宋小濂便带着广信公司和黑龙江官银号的代表们先离去整理、讨论如何同东北农业银行合并的事项了。而张廷阁和牛子厚不仅留了下来，还去外面带进来了两位陌生的男子，似乎他们还有事情同吴川讨论。

看到吴川不断的打量自己带进房间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张廷阁赶紧为他介绍道：“这位是张裕张弼士，张老先生。他身边这位是张老先生的长子张秩捃先生。张老先生年事已高，最近几年已经不问世事了。不过听说了您打算把大批轮船以1元的价格租给中国的航运公司，就忍不住动了兴致出门走动一下，想要和您谈一谈关于航运方面的事情。”

吴川下意识的看着这位气色尚可的老人，脱口问道：“张裕葡萄酒？”

年已70的张弼士听了这句话顿时面带微笑的说道：“想不到小友还听过我家葡萄酒的字号，我正好带了几件葡萄酒上来，请小友到时品尝一二，也给个建议么。”

吴川赶紧摆手说道：“我对于酒的研究不深，张老先生给的美酒我肯定不会推辞，但要让给出什么建议，那就是问道于盲了。咱们还是坐下慢慢说话吧。”

招呼着张弼士等人重新坐下之后，同对方寒暄了两句之后，吴川便单刀直入的说道：“张老先生是实业家，我们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实业经营上面您要是给指点几句，那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倒是能走不少弯路了。”

张弼士虽然是广东人，但是他的语言天赋很好，不管是客家话、英语还是印尼土语、北方官话都能说的很标准，因此他和吴川进行交流基本毫无障碍。

别看张弼士年纪这么大了，但是他的脑子可一点都不糊涂。他在印尼发家之后便开始转移家业回国内，却又没有返回梅州老家而是跑去了山东烟台去种葡萄，就能看出他对时局看的很清楚。

彼时华人虽然在印尼颇有发迹者，但是荷兰人对于华人富豪的提防也一直是从来没有放松过的，他要是不急流勇退的话，必然要成为了荷兰殖民者的打击对象。而国内南方的革命形势一日千里，特别是广东更是革命情绪最为激昂的地区，他要是跑回梅州老家置业，恐怕也难以避免战火。

倒是山东烟台，这里不仅风气淳朴且还是英国人的租借地，他在这里种葡萄倒也不必担忧为清廷或革命党所惦记上。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就不关心实业建设了，否则他也不会同张榕轩兄弟一起创办裕昌和广福二间远洋航运公司，又支持张耀轩筹办中华银行。而他自己归国的目的，原本也是应盛宣怀的邀请，帮办中国通商银行的。

只是在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支持下，办理一家华人自己的现代银行显然是极为艰难的。虽然在官僚资本的支持下，中国通商银行在短期内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局面，但是随着庚子国难爆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收束，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鉴于世道败坏如此，张弼士于是也淡出了通商银行，专心在烟台种植自己的葡萄去了。直到张廷阁试图以一元一艘的年租金向华人航运公司出租轮船，这才算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自满清发起洋务运动以来，朝廷对于办理实业的目的一直都是很明确的。一是为了牟利，一是为了强军。故朝廷办理的事业，要么就是如同张之洞办理汉阳铁厂那样不惜代价，只要解决中国的自产钢铁问题，解决生产军械的原料问题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如同开滦煤矿和招商局、电报局那样，尽快让企业盈利，动不动就要企业报效，完全不理会企业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指导方针下，洋务运动开始落幕之后，各地操办起来的近代工矿业完全不成体系，既不能互相提供机械装备和原料以降低工业成本，又无法对自身的工业技术进行自我提升，只能成为外国工业的原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提供者。

就好比航运事业上的发展，自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的进出口货物总量到了1910年，大约已经达到了5-6000万吨的数目，而中国自运的货物总数大约还不到进出口货物总数的2%。

以蒸汽动力的商船吨位计算，日本大约为120万吨，而中国估计在8万吨上下。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双方的商船吨位并无今日这样相差悬殊，但是日本数十年如一日的对航运业的扶持，不仅将新建商船免费赠送给日本航运公司，更是对日本航运公司实施了数目惊人的航运补贴。

美国在太平洋的航运公司就是在日本的补贴策略下破产，不得不把上海到日本和日本内海的航线让给了日本的航运公司，甚至连轮船和中日两地的仓库、码头都出售给了三菱航运公司。

日本从美国手中夺回了本国的内海航运事业之后，就野心勃勃的同英、法航运公司展开了，中国长江水道的航运竞争。同样还是仰仗着国内给与的大量补贴，在长江上进行了不计成本的航运价格搏杀。

而反观满清政府，既无力以强权保卫中国内河和领海内的独占航运权力，更丝毫没有保卫民族实业的考虑。在这样的国际航运残酷竞争中，还在要求着招商局竭力报效朝廷，并免费调拨招商局的船只运送军队和物资。

在这种民族产业看不到希望的年代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傻子来，居然拿着船只白送人用，不由让人不生好奇之心。如果不是青岛港内确实有着大批船只的抵达，大家不免就要以为这就是一个大骗局了。

这些1000-3000吨的旧船，最老的也没有超过15年，大多是五、六年船龄的好船。可对于德国的航运企业来说，随着造船工业技术的发展，和长时间和平导致的海运价格的低廉，商船只有大于6000吨才能够获得较好的收益。

于是乎这些小船就成为了一种负担，继续运营下去的话要亏本，拆了又太可惜。至于想要出售，眼下海外都是英法的殖民地和盟友，他们要购买也只会购买英国的船只而不是德国的旧船。假使不是吴川用德国筹集到的资金成批进行购买，德国人也只有慢慢的进行淘汰这批小船了。毕竟像日本这样的东亚小强，一年轮船的产能也不过才将近3万吨而已。

不过这批船只抵达了东亚之后，倒是极大的改变了东亚航运事业的格局。日本政府此时对于本国航运事业的船只标准，也才定在了3000吨。从德国过来的这批商船，并不比日本的标准商船低上多少，且在数量上也拉近了中日两国轮船吨位的差距，从十分之一不到变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水准。

面对着中国的航运事业可以因此大大的前进一步，也就不由让沉寂下去许久的张弼士改变了想法，亲自跑来东北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在操作这么大手笔的商业计划。等到他来到哈尔滨之后，才发现对方可不是什么商业巨子，而是一个正在策划革命的革命家。

儿子张秩捃一度劝说他离开，认为君子不应立于危墙之下，且张家家大业大实在没必要跑到前台和革命委员会进行勾搭。就算是当年同盟会的孙文去东南亚化缘，张弼士不也是没有见人，而是托人赠送了一笔款项就算了么。

不过这一次张弼士却不肯听劝，反而在哈尔滨住了下来，他对儿子给出的理由就是，“不管是朝廷也好，还是同盟会也好，除了口头上给出的政策，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们确实的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铜板扶持民族实业了？

不管是盛宣怀还是孙文，都说民族实业很重要，中国要是不大办实业迎头赶上外国，那么国家就不能富强，国人就要被源源而来的洋货吸干了财富，中国最终有沦于殖民地的危险。

他们每个人来劝说华侨捐款的时候都说的那么好，但是直到今日我也没看到他们办成什么事。好容易办成几个工矿企业，修成了几条铁路，结果还没有养大就急急忙忙的想要抵押给外国人，总是有着这样、那样迫不得已的理由。似乎这些企业和铁路在中国人手中就是亏钱的货，只有卖给外国人才能发挥出它们的效益。

同盟会就更糟糕了，拿了这么多捐款，结果就是一处处的放炮仗，连一次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甚至于连捐款的账目都是一塌糊涂，搞得内部的同志四分五裂。

难得在这里看到一个真正想要为国家做点事的团体，我怎么能够袖手就走呢？再看看吧…”

于是这一看就看到了长春光复，张弼士终于忍不住找上了门来。听到吴川的问话之后，他沉吟了片刻之后就说道：“我听凤亭说，革命委员会有一批船只想要出租，每船一年才收租金1元。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委员会这么做究竟是如何想的？”

吴川于是坦然的说道：“老实说，这是我的主张。虽然我们从德国弄到了这批船只，差不多二十多万吨。但是我们缺乏足够的人手去开动它，我觉得与其让它们在港口晒太阳倒不如交给华资航运公司去使用，当然他们必须为革命委员会培养一批船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