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有些无奈的说道：“我这次还带来了一些东北讲武堂的学生，其中一些人受过基本的军事教育，可以先充实为炮长和机枪手。

另外我还想你帮我去领事馆那边问一问，德国公使在青岛扣下我两个师的装备和半数的弹药，究竟是什么意思？”

鲍尔少校沉默了片刻方才说道：“在我来哈尔滨之前，我已经收到了辛慈公使发给的电报。他认为在当前的状况，把所有的资源都丢在一个坑内显然有些不太合适。

如果你不能按照约定起义并同日军交手的话，那么他将要考虑在山东寻找能够担起这样重任的人。当然，只要你按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责任，那么这些武器弹药依然还是属于你的。

我觉得你现在没必要去同辛慈公使讨论这批武器弹药的归属，你订购的武器弹药早就超过了我国普通师和战时的最高标准。除了师属重武器没有变化之外，轻武器、迫击炮、机关枪的数目都在普通师的数倍甚至10余倍之上。

我们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有没有足够的人手建立起这样一个完整的大师。先不说这些武器操作人员，光是你为每个师额外配备的200辆卡车和30辆大型拖拉机，我们现在都找不到足够的培训对象。不管是司机还是战场紧急抢修人员，都存在着人手不足。

而且在训练场上，我们只能教育到连、排一级的战术，营、团、旅、师的战术对于这些没有受过基本军事教育的基层军官来说，完全就是小学一年级生面对高等数学一样难以理解。

如果在同日军交手之前，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完整的大师，那么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又何必去惦记那些根本用不到的多余装备呢？”

面对鲍尔少校的疯狂吐槽，吴川也只好岔开话题说道：“好吧，这个事我们暂时先不谈论。那么我想知道，要花多久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指挥军队作战的中央机构。”

鲍尔少校总算收起了自己的抱怨，他在德国的时候可不会遇到这么多需要总参谋部自己去解决的难题。德国的总参谋部一般只负责制定计划和对一线部队及后勤单位发布命令，并不需要去考虑这些军队和后勤单位如何去完成命令。

但是在中国显然不能这样做，不管是军队还是后勤都正在筹建当中，德国的总参谋部方式完全不适合于这里，所以他们需要重新打造一套适合于中国的指挥系统。

慎重的思考了数分钟后，鲍尔少校向吴川说道：“你得先告诉我，你打算如何任命军队中的中、高级指挥官，军队的后勤基地设置于何处，军队的主要作战区域，最后就是你是否真的把日军作为了我们真正的作战目标？”

面对鲍尔少校的一连串问题，吴川思考了许久却反问了一句，“假设因为突发事件，我们的作战目标不得不设定为俄军的话，你有什么建议？”

鲍尔少校沉默的注视了吴川许久，方才压低声音说道：“我觉得那就没必要建立什么指挥机构了，在无法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下，又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后方的地方支持作战，那么这支军队很快就会被俄军消灭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俄军接受我们的投降。”

对于鲍尔少校直白的答案，吴川并没有感到气恼，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最坏的结果。于是他摇了摇头说道：“我会尽量避免事情往这一趋向发展。至于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我认为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由委员会下达决议后再通知你比较好。

至于现在么，我希望军事观察团能够先帮我建立一个军事后勤调度办公室。我会抽调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给你，还有整个中国东三省往年的粮食生产区域、集散中心和各种交通方式的情报，我需要知道应当如何改进物资流通的效率，将东三省的粮食快速流向我们能够控制，而我们的对手难以控制的区域。

另外，我还需要对中东铁路的运力进行评估，确保战时能够通过海参崴和中东铁路及时运进军需物资。特别是油料储备的方式和储备中转地点的设置，这是眼下最为重要的。没有了汽油，我们可发动不了卡车，那就更让军队无法远离铁路活动了。”

鲍尔少校觉得自己这趟中国任务中遇到的唯一优势，大约就是吴川这位合作者始终能够保持住清醒的头脑，知道该去如何抓住事情的重点了。吴川所要求的，也正是他一直在思考的本阶段工作重心。既然对方已经提了出来，他也就没必要再重复一遍了。

于是他接受了吴川的委托，并起身准备告辞。在开门走出房间之前，鲍尔少校突然停下脚步对身后的吴川说道：“把俄国设为目标并不是不可能，不过这得要你先在南满占住脚。对于德国来说，中国同俄国或日本开战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开战的先后次序其实很重要，先日本后俄国这是一个基本的次序。一旦搞错了次序，这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吴川知道，这大约是鲍尔少校的真心话了，虽然这真心话对于他的祖国来说并不合时宜。9月10日，吴川将哈尔滨工人夜校搬入了香坊军营内，随即改名为东北军政学院，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军官作为教师，开始对挑选出来的第一批基层官兵、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中层军事指挥培训。

吴川和斯维尔德洛夫两人担任了这所军事学院的首任正副校长，捷尔任斯基同志则兼任了教导主任一职。在吴川的坚持下，政治教育课程几乎达到了一半课程的时间。这大约也是当前世界第一所教授唯物主义哲学的军事学院了。

虽然德国参谋们很快就发现了，吴川假借政治教育为名，实则教授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处于中国所处的特殊状况，他们还是选择了漠视而不是抗议姿态。只是鲍尔少校倒是跑来同吴川沟通过，认为政治教育的时间过长，恐怕会影响军事教育的效果。

不过吴川的回答是，反正以现在的培训时间计算，军事教育的时间是无论如何也是不足的。倒是政治思想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让这些指挥官们不至于一上战场就逃跑，因此还是应该先保证政治教育的时间的。

9月11-13日，黑龙江同盟会、吉林同盟会、同盟会辽东支部代表，朝鲜义兵代表，共和党代表，在香坊军营的大礼堂内进行了三天的探讨后，终于决定于10月初起义，并投票组建了领导起义的东三省革命委员会。

由于吴禄贞、张绍曾等新军军官还没能统一认识，即先确保东北独立，然后逼迫北洋同清廷决裂，最终缔造共和。曾经宣誓要和两人共进退的蓝天蔚，不得不缺席了这次筹备起义的大会。虽然他倒是发了一份电报给吴川，表示自己还是愿意服从于吴川的指示的。

吴川从蓝天蔚这边稍稍打听了一下，发觉原来是天津和山东的同盟会员不支持河北子弟到关外去闹革命，认为革命还是在本乡本土搞有依靠的多，跑去东北给别人当下手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这东北革命要是由辽东支部来负责倒也罢了，起码辽东支部和宋教仁、山东同盟会颇有渊源。可现在却是以黑龙江同盟会和共和党为起义负责，他们觉得这号召力实在是太不够了些，就更不愿意出关了。

打听到了这些消息之后，吴川也就不再理会关内同盟会的想法，而是一心扑在了军政学院的教育课程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上。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在他大张旗鼓的对中东铁路护路军下手时，霍尔瓦特这边却没有什么新的举措，而彼得堡的金兹堡伯爵也没有获得什么新消息。

这让吴川都有些糊涂了，霍尔瓦特10几天前发出的电报究竟是打给了谁，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反应出来。这也把他弄的不上不下，不知自己是先发动起义呢，还是先等这位铁路局长反击自己。毕竟一旦发动了起义，他隐藏起来的力量就再也无法瞒住对方，要是霍尔瓦特就是在等待这个机会发动，他可就等于是让这些革命者去自杀了。

不过吴川也很清楚，只有留着霍尔瓦特，彼得堡才会觉得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否则恐怕俄国人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不对，要把自己当成敌人来剿灭了。而也只有霍尔瓦特的存在，才能阻止阿穆尔沿岸总督关达基插手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事务，那对于中国北满和东北革命来说都是一个灾难。

就在吴川绞尽脑汁思考着霍尔瓦特到底在想什么的时候，9月15日凌晨从彼得堡传来的一封电报，让康斯坦丁穿着睡衣就坐着马车匆匆跑来了香坊军营，叫醒了睡下没有多久的吴川。

在电灯下显得脸色异常惨白的康斯坦丁看到吴川的第一句话就是：“斯托雷平阁下出事了，昨日他同陛下在基辅歌剧院观赏歌剧的时候，受到了刺客的枪击，现在生死未知。”

脑子还有些迷糊的吴川上一秒还在思考斯托雷平是谁，下一秒他已经从床上跳了下来，满脸通红的兴奋喊道：“斯托雷平阁下受刺？这可真是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