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考教

于谦听了也不怀疑，在他想来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毕竟自己来大都有两天了，皇上一直不召见自己，想来便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好了，咱们也别那么多废话，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若是你回答的好，那你便可以去见皇上，若是不好的话皇上上了你可以直接回家，不用进宫面圣！”林天宇道。

于谦听了点点头，心里也奇怪林天宇的问题。

“嗯，皇上让我问你，这元朝本来有着强大的军队，却为何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林天宇思量了一下道。林天宇知道后世这于谦便是因为其是一名具备着政治、军事两方面的大家，而这个问题也将关键都说了出来。

于谦听了之后思量一下道：“皇室的内争和大臣的擅权。在成吉思汗时代，诸王与大汗为争夺土地人口的斗争就已开始。元太宗死后，术赤之子拔都，不董事会凶定宗贵由即位，逐渐形成自成一方的势力，成为后来趄廷与北方诸王斗争的先声。元统治中心南迁汉地后，一些分封在北方草原的诸王一再发动叛乱。再加之朝廷权臣对皇位的操纵，使皇帝更换相当频繁。公元1308年至公元1333年的二十余年间，换了八年皇帝，其中仅从1328年至1333年，其间不过五年竟换了五个皇帝。

每换一个皇帝，都要爆发一场皇室内部的相互残杀，结果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政权的动摇，同时也带给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和人民的灾难。其中以海都、昔里吉与东道诸王之乱最为严重。由于皇室内部剧烈的内讧和一部分皇帝或幼小或无能，政权之柄往往落入一两位权臣之手。如文宗时的燕铁木儿，因扶持文宗有功，破例封为太平王并授予“独为丞相”，总裁中书省政务。所有王公大臣、公主、附马都不得直接上奏皇帝而必须通过他转奏。独揽朝政，肆无忌惮。以致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说：“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再如元顺帝时的伯颜，权倾一时，一身兼有三十八职。

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创下历史之最。他出城时的护卫，塞满大街小巷，而皇帝反倒没有几个侍兵。当时是“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

整个朝廷君臣的贪婪、腐朽和堕落。从元朝的第三个皇帝武宗开始，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混蛋。他们只知穷奢极欲，根本不懂治国理财。武宗随意将官职作礼物赠人，公元1307年，他不经总理政务中的中书省而直接授予八百八十个官职。到了顺帝时，**愈益严重。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飞扬跋扈、官吏的狂贪、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当时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占有女子难以数计。其中娶宗皇之女达四十人，并娶泰定帝后为夫人。

“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淫至极以致体亏溺血而死。只知荒淫腐朽，不会治理国家的皇帝们，花起钱来却惊人得很。他们最大的二项开支是赏赐和做佛事。元代皇帝们个个奉佛祈福，大兴土木，建造寺院，挥霍国库。光是奉佛方面的开支，有时高达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再就是赏赐皇室和官员的钱，更是惊人。武宗即位不到一年，赏赐的钱就花去八百二十八万锭，而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仅二百八十万锭。武宗比起仁宗的挥霍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仁宗一年的花费高达二千万锭。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大臣们如此**，下头官吏们群起效仿。官吏贪赃枉法历代都有，但在元代尤为突出。

《吴文正公文集》中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官吏要钱的名目无奇不有：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要收“公事钱”等等不一而足。到顺帝时，因监察官职是肥缺，因而估价而给。当时不但官场**严重，而且职官设置也滥。所以当时民谣这样唱：“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军队也日益腐化堕落。到元末，军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当初追随开国皇帝们南征北战、锐不可挡的怯薛军，后来竟白天在宫门宿卫，夜晚到效外去抢劫，形同盗匪。镇戍地方的军队也不习武事，以至将官不知战阵，士兵不知挽弓射箭。

人民处于民族上层与统治阶级的双层压迫之下，为寻求活路而被迫举行起义。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我们先谈民族矛盾，元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采取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想藉此来延续他们的统治。他们把各族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制造民族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蒙古人为第一等，他们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拥有各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其政治地位仅次蒙古人。第三类为汉人，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其政治地位比南人要高。比色目人要低。第四类是南人。主要包括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政治地位最低。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南人极少有入仕的机会。在刑法上，蒙古人、色目人、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量刑也极不平等。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打死不要抵命，只要充军，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此外还规定汉、南人不得私藏兵器和围猎等。在阶级压迫上，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并因之而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元朝自武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泰定帝为晋王时，曾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七千顷土地不是小数目，这些土地哪来的，还不是疯狂兼并而来的。顺帝时的伯颜，他先后得到皇帝的赐田就达二万余顷。王公大臣们在兼并土地的同时，寺院僧侣也广占良田。义宗、顺宗时的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二次就得赐田三十二万五千余顷。民间豪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也很惊人。如淞江大地主曹梦炎就有湖田数万亩，粮二百万石。福建崇安县土地的六分之五集中在地主手里。这样一来，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成了流民，更多的成为地主、官僚的佃户，有的甚至沦为了驱口。佃户除向地主、官僚交租外，还要承受其它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地位最低的是驱口，相当于古代的奴隶，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在人市上公开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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