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辽东犁庭并不能让群臣满意，反而多了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议论，那么接下来这一战，任谁都挑不到毛病。
就在沐琮起身前往云南不久，西北传来捷报：“官兵在红盐池大破瓦剌军马，斩杀甚众。”
比历史上早三年，还是王越，取得了自土木之变以来、自北京保卫战之后对瓦剌最大的胜利，将蒙古势力基本驱逐出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的匪患，由来已久。
河套西、北、东三面环以黄河，黄河经此成一大弯曲。北通塞外，南临关中，西邻甘凉，东连幽燕，为长安北方藩篱，燕京翼侧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元朝败亡后，留下了不少残余势力投降明朝，其中很多居住在这里。土木之变后，北方防线空虚，蒙古势力趁机大肆南下；尤其景泰五年瓦剌内讧，也先被杀，北虏纷纷南下；不久，加思兰、孛罗忽和满都鲁等也出入河套。这自然不是友好往来，而是劫掠百姓。
西北地区改革时，对河套地区的匪患曾经加以驱逐，无奈游牧民族，多为轻骑兵，官军则由步兵、骑兵、战车、火器混编而成，一旦蒙古人放弃牛马辎重逃往大漠深处，官军很难有效追击；加上当时重点在防范宗室地主作乱，因此对于北方的处理力度不够。
现在内地已经安定，搜套便成了朝廷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当时兵部尚书罗琦建议一次集中十万精锐一举击破套部主力。
于谦反对：“首先，这里地广人稀，地形复杂，捕捉歼灭战的战机相当困难，一旦情况不利，蒙古残部甚至可以利用机动性的优势逃向漠北，官军的车营和步兵很难阻止；一旦决战失利，蒙古骑兵必然大举入塞，宁夏、延绥、甘肃三边防务顿时溃烂；其次，河套地区不仅有荒漠草甸，还有沙漠，因粮于敌不可能，集中大量支援于前线也受到限制；最重要的，朝廷现在百废待兴，马上又要对东北用兵，如果在西北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兵力投入，恐怕国家难以承受，而且也很难有效震慑蒙古部落。”
于谦认为：“即便官军苦战击破套部主力，只要不在河套地区修筑完备的防御工事群，并迅速动员大规模屯垦戍边，那么第二年必然有蒙古人趁虚进入河套成为新的套虏。”
要彻底解决套虏，就要彻底平定北方。这是当年太宗皇帝没有完成的伟业，如今汪舜华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但事情还是要办——先重重打击一下对方士气再说；至于构筑由边墙、烽燧、城堡组成的防御体系，耗费实在不赀——现在北京的建设正在进行，怎么也要等这里完工再说。
建极十一年春，威宁伯王越前往宁夏镇守。考虑到西北地区分设延绥、宁夏和甘肃三镇，各镇奉命独自承担辖区内御边任务，凡遇战事，缺乏统一部署，所以多有败绩。
为有效巩固西北边，按照于谦的提议，设立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以总督为首的文臣总理、武臣统兵和内臣监军的三权分掌制，加强西北军事防御能力，提高各镇协防御边效果，强化中央集权。
王越到任后不久，鞑靼侵犯河套地区，延绥告警，王越率军赶赴，在榆林派遣游击将军许宁出西路龙州、镇靖诸堡，范瑾出东路神木、镇羌诸堡，而自己与中官秦刚守榆林城为声援。
明军各部均获胜，鞑靼军撤退；但引军回程途中，延绥又告警。王越马上回头赶赴延绥为援。敌军一万多人分五路入侵，王越命将军许宁等率军将其击退，随即破敌于开荒川，诸将追击逃敌到牛家寨，敌酋阿罗出被乱箭射中逃走。
建极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王越接到情报，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率部自河套全线出动，向安定、秦州一带州县逼近。
他立刻命令宁夏、延绥等各地镇抚官员拘收人畜，做好迎敌的准备，自己亲领官军由榆林行至波罗堡。
王越意识到，如果按部就班地领兵支援，当地占地狭小、粮草不足的屯堡难以驻扎下如此庞大的队伍。而且到达当地要经过上千里的跋涉，军队疲惫不堪，同样不利于战局。另外，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项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借蒙古主力西行之际，深入边墙之外的河套，奔袭蒙古军后方，完成二十年来朝廷所企盼的搜套捣剿。
王越凭借着敏锐的军事直觉，毅然深入河套的军事冒险，并做好了两手准备。他分兵给延绥巡抚余子俊，命其日夜兼程赶赴宁夏，配合当地守军防备癿加斯兰的入侵；同时调集了延绥游击将军许宁、宣府游击周玉等路官军近五千骑兵。二十五日晚，全军从榆林红山儿墩出境北行，拉开了进军河套的序幕。
官军昼夜兼行一百八十余里，首先到达白碱滩北下营。在该地，王越选派了十二名探子分三路侦查敌情；第二日，全军又行一百五十余里，接着接到了刺探的情报，得知蒙古军老营在北方五十余里外的红盐池附近。王越立即作出部署，挑选精锐部队作为先锋分作两哨，分别由许宁与周玉统领。在两队兵马向红盐池推进同时，他又派出了一支一千余人队伍，以地形为掩护悄悄逼近敌军营帐。
当官军行至距离红盐池营帐二十余里的地方时，蒙古人如梦方醒，急忙召集部队摆列阵型。随后两翼明军向着蒙古匆忙布置的阵列发起冲锋，两军在红盐池畔展开了激战。然而，当蒙古军队看到从身后营帐里呼啸杀出的官军时，全军陷入了混乱之中。很快这支蒙古部队就在明军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变作了一群抱头鼠窜的乌合之众。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蒙古人纷纷逃向明军在西北方向上的缺口以寻求活路。满山遍野的牛羊、骆驼、马匹，堆积成山的弓箭皮袄，乃至蒙古壮丁的妻儿子女统统留给了明军。
红盐池之战以明军的完胜告终。明军满载着战利品，返回境内，身后只留下火光冲天的一座座庐帐。
然而这场出征并未就此结束，在王越红盐池之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抄掠内地的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正准备带着抢夺的财物与人畜撤离。王越领兵回到境内，接着便马不停蹄地挥师西进，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汇合，围堵退走明朝边境的蒙古主力。
十月十一日，几路明军在红城儿一地与蒙古军队遭遇。这支蒙古部队约有一万人，全部披戴明盔青甲，以潮水之势向明军冲来。明军苦战半天，最终将其击败。
战俘供称，这支部队正是孛罗忽与满都鲁所率领的劫掠明地的部队，两人战败后惊慌逃往北方。
十月十三日，明军再传捷报。都督刘聚于三岔一地击败癿加思兰部的主力部队。
自此，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最终以明朝的胜利画上句号。
红盐池之战，明朝重写了边墙内外的势力格局。自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三部从红盐池之战以及后续的红城儿、三岔之战等一系列战役中遭受重创后，心有余悸的蒙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胆量再次入据河套；而当他们敢入套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入套了。
此前余子俊上疏筑墙建堡，但还没开始修筑，就赶上红盐池大战。汪舜华也就同意全力兴建工程。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又在其下挖濠沟，一直连绵不绝。每隔二三里建置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又在崖栅空处筑矮墙，横一斜二如箕状，用来瞭望和避箭。动用士兵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就完工了。墙内的土地全部分给军队屯垦，一年收获粮食六万石有余。
可以说，红盐池之战极大地鼓舞了明朝上下，并大大加速了明朝扩军备战的步伐。
王越论功进侯爵，刘聚进晋宁伯，许宁进都督同知，代郭登守大同——郭登年老，几次上书，汪舜华准了，让他回京，入朝掌中军都督府事，总神机营兼提督十二营诸军事，随后到中央军校教导学生；其他有功将士俱赏。
大家包括王越心里都很清楚，汪太后给伯爵很大方，拿到世袭资格也不大难，但越往上就不容易了，立了大功，基本就是涨工资、给赐田；尤其拿到侯爵以后，基本上就要到地方镇守或者在禁军操练，不再指挥战事——实在是公爵太贵重，舍不得。
当然大家心底也就叹息一下，这样也好，虽然很难拿到公爵，但能够永保富贵、荫及子孙，比起洪武末年的大清洗，不知道好了几何。
估计侯爵就是王越的天花板，只是没有人想到，他居然能够突破这个天花板，走向人臣的巅峰。
稍微遗憾的是，此时的河套平原因为降水线南移，气候干旱，降水稀少。
但这难不住农耕民族。
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靠着黄河，这里早在秦汉时代即屯兵移民，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唐曾于后套开挖大型渠道。历史上清中叶以后，因为人口增长太快，无数破产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涌到河套地区发展，这也就是所谓的“走西口”。
汪舜华是知道这些事的。要想养活这么多人口，美洲和高产作物遥遥无期，近在咫尺的，就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尤其要想确保北京的首都地位，就必须提升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
东北已经平定，也吸引了一部分人去搞农业生产，河套平原也必须适度开发。
汪舜华看中了蒋廷贵，任命他为陕西左参议，专门负责河套平原的水利建设。
蒋廷贵历史上在县令任上病故，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除了是徐埕的女婿，还有个叫蒋焘的儿子，是有名的才子，为对联文化提供了不少素材。
汪舜华不知道这些。不过蒋廷贵很早就进入国子监。汪舜华让徐埕去国子监挑人，因为是同乡，又兼年少聪明，于是幸运的被徐埕挑中，跟着走南闯北。
蒋廷贵到陕西后，充分发挥老师兼岳父的好传统，实地调查，终于在两年后拿出了治理方案。
此时的河套平原要想治理是有难度的。因为黄河在这一带分为北河、南河两条，其中北河是主流。要命的是，河套平原虽然地域辽阔，但北低南高，无法引流灌溉。历史上直到道光三十年，因为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东侵，黄河从北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才有了王同春的因势利导，也就有了“塞北江南”。
然而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蒋廷贵并不气馁，他首先是利用已有的汉唐水渠。在原有渠唐徕、渠唐徕的基础上，利用两年时间，采用改造、新修的办法，将其贯通，建成一条长75里的新渠，使一千余顷荒地俱成沃壤；随后又开长67里的清塞渠，受唐徕渠水，灌溉近二千亩。
此后，蒋廷贵率领上万民工，历时五年，沿黄河西岸修筑了长360里的惠农渠，招徕各地万余户到此安家。从此，原本只能放羊的石嘴山、平罗一带，成了“灌沃原田三百里”的农业区；与此同时，他还开浚了昌润渠、天水渠，溉田千余顷。
蒋廷贵去世后，他的儿子蒋焘继续了他的事业。可能是因为长在塞外，接受了烈烈西风的考验，这个天才少年没有17岁夭亡，而是在这里干了17年。父子俩用三十年时间，兴建干渠有23条，全长1500公里，溉田200余万亩，形成干、支、斗、农渠配套的灌溉体系，再现“塞上江南”的富饶秀丽景象。
而汪舜华则带着皇帝，召见王越等重臣商讨御敌之策。
于谦抱病出席了这次御前会议。万岁山的竹沥确实有用，可惜汪舜华开的川贝冰糖雪梨是甜品，不能多食，好歹让肺热减轻了些，只是如今还忍不住咳嗽。
汪舜华的眼神暗了暗，到底开口：“此番红盐池大捷，足壮我军声威；从今而后，朝廷要重新考虑应对北方之策了。”
自从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一直对北方处于防守状态；尤其建极改元，即便边境冲突不断，但仍然坚持防守不动摇。
而今，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当然不可能立刻进入战略进攻状态，但从此以后，南北双方就进入战略相持时代了。
彭时觉得还是言之过早：“前些年国内改革，四方不安；如今战事又起，百姓不得休息。目下仍以休养生息为要务，不可轻动甲兵。”
这个提议赢得一片响应。
于谦开口：“当年勾践灭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朝休养生息已近二十年，纵不能报仇雪耻，亦不能龟缩一隅。”
汪舜华语调铿锵：“从今往后，寇可往，我亦可往！”
口号要喊，但具体怎么做也要研究。
战略相持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什么都不做，而是你来我往打得有声有色。
怎么打？
王越提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自古北人南侵的时间集中在夏秋季节，尤其夏季。这是因为夏天水草丰美，骑兵到处可以放马，方便劫掠时补给。秋天秋高气爽，战马膘肥体壮，是鞑子战斗力最强的时候，也是汉地收获的季节，所以，鞑子往往选在秋天南侵。”
汪舜华垂帘听政这么些年，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皇帝倒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军事会议，只知道每年秋天都不得消停，却第一次知道这个道理，很是惊讶，看着母亲：“难怪每年秋天边报频繁，原来是这个道理。”
汪舜华笑道：“是这个道理。你以后就会知道，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必须预先充分筹划谋算，研究万全之策。只有在正式动手之前，对一切情况应通盘掌握，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都详加计算，考虑周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才能破除万难取得胜利。否则，一出现意外就惊慌失措，怎么打仗？”
王越奏道：“太后所言极是。朝堂庙算，得算多者胜，这个算，就是要把各方面的可能性，好的坏的、顺利的困难的、可能的不可能的都考虑进去，尽可能周到周全、算无遗策，才能打赢战争、成就事业。”
皇帝哦了一声，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王越继续介绍：“鞑子最虚弱的时候在冬春之时。冬天天寒地冻，弓都拉不开弦，生存已经不易，遑论行军打仗？到了春天，他们刚从冬天熬过来，尚未养好，正是最羸弱的时候。”
——不在这个时候趁你病要你命，不符合兵家“简单高效的碾过去”之道吧？
果然，王越提出：“我军本就对北方地理不熟，如果冬天进兵，未必能讨到便宜，倒是春天，是最好的时候。鞑子人畜刚刚熬过冬季，本就羸弱；这时候，人马牛羊都要准备产子，禁不起长途奔袭。如果我军能用数万人马，多路出击，广撒网，多布线，就算他们有百万精兵，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牛羊和人口全都圈起来保护。那时候，让全线防御和被动防御将不再是我军的困扰，而是鞑子的噩梦。”
“朝廷不求一鼓而定，甚至不必有大的斩获，但是就是要造成一种声势，让那些刚刚显怀但还不到临盆的人马牛羊知道危险来了，必须马上躲，马上跑。这样，二十年之后，他们人困马乏，后继无力，而我军兵强马壮，全力出动，就是真正一雪前耻的时候！”
王越说得咬牙切齿：“当年汉武帝北御匈奴，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这才主动恳求和亲。”
说白了，就是放血。春天打了夏天继续打，在你最弱的时候重拳出击。二十年，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不看战果、不问得失，持续不停地打，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牛羊牲畜、地盘财富等等，但这些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打鞑子的命门，不给他们任何喘息和繁衍生息的机会！
汪舜华捂了下肚子，这很残忍，但是有效！
国与国之间，是不能讲感情的！旌忠祠不答应，显忠祠更不答应！
——当然，这肯定会遭致报复，没关系，现在已经把鞑子赶出了河套，边墙也在加快修筑完善，他们想要跑进来没那么容易；即便小范围突破，也不可能深入，造成的破坏有限。
方略定下来，就该说人了，从哪里来？
王越认为：“数万人马，对于朝廷来说，并不困难。不止京营和边将，还可以调内地的卫所将士前来练兵。”
这些年京营和边将交流力度加大，内地倒是没怎么动，以后不行，轮流去练手，提高战斗力。
汪舜华点头。
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历史上一样，名儒吴与弼逝世，享年七十九；稍微不同的是，没有在家乡寿终正寝，而是在北京瞑目而逝。
吴与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名满天下，是当代名儒，加之他响应了朝廷的号召，树立了正面典型，于是下旨赠礼部尚书，追谥“文节”，隆重安葬。
岷王系江川王徽煝薨，得年50，没有嫡子，除国；庆王系临泉王钟鏶也死了，追谥悼昭，自己是庶子，但是儿子奇湒是嫡出，爵位还得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