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昌乘船将欲行，

忽闻岸上噩耗声；

长江水深三千尺，

不及崇祯送我情。

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出川后，沿途烧驿舍，杀塘卒，中断官军东西消息交通，使在四川的杨嗣昌成了瞎子和聋子。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杨嗣昌在四川多呆几天，他可以有时间干一件大事。

张献忠想干什么大事？——拿下襄阳。

醉翁之意不在醉，在乎山水之间也，张献忠之意也不在襄阳，而在于杨嗣昌。

杨嗣昌矛头直指张献忠，张献忠对其恨之入骨，杨嗣昌想让他死，他偏偏要让杨嗣昌死。如何让杨嗣昌死？办法只有一个——借刀杀人，刀在哪里？在襄阳。

他要以失陷封藩之罪，置杨嗣昌于死地。

张献忠让罗汝才与湖广官军周旋，自己声东击西，亲率轻骑一日一夜奔驰三百多里，奔向襄阳。

襄阳城防坚固，要拿下襄阳，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张献忠在通往襄阳的路上截杀杨嗣昌的使者，取得了军符，然后令一部分士兵穿着官军的衣服，拿着缴获来的杨嗣昌的军符混入城内。

经过几天的准备，二月四日夜，城里的内应发起袭击，杀人放火，城里顿时鸡飞狗跳，乱作一团，埋伏在城外的张献忠乘乱攻下襄阳城。

年逾七旬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上，吓得混身发抖，连喊：“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讽刺道：“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想破财消灾，说道：“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

张献忠冷冷地说：“你有什么办法不让我搬呢？你要不借我头，那杨嗣昌就不会死。”

他亲自给朱翊铭斟满一杯酒，说道：“我想杀杨嗣昌，可是杨嗣昌远在四川，我想借你的项上人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被杀，所以请你努力饮下这杯酒。”

说完命人将朱翊铭处斩，同时处死的还有襄阳王的儿子贵阳王朱常法、兰阳王母徐氏、宫人李氏等四十三口。

民军打开监狱，救出了玛瑙山战役中被俘的张献忠妻妾和军师潘独鳌，并开仓赈济饥民。

此前一个月，李自成在河南势力大增，攻下洛阳城并杀死福王朱常洵，明朝一月之间连失两个重要的封藩，两位重要的皇室成员被杀，崇祯非常悲伤，哀叹道：“是天厌我家，而翦弃其子孙也。不然，贼何以至此！”

杨嗣昌原以为襄阳城濠坚固，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张献忠从陆路出川时，还在夷陵，听说襄阳失陷，襄王遇害，急忙从水路沿江而下，二月十八日赶到宜昌，得知洛阳早在一个月前己经陷落，福王被杀，原本重病在身的他，经此忧惧，一病不起，滴水不进。

三月一日，杨嗣昌死于沙市徐家花园，终年五十四岁。

杨嗣昌原本执意要置张献忠于死地，然而经过崇祯十二年秋到崇祯十四年初这一年多的较量，结果恰恰相反，张献忠笑到了最后，杨嗣昌闹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虽然官方说他是病死，但是我认为他多半是自杀，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向崇祯交待，以死谢罪，是唯一的选择。

杨嗣昌死后，崇祯感到无限的惋惜与眷恋，令以辅臣之礼归葬，而且还亲自写了一篇祭文，表彰了杨嗣昌的忠心和辛劳，留恋与哀怜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杨嗣昌闯下的大祸，崇祯没有私毫责怪和埋怨，反而对其进行开脱，认为他“功虽不成、尽瘁堪悯”。

但是感情代替不了法律，为了维护法理的权威，警戒群臣，以示公平，崇祯也不得不按照常理，令有关部门对杨嗣昌的功过进行评定（下所司会勘以闻）。有关部门深知崇祯对杨嗣昌的偏袒，以将功抵过的方式，免除了杨嗣昌的罪状。

然而个别言官并不买账，他们上疏弹劾杨嗣昌，要求处罚杨嗣昌，有的人甚至要求将其“断棺戮尸”。崇祯为此专门召集群臣，进行训斥，他将杨嗣昌的过错全部揽下，表明杨嗣昌是他提拔任用的，即使有错，也是他的责任（杨嗣昌系朕特简，用兵不效，朕自鉴裁）。最终杨嗣昌不仅无罪，反而被追赠为太子太傅。

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崇祯，推崇治乱世以重典，败一方则戮一将，失一城则杀一吏，唯独对杨嗣昌格外开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然而部分言官“断棺戮尸”的要求最终还是被张献忠实现了。明亡前夕，张献忠攻陷了杨嗣昌的老家湖北武陵，他心恨嗣昌，令人发掘了杨嗣昌的七世祖墓，焚烧了杨嗣昌夫妇的灵柩，并将杨嗣昌的尸体斩为两断，当时尸体尚未腐烂，竟然流出了鲜血（断其尸见血），事后他的子孙捡获半具尸体，将其改葬他处。

虽然杨嗣昌的下场很可悲，但是我们也不宜过于贬低他，他有许多可取之处。

他忠君爱国，勇于任事，积极出谋划策，竭力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确实有鞠躬尽瘁的一面。

他的文才和理论修养高人一等，与当时的许多大臣相比，他更为深谋远虑，更加务实，尤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他在四川军事上的失败，对大局并没有太大影响，只是由于中央决策失误，给明朝造成了根本性的伤害，使形势急转直下，难以挽回，况且在四川的军事失误，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杨嗣昌在四川的战事，并不是造成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而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杨嗣昌离开中央以后，中央没有按照他的主张，不合时宜地与清军开战。如果杨嗣昌还在中央，他一定会及时劝止崇祯，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失误。

杨嗣昌死后，崇祯犯了一连串的重大失误，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够进行匡正，如果杨嗣昌不死，以崇祯对他的信任，他一定能够及时劝谏，纠正崇祯的错误，形势就不会如此糜烂。

综之，我对杨嗣昌的看法是：他是一个能臣干将，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用，他的失误在于长期在四川和张献忠缠斗，忽似了对大局的掌控。他的死使崇祯失去了智囊，对明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