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201X 年6月21日（我哥哥变成活死人的第二年），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日子——《活死人法案》从那天起颁布并施行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四个颁布《活死人法案》的国家。（前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印度和新西兰）整套法律从总则到附则一共六章，内容和约束范围包括：对现有活死人的管理、活死人中心的法律责任、活死人病毒的预防和控制、允许特殊人群成为活死人的条件等等各个方面。

法律的所有条款我无法一一列举。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无非是“允许特殊人群成为活死人的条件”这一条。

《活死人法案》第四章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禁止所有身体健康的公民主动成为活死人。允许主动成为活死人的，必须是患有不可治愈的绝症（如癌症、狂犬病、艾滋病、运动神经元症、败血病等）的公民。在本人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提出申请，可以以合法手段成为活死人（不能私自进行，必须由当地活死人中心实施）。

另外，第五章第四十九条规定——禁止任何贩卖、运输、持有或私自获取活死人病毒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条款后面附有具体量刑标准）

看吧，政府对待活死人病毒的程度，已经和毒品管制差不多了。

这套法律对于我们家的人来说，足以令我们心安理得，因为我哥哥当初变成活死人是因为患了癌症——不管是在《活死人法案》颁布之前还是之后，这都是合法的。

当然，你可能想到了，这不是巧合。

虽然这未免使我感到难堪，但我还是必须提到《活死人法案》出台的两个多月前，我爸爸在一个重要电视节目上所做的发言。

当时，气质优雅、美丽端庄的女主持人问道：“洛教授，关于活死人的出现和人们主动变成活死人这一社会现象，您怎么看？”

我爸爸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要正视两个问题。第一，活死人合法死亡了吗？我的意思是，人们对死亡的定义是不是应该在活死人出现之后重新调整一下？举个例子来说，几十年前，人们习惯把呼吸、心脏功能的永久性停止作为死亡标志。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心脏复苏术的普及，一些新问题产生了，它们冲击着人们对死亡的认识。所以，医学界将“脑死亡”改为死亡标志——这就产生了关于“死亡”概念更新的问题。那么，现在活死人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概念将再一

次改变？”

“您的观点很有意思。”女主持人感兴趣地问道，“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认为活死人仍然是人类‘活着’的一种形式。”

“毫无疑问是的，活死人仍然是‘人类’中的一部分，这毋庸置疑。所以，我希望这个节目在后期制作字幕的时候，能将我说的所有关于活死人的人称代词都写成表示人类的‘他们’，而不是表示动物或其他非生物的‘它们’。”爸爸笑着说。

那女主持人也跟着笑了。“我想节目导演已经听到了。那么洛教授，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主动变成活死人到底是不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经常强调人权，那么在这件事上，人权应该怎样体现？我认为，如果承认活死人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新形势，那么每个人确实是拥有选择是否变成活死人的权利的。”

女主持人坐在椅子上的身体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似乎我爸爸说的话令她感到不安。“您的意思是，法律应该允许所有希望变成活死人的人达成自己的愿望？”

“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爸爸笑了。“我刚才的话只说了一半。‘权利’是一方面，‘责任’又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每个人，只要不是太自私，他（她）还要为自己的后代子孙考虑的话，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活死人无节制地增加下去，那么人类社会生老病死的平衡将被打破，未来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地球将变得不堪重负。我们不能为子孙们留下这样的烂摊子——就像我们现在强调环境保护一样，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女主持人点着头：“那么您认为应该怎样在‘权利’和‘责任’之中做出协调呢？”

“我希望，那些想变成活死人的健康的人，能够把这个机会或‘名额’让给真正需要的人——我指的是，那些患有某种痛苦疾病的人。假如他们或他们的家人愿意的话，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结束痛苦，同时又能以另一种生存形式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仅仅依靠个人的责任感或自觉性，恐怕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法律来监管和约束了。”

“我懂了，您认为这是成立《活死人法案》最主要的意义。”

“是的。”

女主持人将头侧向一边，用几根修长的手指撑住脸颊。“洛教授，”她带着一种不解的微笑。“据我所知，您以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变成活死人的行为的，现在怎么改变观点了呢？”

电视中的爸爸微微一愣，似乎这个问题他没有预料到。但随即，

他迅速地做出了反应。“没错。”爸爸无奈地摊了下手。“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学者，我犯了一些主观上的错误。很显然，我以前对活死人的了解不够，导致对他们形成了一些不够公正和客观的评价，还好，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到活死人中心去真正接触和认识不同的活死人，这才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

毫无疑问，我爸爸在电视上的表现是出色的，而且是聪明的——它代表了多数人的态度和立场，也说服了那些企图盲目变成活死人的人。

尽管如此，我和妈妈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都没说话——爸爸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大儿子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虽然这也算不上撒谎，但他的这种刻意隐瞒仍使我和妈妈感到羞愧和尴尬。我们无法得知，爸爸的这段讲话，究竟有多大程度是出于个人因素——他口中的那些大道理，到底是为了所谓的‘全人类’，还是我哥哥一个人呢？

但不管怎么说，他这段讲话所产生的效果，以及对后来成立的《活死人法案》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节目播出过后，媒体的舆论和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都表示，爸爸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虽然他不是法律的制定者，但他的讲话却使得制定法律的人必须从“民意”的方向进行考虑。

于是，两个月后，《活死人法案》出炉了，其内容和大致规定，与我爸爸所表达的意思近乎相同。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套法规感到满意（还有一些没有得绝症的人执意想要变成活死人），但毕竟多数人还是能够接受的。在活死人这个问题上，总算有法可依了。

《活死人法案》的颁布，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就已经适应和活死人相处的生活方式了。妈妈现在接的工作少了——她一周要往活死人中心跑三至四次。我和爸爸每周也至少去一次。哥哥在活死人中心受到了特别的关照，他一个人住一间房，那间屋里堆满了他喜欢的东西，甚至还有两只宠物松鼠与他做伴。妈妈每次去那间屋一呆就是两个小时以上。不管哥哥能否听懂，她都一如既往地跟他“聊天”。如果不是法律规定活死人必须生活在活死人中心的话，她早就想把哥哥接回家住了。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都还很平淡，似乎一切就会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了。

但不幸的是，人类始终不能预测和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甚至不够了解自己。又怎么可能了解活死人呢？

这是后来那些可怕的悲剧发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