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新发现几个大型铁矿与煤矿的消息传到普瓦图时，热那亚三级会议正在召开。

那些竞标失败者因为这些消息反而如释负重，但这些人的声音迅速淹没在有关三级会议话题的热烈讨论中。

不出所料，科瓦尔家族的代表，斯迪亚-科瓦尔在会上提议对所有拥有土地的人，征收1/20税。

这个提议在意料之中，它遭到了教会代表的强烈反对。

教会的理由在于教会的土地并不属于教士个人，他们只是这些土地的保管者，教会强调这种特权在于千百年的传统，在于历代王朝的认可，在于无私奉献上帝而应得的保证。

同时，教会也提出，城市富人在乡下也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也应当缴纳1/20税。

城市富人代表则反驳说，他们在城市的资产已经交过各种税金，包括市场税、交易税、房屋税等等，威胁说如果再交他们只好宣布破产，这样会引起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进而会引发无业者暴动。

会议持续了三天，在全部108名会议代表中，教会的力量显现出颓势，而在以往第二等级与第三等级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教会起着关键少数作用。

时势变化的太快。

贵族走向分化，一部分仍坚持传统，包括观念，一部分人或被动或主动地努力地适应新经济的到来和形势的变化。

实力膨胀的第三等级几乎全部站在科瓦尔家族一边，而贵族当中又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明确地持有相同立场，这体现出科瓦尔家族在贵族中极大的影响力。

支持斯迪亚的一方在场内声势浩大，他们还在场外发动舆论，但并不足以让保证议案以多数票通过。

私下里他们在斯迪亚的带领下，四处游说和串联，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小道消息则说，一张赞成票价值5万金路易。

持反对立场的贵族，则一律是拥有较多土地的贵族，还包括一些乡下地主，他们并无其他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土地租金过活，土地是他们的根本。因而他们担心1/20税成为普遍税，会让他们的收入缩水。所以，他们和教会共同进退，与另一方勉强维持一个均势。

会场内辩论激烈，而会场外则是众说纷纭，所有关切这次大会的人都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自由派学者和年轻人则在会场外发表演讲，呼吁税收面前人人平等。

于是，在会议陷入胶着状态时，肖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第一，设立一个征税起征点，拥有10顷以上土地的人都必须交1/20税，实行阶梯交税，土地越多，交税越多，但最高不超过年产值的1/20。这就让那些拥有不多土地的小地主和贵族的利益得以保证。

同时也允许教会按照教区分别计算，而不是整体计算或者一次性付款，这实际上也能减少教会不少的付出。

这一条其实还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效果，那些大家族不仅不会再热衷于增加土地，而且为了少交税和避税，就会本有地把土地分散到家族成员手中——如果这些家族成员经营不善或者手头缺少现金，就可能会把手中的小块土地卖给他的佃户或者农民邻居。

第二，增加第三等级代表的数量（这是第三等级最想得到的），名额增加多少，可以继续深入讨论。

前提是将农民和其它交纳军役税和人头税的人，税负减半，同时也减免一些杂税，比如道路捐——这种杂税实际上只由并不实际使用的农民负担，十分不合理，并被大多数人控诉过。

粗略估计，光是第一条主张中，热那亚富人每年所交的1/20税（实际上是土地税）就是一个巨大数字，每年将近700万，如果再加上其他税收，总额会在1500万以上，而热那亚在前年即1830年总共上缴帝国国库各项税金才1000万，完全超出热那亚的每年应支付帝国的税金摊派，甚至还有不少盈余，所以减轻农民和穷人负担完全可行的。

第三，全帝国30个行省中，热那亚作为第一个开征1/20税的行省，理应得到帝国官方的奖赏。

由于热那亚是三级会议地区，在税收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本来拒绝设立1/20税也是天经地义的，同意设立此税正是体现了热那亚人对帝国无可辩驳的忠诚。这种忠诚应该得到尊重和奖赏。

因此肖恩提议以1830年上交国库的1000万税金为基准，超出部分，热那亚与国库按照七比三的比例分成，这样既能满足帝国不断增长的税金要求，又能确保本省拥有一定的财力。

热那亚总督府收益的部分将用于本省的经济发展、公共开支和人民福祉，当然也包括提高官员和普通公务员的薪水。

第四，取消行省内各个城市之间的税收差异，统一税率和征税方法，所有货物和商品在行省内不得二次征税，任何人不得随意设立关卡。这一点也相当取悦第三等级，等于变相的为第三等级减税。

显然，肖恩的准备极为充分，数据详实可靠，观点明确而易理解。

他的提案一经推出，无论是总督，还是对肖恩怀有敌意的斯迪亚-科瓦尔，绝大多数人都对肖恩的提案抱以热烈的掌声。

当教会代表接住肖恩递上来的台阶时，大势所趋，少部分顽固的贵族只得缴械投降——这部分只有土地并无其他进项的贵族其实利益受损最大。

因为肖恩的这一揽子税收方案，充分考虑了各方的利益，不论是圣城方面，还是本省教会、贵族、地主及城市资产阶级，连根本无权参与讨论的农民的利益都考虑到了。公平、中肯而有前瞻性，并且所谋远大。

当肖恩走下发言台时，代表们全体起立。

他们争相与他握手和拥抱，就连一向稳重沉静的教会代表们也频频向他致谢。

在这一刻，人们似乎意识到一个年轻人在热那亚这块土地上，真正崛起。

鉴于肖恩的提案十分重大，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为慎重起见，经总督拜恩提议，会议主持人西耶斯先生宣布休会三天，以便让总督府的参谋们在肖恩的提案基础上提出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方案。

新的方案就不在该不该交税上面纠结了，代表们则关心起如何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争取利益，锱铢必较，争论反而更加激烈。

会议在休息了三天后，又持续开了七天，形成决议案时，人人精疲力竭。

人们还只是意识到肖恩的提案兼顾了公平与进步原则，认识到它有利于解决眼前的僵局，兼顾未来。

但只有少数人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个提案必将影响深远——首次在一个行省内部的法令上确定“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纳税人人平等”以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等准则——这是对历史传统的颠覆。

如果最终决议案得到通过并执行，它促使资本对土地的热衷降温，让富人们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经济，引导资本投向土地之外的实业当中。而各地税制统一及流通关卡的取消，则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初步扫清了障碍。

但如果说谁才是大赢家，除了第三等级，当然是肖恩。

在这次会议上，他当仁不让地团结了大多数人，让在会上针锋相对的两派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同时，肖恩个人的收益也很丰富。

他不仅以1个金路易的象征性价格获得普瓦图港东边一大片海岸以建设船坞和造船厂，还促使三级会议授权总督府强硬地与包税公司谈判，最后达成七三分成的茶税协议，税率同样为1/20，而不是按照奢侈品税率征税，肖恩和他的茶叶种植团体成员也都可以省掉不少税金。

这又是一项三方共赢协议，这项税收自1834年开始起征，当热那亚所有的茶园建成并开始出售茶叶的时候，预计1835年包税公司与行省每年能获得数以千万计的税金。

而且有一点，当茶税达到千万级别规模的时候，肖恩说话的份量跟现在相比显然又会增加了不少。

总而言之，肖恩的快速崛起，已经十分引人注目。

同样达成目的的科瓦尔伯爵夫人在写给自己的丈夫信中，这样写道：

“洛基山子爵俨然成了大多数人的领袖，红衣主教与他交往甚密，一些贵族视他为发家致富的楷模，总督视他为可靠的‘财政家’，因为他给政府带来了巨额税收，而那些银行家们则视他大主顾，抢着为他贷款，至于那些学者们，则将他吹捧为‘热那亚的未来’。

这位年轻人仿佛天生具有政治家的才干，还有不凡的商业头脑……总之，这不是一个传统的贵族，或许是他的军事经历让他拥有领袖的气质。

现在看来，他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您在热那亚人中的权威，从而让您的家族成为衬托他成功的背景，请务必尽早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