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那老贼的恶当了！”

东伯侯府邸中，姜文焕怒发冲冠，拔出长剑，恨不得将姜子牙剁成肉酱。

“防不胜防啊！”

姜桓楚的面色也阴沉无比，从口中吐出四个委屈巴巴的字来。

姜子牙和申公豹奉命，一东一西，一文一武，出征两大诸侯国。

在苏护大军和西岐军队斗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之际，东鲁却很平静，因为姜子牙拒绝了王师的护送，轻车简从，进入东鲁。

姜氏父子大为满意，陛下派出这个山野匹夫，能奈他们何，怕是走走过场吧！

因此对姜子牙所谓的恢复祖制，和气贯于天下之说，他们表面赞同，实际上完全在敷衍。

而姜子牙也不着急，心平气和地督促，然后在税收方面提出改动，态度逐步强硬起来。

纵观历史，一个政权上台后，如果要有所作为，经济上的充足是必要的，而经济最直接的来源，就是税收。

所以各朝各代那么多政权变更，每个政权刚上台时，基本都会注意减少税收，稳定民心，但到了后期，随着当权者的贪心越来越大，苛捐杂税越来越多，经济崩溃，入不敷出，最终走向灭亡。

远的不说，早在大禹时代，就有了收税。

有个著名事件，叫大禹杀防风氏。

大致上，是治水成功后，会稽庆功大会时，一个部族首领防风氏姗姗来迟，被大禹杀死，事后又声称杀错了，令后人颇多揣测。

这个故事后来改编成了神话，什么防风氏是巨人，有三丈三尺高，一节骨头要一辆车才能装下，种种神话，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防风氏奇异，也非大禹不能容人，而是一场对于税收，对于货币材料海贝控制权的争夺。

防风氏之死，开启了中央政权对民众收税的先河，因地方政权不配合而招致杀生之祸，也体现了这种制度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

大禹功成，涂山会盟，天下为公，一言九鼎，创立了第一个王朝夏，也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税收制度——

贡法。

任土作贡，记述于《尚书?禹贡》中，这种制度很有意思，以诸侯封地距离王城的远近为依据，将天下划分为五个级别，然后在五个大级别中再细分，颇有种后世七条环路划分首度的景象。

比如距王城一百里的臣民，要将割下的庄稼纳贡，距王城二百里的，要把庄稼割去秸杆后纳贡，距王城四百里的，则纳贡粟等等，是一种按照土地及产量课征的实物税。

到了商朝，就有名了，井田制。

顾名思义，井田制是把土地依“井”字划分九个区，其中外八区称为私田，分给八户农民耕种，收获供这些农民养家糊口，中区为公田，由八户农民共同义务耕种，收获全部归奴隶主和国家所有。

八家民力，助耕公田，而不税私田，相比起夏朝，不光是呆板的缴纳实物为税收，而是算上劳动力，你好我好大家好。

实行井田制的目的，是要臣民福利均等、分配平等、赋税平均，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税收制度，但操作起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该是上下皆有利益的事情，却被贪心欲望所毁，井田制亦是如此，具体不赘述，这历经商周两朝的制度，在目前被上位者操纵把持的途径，名为助法。

助法是统治阶级在固有土地的基础上，凭借权力和地位，通过分田制禄，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劳役，用以解决各级官员的俸禄支出、军费支出和国家其它支出的手段。

打个比方，租了个门面房做生意，原本只是单纯的付房租，把该交的那份交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现在在房租之外，房东一家的生活费支出全要你承担，这谁受得了？

这种畸形的制度下，经过数百年的酝酿，趋至爆发的边缘，殷商才会覆灭。

由此可见，一个王朝的灭亡，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两项决策失误造成的，都是长年累月的积弊。

但四镇诸侯的变法，将矛盾转移了。

东鲁为八百诸侯之首，率先改革，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更占据地利。

东夷被灭后，黄飞虎奉命，在东夷原祖庭山外，建立了一座东平城，依山靠海，如今成为天下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山上的天材地宝，海里的奇珍异物，源源不断地往内陆送达，深受诸侯贵族的喜爱。

东鲁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也大力发展商业。

于是乎，在这个基础上，姜子牙开设了三种税：

第一是山泽之赋，即对山里林产和海洋渔产的课税。

这是开采时就收取的，也就是在东平城中，商人们就得纷纷上缴一大笔税。

第二是关市之赋，就是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的检查和征税。

这个“关”，正是五关，“市”则是每一个大的城市。

也就是说，每经过一关，都要上缴一笔税收，每进入一座大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则是币余之赋，是指不属于以上的各类情况的其它赋税。

第三种倒也罢了，前两种可是狠狠从商人身上挖下一块肉来。

姜氏父子不是纯粹的武夫，讨论良久，认为这是中央对于东鲁的一种经济打压。

练兵是要钱的，东鲁改革军制，常驻军力达到惊人的十二万，是四大诸侯之最，每一日的开销都十分惊人，若不是大力发展商业，在东平城的聚宝盆内分了一杯羹，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现在新税一上，收入的一部分要通过税，上缴中央，不裁军也不成了。

软刀子割肉！

不过值此敏感关头，东鲁心怀顾忌，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脸。

阳奉阴违也不能太过分，姜子牙虽然好对付，但毕竟涉及陛下的颜面，如果敬酒不吃，指不定得吃罚酒。

冀州之战后，他们认识到，即便东鲁最得意的大军，与中央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谋反是不现实的，未免双方撕破脸皮，落得像西岐那样兵戎相见的地步，还是退让些比较好。

于是乎，东鲁在姜子牙的数度逼迫下，终于开始税收改制。

姜氏父子并不慌，反正税收之事，猫腻甚多，最终上缴多少，还不是由东鲁官员说了算？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东鲁悲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