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年1月4日，中国近现代文学领域颇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周作人等人，后来陆续加入的还有谢婉莹（也就是冰心）、朱自清、老舍、胡愈之、徐志摩等人，总人数达到了170余人。

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高潮当中，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郑振铎为了使文学研究会更具影响，在物色、约请发起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作人、叶圣陶、蒋百里都是在他的邀约之下而入会的。

当然，一个组织机构的成立短时间内可能并不会对当时的文学研究产生绝对性的影响，但是文学研究会发起时的环境，已经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中国文学向来是以诗文为正统，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有诗文的理论批评，而缺乏文学的整体观念，直到近代基本上还没有走出传统的文体论的范畴。

“五四”文学革命之初，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就意识到，只有诗歌、小说等文体方面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确立一个新的整体性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才是文学的本义”，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正是试图从理论上为新文化运动中蓬勃兴起的文学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

外国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新的艺术手法自然成为“五四”作家的重要参考与借鉴，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与历史的”错位“，反映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思潮，不可能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需要是完全吻合的。

“五四”作家所面临的文化难题，不仅仅是在摆脱传统，更在于超越传统的局限，去重新认识发现传统的积极的精神内核。文化研究会正是当时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们沟通和交流的绝好平台。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外在条件的改变，特别是19年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速，文学研究会就无疾而终了。

郭沫若何以不入文学研究会

191年元月，文学研究会成立。几个月之后，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组成的又一个重要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也宣告成立。两者在文学主张上各有不同，但仍有许多的联系。例如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就被数度诚恳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

191年4月，“文研会”请郭沫若加入。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急于寻找合适自己的工作，便与成仿吾一同回到上海。不久，他去杭州西湖游览，回来后写出数首纪游诗作。文艺圈的人士得知郭沫若回国后，文学研究会主将之一的郑振铎便马上致奉郭沫若一函，约他一个星期天在半淞公园见面。郑振铎请他索性加入，郭沫若却立即婉拒了，原因有二：

首先是文学主张。就在文学研究会同仁邀请郭沫若加入的同时，郭沫若正与其他几位留日学生酝酿组织创造社。从后来创造社的创作及文学主张看，他们认为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意识表现的看法，显然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观点有相当距离。创造社刚刚成立不久，就在自己的会刊《创造季刊》上，对文学研究会发表意见。这些文字引发了两个文学团体间的激烈争论。虽然争论并非全为文学观念，但反映出的不一致文学看法，却是冲突的重要原因。

其次，郭沫若对文学研究会的个人，也存在一些看法。当时在上海与郭沫若会过面的“文研会”人物，有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人。但是，郭沫若在后来的文章中，对他们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也许能透露出更多信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