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一位美国思想大师约翰.杜威，把实用主义哲学带到了中国，主导了中国当时的思想潮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非常推崇杜威，说他是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学者，甚至在将来几十年中，也许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

约翰.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扩大了影响力，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杜威强调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实践证明内容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所以他认为实用主义也可以称为“实验主义”。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都曾经是杜威的学生。1919年杜威在日本讲学期间，接到了来自胡适等人的邀请，决定赴上海讲学。之前胡适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实验主义》，对这哲学作了一个系统的评介，其中胡适说了一句流传至今的着名的概括，把实用主义的方法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月日和4日杜威先后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演讲，有一千多名青年冒雨赶来听讲，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在中国各地巡回演讲00多场，足迹遍及了上海、北京、湖南、福建、广东等十几个省市，内容囊括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

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当时中国形成了一股实验主义的热潮，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杜威的行程，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讲录，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的学说。各种各样的社团以及相应的报刊陆续诞生，各级各类学校大力试验杜威的教育学说，后来这五大系列演讲还被汇编成书，在杜威离华之前就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产生了轰动效应。

杜威来华的时候，中国各种思想风起云涌，杜威的系统学说，成为当时中国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的主导潮流，推动了民主和科学的传播。其中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他的教育主张是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这一点对蔡元培、晏阳初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方孔子”杜威在中国

美国教育学者施瓦茨曾说：“在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上，约翰.杜威与现代中国之间的交往是最吸引人的事件之一。”约翰.杜威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1919年年初，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在杜威的学生胡适、蒋梦麟等人的运作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5个教育团体向他发出邀请信，邀请他来中国讲学。

杜威中国之行的足迹遍及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个城市，作了00多次讲演，给予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1919年10月0日，恰逢杜威的60岁诞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地为杜威举行了晚宴。蔡元培发表致词说：“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19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在杜威离开中国的前一个月，在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

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威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儿简.杜威199年在《杜威传》一书中写道：“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