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由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范源濂发来的，聘请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当时北大建校仅仅18年，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是浓厚的，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的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

陶希圣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学生和教员仍然是八大胡同，也就是当时北京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顾客。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他下定决心要整治教务。1916年1月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当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地排队向蔡行礼，蔡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是大为惊讶，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当做是一个官职。

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蔡元培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为请来陈独秀，蔡元培三顾茅庐，他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陈独秀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此后陈独秀又推荐了胡适，聘请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着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

各种文化社团是风起云涌。师生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民主自由的风气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得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仿效德国大学的管理办法。

北大内部纷争的复杂背景

当初蔡元培入主北大，就是要以“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将北大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这势必会在用人上引发一些观念上的矛盾，例如新文化运动和守旧文人之间的争执。这种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原因还是思想观念和政治因素。革命元老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时候的事情，现在北京政府权力掌握在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手里，蔡元培实际上与段祺瑞政府处于全面的对立状态。

年年初，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主编《新潮》杂志，其中的激进思想终于授人以柄，北京官场、学界乃至一般知识界，对北大不利的传言越来越多。

教育部长傅增湘月6日致函蔡元培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其间林纾写了两篇影射小说和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蔡元培看到林纾的公开信后，公开答复，就林纾对北京大学的攻击以及对胡适等人的诋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林纾的言行立即引起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集体反对。李大钊希望守旧派能够光明磊落地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鲁迅认为林纾是前清举人，和民国无关。

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安徽，而陈独秀、胡适这些人也是安徽人，但是这两股安徽势力各自争锋。陈独秀在6月被捕时所散发的传单，其主要斗争矛头指向的就是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徐树铮、段芝贵等人。

段祺瑞政府对蔡元培和北大已经严重不满，接下来或许会有所动作。在“五四”前夕，北大和蔡元培处境艰难，他们之所以会被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传言触动，发起“五四”运动，也是不希望坐等政府来收拾处置他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