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在1916年的夏秋之际，接连发生了几件和新闻行业密切相关的事件。首先是1916年8月，民国名记者邵飘萍创办的新闻编译社开始发稿；9月，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0月，《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开创了近代黑幕小说的文体；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抨击尊孔运动。

在民国成立后，政府在保护言论出版自由方面是曾经作过很大努力的。

民国初年报纸发展很快。民国成立后仅半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增加到近500种，新创办的报纸多数是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而在民国初年的报纸中，各个政党主办的报纸又占了很大的比例，比较有名的有同盟会的《民主报》、《国风日报》、《民立报》，共和党系统的《国民公报》，《大共和日报》，等等。

政党报纸发达是民初新闻事业的一个显着的特点。不仅报纸总数增加了，规模也扩大了，如《申报》，191年史量才接办该报的时候，发行量只有7000份，到了1917年就增加到了万份。这个时期，出版社也开始发展起来，其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要数商务印书馆，到1918年已经出版了各类教科书90多种。

在民国初年，新闻通讯社也有了迅速的发展。191年到1918年间，新创办的通讯社达0余家，如公民通讯社，民国第一通讯社，上海新闻社，新闻编译社，等等。这些通讯社规模虽然都不大，一般只有一两个社员，用复写和油印的方式写稿，发行的份额是由几份到几十份不等。在民国初期，新闻界整体上来说，是有着很高的言论自由的。即使在袁世凯独裁时期，一些报纸也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展开“倒袁”的舆论宣传。

虽然在当时也有记者遭到军阀迫害，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遭到所“攻击”对象的报复。

究其原因，首要的是当时的政客们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标榜，同时追求自由的欲望很强烈，报纸是他们获取信息的窗口，因此对于报纸的言论自由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其次是政局的混乱，使得统治者无暇顾及新闻和言论。相比之下，报纸的口诛笔伐则主要涉及的是军阀个人或集团的名誉，一旦对报纸实施强硬的管制，甚至报复，还可能遭到其他政客的攻击，是得不偿失。因此军阀和政客，在新闻问题上都不敢造次。

“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报人邵飘萍

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浙江东阳人。

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是一个秀才，以教书为业，膝下四子一女，飘萍最小。

飘萍5岁随父启蒙，6岁读书，10岁能作文答对，14岁考秀才得第一名，18岁入浙江高等学府（浙江大学前身），在校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稿，被聘为该报特约通讯员。

邵飘萍本是一介书生，但他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秉笔直书，抨击丑恶，成为民国时期的着名报人，最后还因为抗击暴政，献出自己的生命，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

辛亥革命成功后，邵飘萍在杭州参与主办《汉民日报》，先后任编辑、主编。

“南北议和”期间，举国上下都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幻想，他却凭借报人的敏锐，一眼看透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的真实面目。在唐绍仪与伍廷芳的谈判过程中，邵飘萍便在报上写文章大声疾呼：“呜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袁贼不死，大乱不止。”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后来发生“刺宋事件”、“北京兵乱事件”，邵飘萍更是在报上发表了一针见血的时评，指出这些事件不论真凶和内幕，最大得利者都是袁世凯。邵飘萍如此公开反对袁世凯及其爪牙，必然惹祸上身。1914年袁世凯下令封禁《汉民日报》，邵飘萍三次被捕，险些遇害。后经朋友营救出狱，流亡日本，入法政大学读书。

在日本，邵飘萍与潘公弼、马文车组织“东京通讯社”，为沪杭报纸提供“东京特别通讯”专栏。1914年10月，邵飘萍登门拜谒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结识了黄克强、陈英士、李大钊、章士钊、吴定九等革命志士。1915年，外国报纸透露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邵飘萍更是第一时间向国内及时提供报道，予以揭露。李大钊也为“留日学生总会”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两人同时撰文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形成了呼应。

鉴于邵飘萍的报人道义和爱国情怀，时人誉之为：“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