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请辞大总统的时候曾经开出条件，袁世凯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就应该来南京就任大总统一职。南京方面特意派出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五位专使到北京。此时南方革命党人已经又让了一步，不谈首都问题，只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而袁世凯一面隆重欢迎专使，“恳谈”南下就职事宜，一面密令北洋旧属曹锟率部在北京哗变。

191年月9日，北京东安门前门一带突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北洋军第三镇的士兵因为欠粮饷闹事，抢劫商号、焚烧房屋、奸**女、掳掠市民，把住在迎宾馆的五位专使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躲进了六国饭店避难。第二天，天津、保定也发生了兵变，形势变得极其混乱。日本军部调动军队准备向北京推进，北方各省督抚纷纷通电劝阻袁世凯南下，否则无人坐镇京师北方前途堪舆。

袁世凯找到托词，认为自己离开北京必将引起内忧外患，北方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局。南方专使从未亲临兵变，惊魂不定之际，只能电告南京参议院不妨尽量迁就袁世凯。到了这个时候，孙中山辞职时开除的几个条件全部都落空了。191年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孙中山这边则在积极地筹建铁路，声言要修十万里的铁路，而黄兴也主动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

另外一名革命干将宋教仁，虽然对于袁世凯抱有期许，但也指出了当时共和国面临的危机，他说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未常有也。早年间他曾经与黄兴等人，在长沙创立了华兴会，后来他又努力促进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的联合成立了同盟会。武昌起义胜利当时，很多革命党人都缺乏思想准备，而宋教仁却拿出厚厚三大册的法制文献，为民主共和国描述了蓝图。

宋教仁是中华民国民主与法制的鼓吹者、制定者和扞卫者，他热衷于“政党政治”与“政党内阁”，正是他力促同盟会和几个小党合作成立了“国民党”。

191年8月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他与孙中山、黄兴等9人当选为理事。

191年月，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596席当中占了69席，在参议院74席当中占了1席，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各方面都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举为内阁总理。

北京兵变内幕

191年北京发生兵变。当时正是南北议和期间，南方革命党人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民国大总统，而袁世凯却认为南京是革命党人的地盘，坚持要在北京就职民国大总统。很多人以为，此次兵变是袁世凯有意而为，是为了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造成北京混乱局面，从而达到自己不去南京的目的。

其实，北京兵变的真相并非如此，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史实，向人们披露了北京兵变的真相。

那天的兵变，最初爆发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参加兵变的是第三镇全体将士。乱兵包围了总统府，大举抢掠，连窗户什物也都被捣毁一空。段芝贵减饷的事，构成了北京兵变的导火线。原来军队开拔，士兵每人得饷二两，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例。但段芝贵仗着自己的势力，粗暴地凭空把士兵的饷银减去了一两。减饷的消息传来，士兵们非常激愤。

但是这只是表面理由，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参与兵变的将士本身，他们的思想还不能接受革命。特别是袁世凯的转变，让很多将士难以接受。袁世凯不久前还教育士兵忠君爱国，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摇身一变，自己做起了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袁世凯在很多将士心目中，是一个篡位的奸贼，他们对袁世凯是深深不满的。

而且发动兵变的第三镇军纪极坏。开拔到北京以后，官长士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他们就可以胡作胡为了。

冯玉祥是一位正直的军人，在有些方面，他赞成袁世凯；在另一些方面，他竭力反对袁世凯。对于北京兵变一事，冯玉祥认为是中国旧军队溃化的必然。北京兵变给袁世凯很大的打击。袁世凯认识到旧军队已经靠不住了，开始编练部队，成立了后来的备补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