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年夏到19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日、欧留学生当中相继成立了，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的骨干当中开始酝酿。

19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他和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就和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中共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共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分别写信给各地的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89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中共组织成员，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集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在住处召开了预备会。

7月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会址就设在中共代表李汉俊的住宅里。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旁，室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气氛也很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会议，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只出席了“一大”的开幕会议。

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给远东局。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课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直到7月0日晚，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就被迫中断了。

夜闯中共“一大”会场者的命运

经考证，191年7月0日，闯进李公馆的密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程子卿。

程子卿供职于法国领事警察局，即法租界巡捕房，为侦探督察长。

法租界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收回后，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督察处处长。

先后改任三等警监、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直到1945年月1日免职候用。

抗战胜利后，据说程子卿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拿份干薪，但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程子卿并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正式军官，没拿过什么薪水。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为历史原因，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他便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幸免被捕。

知情者指出，“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

此后他赋闲在家，但生活颇不错，上世纪50年代他家里仍雇有名佣人，还有一位奶妈。

程子卿虽没有职业，但儿女均学有所长，成为医生、技术人员，孙辈环绕膝下，安享天伦之乐。1961年9月7日，程子卿病逝于家中，终年79岁。他夫人杨景德于1980年因肺炎病故，终年8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