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占领平定，意味着东西两路大军的联络通道已经打通。为商议下一步进军目标和计划，宗翰宗望等金军高级将领在这里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

右监军完颜希尹说道：“今河东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两者乃两河领袖也。乘此之势，可先取两河，俟两河既定，徐图过河以取东京，不为晚矣。今若弃两河，先趋东京，苟有不利，则两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京，不能取之。”宗望默然不语。

宗翰怫然而起，抓起貂皮帽掷之于地，对诸将说道：“东京，中国之根本。我谓不得东京，两河虽得而莫守；苟得东京，两河不取而自下。上次东京之未得，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

宗翰停顿了一下，伸开右手作取物之状，接着说道：“我今若取东京，如运臂取物，回手得之矣。”

宗望欣然称善，其他诸将都不敢提反对意见。

此时，一名侍卫突然进来禀报道：“两位元帅，大同与燕京同时送来紧急消息。”

宗望问道：“发生了何事？”

侍卫说道：“大同府送来消息说半月前有一队士兵在返回大同途中被杀了，后经查询是押解宋军俘虏张孝纯父子的队伍，张孝纯父子被劫走了；同样燕京府也传来消息说，七八日前押解宋军俘虏李邈的队伍也于半道被杀，李邈也被劫走了。”

宗翰怒道：“竟然敢在我大金地盘上劫人，查出什么人干得了嘛？”

侍卫答道：“从两地传来的消息看还没有，不过两地的官府均判断应该是占领区的抵抗势力所为，不过具体是哪股势力还未可知。”

宗望说道：“宗翰，看来我们新占领的地方还是不稳啊。”

宗翰摆摆手道：“再不稳也不能影响我们进军东京的战略，只要我们攻破了东京，什么都会有的。”

随即宗望与宗翰给大同还有燕京两地下令，让两地派出军队清缴占领区的抵抗势力。

虽然中间出了张孝纯等宋军俘虏被劫走的插曲，但是此次会议最后还是决定，东西两路大军各自南下，渡过黄河，在东京城下会师。

其实，刚开始出兵时，宗翰与宗望都没计划攻取东京，他们只想完成对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占领。之后，再根据情况，相机占领两河地区。

占领河北河东，与宋朝以黄河为界，本是宗翰的一个既定战略目标。

然而现在，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推进，随着派遣使者与宋朝的进一步接触，宗翰对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已经看得越来越透彻。所以，他才敢于及时调整战略目标，敢于果断将战火燃烧到东京城下。

自从太原失陷，宋钦宗便很不安。他很担心金人再次兵临城下。他对军队与战将已经很失望。他既不想失去祖宗留下的土地，又不想与金人开战。因为他觉得，与金人开战几乎没有胜算。

怎么办？他希望用祖宗曾经使用过的老办法，即破财免灾法，来了结与金人的纠葛。可是，金人是否答应，他心里根本没底。派遣出去的几批使者至今都没回来，和谈结果如何也不得而知，这让他十分焦虑。

对于金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对于这些目标的确立与变化，宋朝君臣并不清楚，甚至也没人去进行深入研究。宋朝对金人的一切决策，不是建立在客观分析敌我实情以及各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己主观臆想和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脱离实际的决策，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十月十日，也就是宋钦宗给太上皇祝寿那天，出使宗翰西路军的吴革回京。宋钦宗召见他，问及割地之事，吴革回答道：“金人有吞噬之意，入寇必矣。乞措置边事，起陕西兵为京城援。”

宋钦宗听后半信半疑，犹豫不决。他仍然不愿放弃和谈，对和谈仍抱有很大的希望。

隔了一天，即十月十二日，出使宗翰西路军的李若水本人没回来，但派人一下子送回来三份奏疏，其内容让宋钦宗很震惊。

李若水的第一份劄子，主要是汇报出使情况以及建议：“臣等奉命出使，到皇子军前，馆伴首先诘问三镇及所欠金银、归朝官、岁币四事。及见皇子，只説三镇乃大事也。到国相军前，馆伴无主议。及见国相，专理会三镇，无一言及岁币、归朝官。至于金银，不惟不言，且深以为讳。

臣等熟计之：关于归朝官，徒费廪禄，终不为用，玩而留之，惟以宿祸。前既下诏遣返，不当复吝。况金人以绢书之故，坚要此辈。以示本朝不复收纳，且绝燕人南向之念，不若与之，以中其情。

关于岁币，朝廷必谓既已用兵，币何得与？然用兵之説归罪将帅，持礼议和，遣使不绝，岂有不与之理？臣等恐朝廷惜今岁之币，但语之以讲和之后，必不亏少，彼意并不深较。

关于所欠金银，臣等初不知数目，既见馆侍説，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当初使人不量朝廷有无，胡乱许诺，今库藏已竭，哪里得来？彼亦知无有，可以他物准折。

关于三镇，乃祖宗之地，且陵寝在其中，所系甚大。臣等固已恭依圣训，曲致折租之説。彼云既割三镇，则租赋自属大金，如何再来相折？臣等复以息生灵、继盟好、永无穷之利动之。然而其意确然，终未谐契，彼云已遣王汭来朝申明。去就决择，惟在宸断。

区区所见，尚恐未尽。更望陛下防酌王云刘岑所説，揆度王汭之情，令侍从官以上聚议，早为之图，无使长驱深入，以成不支之势，则天下幸甚。”

李若水第二份劄子，主要谈了自己对宗望与宗翰的感受与认识，建议朝廷对他们在外交礼节上平等对待：“臣窃见朝廷自来遣使，未尝不以皇子为重，国相为轻。臣等到彼两处，备见情状殆与传闻不同。人但见以皇子系大圣之子，族属为近，昨至城下，暴声远闻，矜露其功，大有跋扈之势，故特重之。然国相为堂叔，又为左副元帅，位在上，论其功亦相等。

而皇子轻骄，颇有易与之迹；国相严整，毎多固拒之词。故皇子要归朝官，而国相不及；皇子欲寻思三镇，而国相确然不许；皇子索金银甚切，而国相反以为讳。

臣尝以此异同，问之于馆伴，其怫然曰：“此事一般，莫是贵朝看得那样。”又密问其军中人，真定寨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决定。”太原寨中者则曰：“皇子常来此禀报。”虽云各防其事，然已见有相轧之象。

此前常闻皇子忌国相下太原，而功出已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则国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规模之大，事体之重，则又过之。伏望陛下屈已为民，度时用徳，均其所以待遇之礼，庶使交孚，不害和议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