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的这些喜好要花费大量的银子，他除了在京畿附近买地、在北京开酒楼以外，他还经营了一个戏班子靠唱戏赚钱。
早在万历末年，张岱就意识到戏曲这门手艺正在快速发展，他或许能说自己知道其中法度，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
苏州的昆曲，旋律优美，形式精妙，已走出如绍兴戏这类地方戏曲的格局，走向通俗化以求得到大明天南海北老百姓的认可。张岱虽然雅好丝竹之声，但也深知剧本和伶人才是戏好的根本所在。因此他特地从苏州请昆曲高手来京城排戏。
张岱全家都喜欢听戏，他的伯父叔叔们各自都养活了一个戏班。随着家里的伶人、女伶年岁渐长，学艺日精，乃至凋零，由新人取而代之。张岱把他们都带到京城教授当地的新人们唱戏。
调教唱戏之道自然是不可胜数。张家的戏班教女伶唱戏时，从来都不从表演入手，反倒是教她们琵琶、箫管、鼓吹等各种乐器，然后教唱歌，最后再教舞蹈。
一个好女伶是很难培养的，刚开始演出时，若是有门道甚精的师傅在座听戏，有的女伶会呆在台上，吓得唱不出来。她们将这种经验称之为“过剑门”。
在张岱少年时，他爹张耀芳找来一班女伶，在西湖边刚搭好的楼船表演，结果刮起暴风，掀起大浪，舞台就在观众的眼前被毁掉。但是，戏班不想放弃亮相的机会，加上观众在旁喝彩，伶人们终能克服戏台的问题和内心的恐惧，粉墨登场。只有像张家这种富贵人家才有能力演成套的戏码，让各方名家品评师傅教戏的功力，也让不同的戏班之间保持伶人的流动。
张岱有个朋友叫彭天锡，他家住绍兴北边，与张岱相识多年。彭天锡跟其他爱看戏的文人雅士一样，既精于品评、出钱赞助，也演戏、教戏、爱看戏。张岱写过一篇文章称赞彭天锡，说他唱戏、导戏的功力妙绝天下。
彭天锡的规矩很简单：他从不按自己的意思修改本子；为了准备演出，他会不计代价，把整个戏班请到家里排练，排练一次就要花个十两银子。
几年下来，彭天锡不断增加自己会唱的剧目，他可以在张岱家里唱个五六十折戏而不重复。彭天锡自己本身爱唱戏，尤其擅长演奸雄和丑角，刻画佞幸入木三分，无人能及。真给观众一种“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的感觉。
张岱认为，彭天锡天性深刻，胸怀丘壑，灵活机变又浑身是劲，唯有借着演戏才能完全展现。彭天锡的表演精妙，张岱甚至称赞为前人所未见，可传之不朽的作品。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张岱邀请彭天锡来京城与他共同创业，做一个名垂青史的戏班。
张岱跟好友冯铨借巨资修盖了一座超大戏院，第一次开场就上演了多达四十人扮演的《目连》戏码，讲的是佛门弟子目连入地狱救母的
故事。
这出戏连演三天三夜，戏台周围置有数百个座位：戏子使出浑身解数，在台上献技，度索舞绳，翻桌翻梯，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吞剑。
下地狱的段落栩栩如生：从牛头马面、夜叉罗刹等鬼怪，到锯磨鼎镬的拷打，活脱脱是一幅吴道子的《地狱变相》。
观看的百姓无不惴惴不安，摇曳灯火下，个个面无人色。最后，观众与戏子的呐喊惊动了巡城御史杨涟，以为白莲教要在京师造反，杨涟亲自来探查，才发现是戏班子唱戏，这才安下心来。
因为《目连》这场戏，张岱一下子就在北京火了，无数的达官贵人花钱来买票观看，不出几月，张岱就收回了投资的本钱，还钱给冯铨。
魏忠贤和刘若愚每次给皇帝准备戏班进大内做表演，都提前询问了张岱的意见。
张岱组织戏班的时候，自己的业余爱好也没有放下，琴棋书画的赏玩品鉴从来没停过。
这样的一个花花公子，皇帝是不打算让他跟着茅元仪去朝鲜添乱。除了张岱生性好玩的特点之外，朱由校还有一个疑虑，那就是张岱的叔叔张联芳有问题。
张联芳是朝廷官员，也是江南的大收藏家。官场锱铢必较，尔虞我诈，而艺品的世界亦是如此。精明的买家能赚到钱，而有才能的艺术家也能致富。同时，高明的骗徒和伪造者日益猖獗，而眼光独到又能诚实估价的人炙手可热，也是财源滚滚。张联芳的老师朱石门就是大收藏家，他交游广阔，收藏惊人。
万历三十一年，张联芳乡试落第，旅行至淮安，有人来兜售天然硬木桌，淮安巡抚出价一百两，但张联芳以二百两买到之后，把桌子放到船上，连夜赶回家。
后来，张联芳在龙山之麓建造精舍，也造有舒适的船屋，或许是用来收购江南和杭州一带的珍藏，并赶快逃离愤怒的竞价者。
张联芳手中有三件宋朝稀有珍宝——白定炉、哥窑瓶、官窑酒壶，有个当地的收藏家出价五百两，结果被精明的张联芳所拒绝。
万历三十八年，张联芳得到一块重达三十斤的璞石：他先以清水冲涤，然后在日光下检验其成色，其色清澄，让他很高兴。张联芳把璞石交给玉工雕一只龙尾觥，或是剩下的寸屑寸皮，也值不少钱。
张联芳在河南孟津当官时，心想此地曾是周朝都城所在，相必有不少青铜器。张联芳从这里得到的铜器装满了数车，有三只一组优雅青铜酒杯和两只大花木罇，各高三尺，花纹兽面。
这个消息通过锦衣卫传达给了皇帝，这些宝物经过秘密调查，是盗挖三代古墓而来的赃物，被当地的太监劫夺据为己有后，再卖给张岱的叔叔张联芳。
皇帝也非常纳闷，张联芳获得古物的手段是否是不正当违法的。朱由校不允
许担当重任的大臣亲属有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皇帝让锦衣卫私底下调查张联芳是否有掠夺人财收受贿赂的情况。
茅元仪去朝鲜的目的就是制作舆图，为大明朝更好地管理朝鲜地方打基础。
中国古代就有很完善的制图技术，但很遗憾的是中国古地图的绘制没有考虑到地球的曲面，这是很大的问题。
从明初开始，朱元璋就下令建造了大本堂，取古今图籍藏于其中。为保持行政区划、疆域、边关以及各地防区地图的时效性，他三令五申要求全国各地每三年造送一次地图，促进了区域性地图的测绘，绘制过不少区域性地图集和舆地图。
纵观明代的地图绘制，可概略分为三个时期。明初，有丈量土地后绘制的鱼鳞图，水利、漕运和远航绘制的江河图、海运图，各地和边关绘制的军事防务图。中期，地图集编制逐渐趋向成熟，生产了像《广舆图》等成就卓著的地图集，把传统的绘图法提高到新的水平。为防倭寇入侵又兴起了绘制海防图和江防图。后期，西洋传教士引入了以经纬度为基础的地图。
后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将精美的《大明万国舆图》献给万历皇帝。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没有像某些文官想象中的会对世界地图的“大明”这么小而大发雷霆，神宗非常喜欢，并传旨命献六轴十二幅绸印的世界地图，并把这些绘制精美的地图赏赐给太子和皇亲，让他们装饰住宅。并要求利玛窦继续复制。
西方地理学书籍传入的新知识点使中国士大夫开始反省自己的天下观，他们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的经纬度和到处写满了国名的世界地图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明朝的一些士大夫认为遥远的欧洲人是通晓文理、温文尔雅的。实际上已经把天主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了。
绘制地图的测量从北直隶开始，主要采用天文观测和三角测量两种方法。
纬度测量主要通过观察太阳午正高弧来确定，或用天极高度，恒星中天高测定。后者因夜间观察和仪器使用不便而很少采用。
经度的确定，则主要采用月食经度法，即在不同地点观察月食的时差来推算经度。
不过在整个测量工作中，使用最多的还是三角测量法。
数理院制造了不少帮助绘制地图的仪器。首先造成了供观象台上使用的天文观测仪器，包括有天体仪、地平仪、象限仪、纪限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等大型仪器。还制造了简平仪、日圭表、测绳、测链、游标式量角器、函数计算尺度等小型仪器。
茅元仪亲自踏勘，制作了关于北直隶精细的测绘地图，这其中把各个府县、卫所的具体位置都精确标定。就借着这份经验，茅元仪被皇帝委以测绘朝鲜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