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他写完这封奏疏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在清晨的薄雾中，杨涟怀揣着奏疏，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

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免朝）。

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

只能明天再来了。

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

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

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

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疏。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

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

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

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

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

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地畏惧。

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

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

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

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儿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

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

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账。

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

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

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

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

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

吃过魏公公苦头的劳苦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

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知情的人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疏，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

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

而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也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杨涟没有想到，自己的义愤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

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涟的看法。

在写奏疏之前，为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赵南星、左光斗通过气，但有一个人，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

自始至终，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且身居首辅，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账。

因为叶向高曾不止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

对付魏忠贤，是不能硬来的。

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且内有奶妈（客氏），外有特务（东厂），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

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

魏忠贤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的那帮人，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

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时间。

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除去

超人、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邪是经常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比如于谦、岳飞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

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

逆转

杨涟，下一个殉道者。

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的。

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

杨涟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

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个木匠。

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的建筑，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

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

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儿天启同志也搞过。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几十万元，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不干皇帝，也早发了。

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

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地抓瞎。

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儿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

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

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儿，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

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

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

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

这意思是，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杀谁。

杨涟没有，所以不行。

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实力，并不在他的一边。

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

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爌，希望他手下留情。

韩爌给他的答复是，没有答复。

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毫无回应，别说赞成，连拒绝都没有。

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

与韩爌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

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

凡持此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

因为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的，实际上，压根儿就无法赶尽杀绝。

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断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让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1624）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于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地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叶向高很冷静，自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

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

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

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

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爌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有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往死里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和东林党熟，和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1625），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

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时，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地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的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红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扬扬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