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儿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疏，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打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
“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儿，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一点：叶向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直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
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如果这样想，那是相当单纯，因为就在叶向高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浑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儿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儿（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的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件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儿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申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儿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的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一了百了）。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审讯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儿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帽儿你上哪儿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儿。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儿，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儿，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审判。
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
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
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一个不该跳出来的人却跳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
事情的起因
，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
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话虽说有点儿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
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作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
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
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郑国泰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郑国泰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
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
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
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
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
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
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今湖北湖南）人为主的楚党。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
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
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疏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在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
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
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
答案是，对人不对事。
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
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
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叶向高，却还不是东林党人，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
三十二年前，即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生人。
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考验。
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地说，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
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过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
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相信，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儿打的底。
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累赘），独自逃命，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她说：
“要死，就一起死。”
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
恩怨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
必须说明，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就不介绍了。
“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
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还是很有效的。
隆庆六年（1572），叶向高十四岁，中秀才。
万历七年（1579），叶向高二十一岁，中举人。
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二十五岁，第二次参加会试。考试结束，他的感觉非常好。
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成为进士。现在，在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关——殿试。
殿试非常顺利，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因为从此刻起，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虽然此前，他们从未见过。
要解释清楚的是，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并非全国第七十八名，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
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南、北、中，录取比例各有不同。
所谓南，就是淮河以南各省，比例为55%。北，就是淮河以北，比例为35%。而中，是指云贵川三省，以及凤阳，比例为10%。
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那么分配到各地，就是南部五十五人，北部三十五人，中部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南部人，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哪怕你成绩再好，文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你也没法录取。
而如果你是中部人，哪怕你文写得再差，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之后，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你就能当进士。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从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南北榜案件。
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于是有人不服气，说是考官舞弊，事情闹得很大，搞到老朱那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也不争论啥，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
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谁都别争了，就看你生在哪里，南方算你倒霉，北方算你运气。
到明宣宗时期，事情又变了。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别说读书，混碗饭吃都不容易，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就算是绝户。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还特别穷，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
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基础不同，底子不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
这套理论很残酷，也很真实，主要是玩概率，看你在哪儿投胎。
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江苏、湖北之类的地方，就真是阿弥陀佛了。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据我所知，有些“乡镇中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不记成绩），大都能考六百多分（七百五十分满分），美其名曰：锻炼素质，明年上阵。
每念及此，不禁胆战心惊，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如果想上北大，六百多分，只是个起步价。
应该说，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逼急了还能玩点儿阴招，比如说……更改户口。
不幸的是，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作为南卷的佼佼者，他有很多对手，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
这位吴先生，也是福建人，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
按沈一贯的想法，这个人应该是第一，然后进入朝廷，成为他的帮手。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
于是，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
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
主考官固然大，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
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却有实力，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申大人一看，也高兴得不行，把沈一贯叫过去，说这是个人才，必定录取！
这回沈大人郁闷了，大老板出面了，要不给叶向高饭碗，自己的饭碗也难保，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于是最终结果如下：
叶向高，录取，名列二甲第十二名。
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因为若要整人，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就此了事。不给状元，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实在让人费解。
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
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自然是要教训的。但问题是，这人是申时行保的，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还要给足。而二甲第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
因为根据明代规定，一般说来，二甲第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也不会太风光，恶心一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
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
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
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
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
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
“闽人岂可做讲官？！”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
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的阴险。
张位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
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
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
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
万历二十六年（1598），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
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
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
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待很久。
很久是多久？十年。
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
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
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
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在痛苦地挣扎。
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光有同党是不够的，光有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
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
但沈一贯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
所以刘廷元、胡士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
梃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
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
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梃击案，了结此事。
而王之寀，是一个找麻烦的人。
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
对了，还忘了一件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中，他都名列前茅。
再审
王之寀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
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并没有丝毫畏惧，他随即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
张问达，字德允，时任刑部右侍郎、署部事。
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事，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士相的上司。
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他非常不满。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他当即下令，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
这是个有趣的组合。七人之中，既有胡士相，也有王之寀，可以听取双方的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七个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
想法没错，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
在七个主审官中，胡士相并不孤单。大体说来，七人之中，支持胡士相的，有三个人，支持王之寀的，有两个。
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
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个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
主审官陆梦龙发问：
“你为什么认识路？”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
顺便说明一下：陆梦龙，是王之寀派。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
“我是蓟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
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
再问：“谁指引你的？”
答：“庞老公、刘老公。”
完了，完了。
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庞老公，叫做庞保；刘老公，叫做刘成。
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地得到。
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
“我认识他们三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予我金银壶各一）”
陆梦龙这才明白，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
他立即厉声追问道：
“为什么（要给你）？！”
回答干净利落，三个字：
“打小爷！”
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现场顿时大乱，公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不能再问了！”
这一下大家又蒙了，张差招供，您激动啥？
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立即结束。
七人之中，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
但形势已不可逆转，王之寀、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张侍郎十分震惊。
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很多人纷纷上疏，要求严查此案。
郑贵妃慌了，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但此时，局势已无法挽回。
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张问达。作为案件的主办人，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还搭上太子、贵妃、皇帝，没一个省油的灯。
案子如果审下去，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可要不审，群众那里没法交代，还会得罪东林、太子。小小的刑部右侍郎，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就能把自己整死。
总而言之，不能审，又不能不审。
无奈之下，他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
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
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说来是四个司，比如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却有十三个司。
这十三个司，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比如胡士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审个案子，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
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
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也轻点儿。
可到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二十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
这次张差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有点儿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得特别彻底，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按张差的说法，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
精彩的还没完，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封教。
红封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据张差同志讲，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
一般说来，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太不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封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
而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封教的后台。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却发展到无人知晓，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
张差确实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审案时丑态百出。比如胡士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越闹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
“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
但总的说来，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
上报的同时，刑部还派出两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去皇宫，找庞保、刘成。
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屡试不爽，可这一次，万历却对她说：
“我帮不了你了。”
这是明摆着的，张差招供了，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你还怎么跑？
但老婆出事，不管也是不行的，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她，而这个人不是自己。
“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结此事。”
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
“这事我不管，你要亲自去求他。”
郑贵妃又哭了，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
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来到了宿敌的寝宫。
事实证明，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双方爬起来后，郑贵妃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没想过要害你，那都是误会。
太子也不含糊，反应很快，一边做垂泪状（真哭是个技术活），一边说，我明白，这都是外人挑拨，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我不会误会。
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让他当即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随即，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共同进步。事情就此圆满结束。
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其主题意境是，郑贵妃很狡诈，朱常洛很老实。性格合理，叙述自然，所以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
开头是相同的，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
很快，老实的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此事必有主谋！”
这句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
“如果这事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奴家赤族）”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
“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稀罕汝家）”
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
“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
于是大家都满意了。为彻底平息事端，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二十八日，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吗就干吗，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都别再折腾。
太子的表现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
一天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
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梃击”。
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
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相当无聊。
所以有些人认为，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浑水摸鱼，借机闹事，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
但我的看法是，这事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
对于梃击案，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
这都是蒙人的。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猾，太子也相当会来事，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
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头。